我将此书命名为《变动的城市》，对于身处18世纪最后几十年之前的任何时期、地球表面的任何地点的任何读者来说，看到这个题目都会感到莫名其妙。并且即使在那时（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一段时间内，英国也只是地球陆地表面唯一的，明显的悖论刚刚开始呈现真实趋势的区域。在传统的语言规则中，“动产”（movable property）和“不动产”（real estate）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并且“不动产”意味着土地以及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之所以被称为“real”，是因为它们固着于某地而无法移动。

游牧民居住在由一系列帐篷和小木屋组成的可移动的宿营地中，这些小木屋能够反复拆卸安装，并且可以用骆驼和马车驮运，随着游牧民族以及他们的畜群，在每年的夏天到冬天的这段时期，沿着固定的路线逐水草而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游牧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熟悉的，因为通过《创世记》对人类始祖生活的描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间接地了解到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亲眼看见过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已经定居的游牧民族还是仍然处在迁移中的游牧民族。《旧约》中对游牧民族的描述已经在他们的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这些定居社会的角度来看，游牧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多余的。因而，在其他定居社会的人们眼中游牧生活方式也同样如此。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定居区域的人一直是人类人口的大多数。存留下来的漂泊的食物采集者、猎人以及游牧民，已经脱离了定居社会，成为很小的一部分人类群体。定居人口也没有被其居住在地球陆地表面的游牧同伴所全部熟识，除非是在那些偶然事件之中。在这些事件中一些游牧民涌出荒原进入农耕区，并给农耕区带来了屠杀以及毁灭，他们或许还会将他们的牛轭强加于定居的受害者身上，直到这些游牧的残暴统治者被驱逐或者被同化。

然而，这些大草原涌出来的游牧民已经使定居生活的常态进程遭受了不正常的中断，并且自从17世纪以来，这种非正常的中断就再也没发生过。17世纪当俄罗斯帝国以及中华帝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碰撞后，游牧生活方式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在黑龙江流域相遇后，定居人口的聚居区已经形成环形的聚合，圈围了欧亚大草原。今天游牧民族的最后幸存者正在被武力禁止继续进行穿越边境的季节性迁徙，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边境毫无意义。在内蒙古、满洲以及西藏，游牧民已经被中原的农耕移民所影响；在苏联，游牧民连同他们的畜群已经被赶到集体的农庄以及农场中；在沙特阿拉伯，他们被吸引到美国的油业城市中去，以获取那份对他们来说十分奢侈的工资。

人类的定居主体对游牧的生活方式进行摒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整体上说都是受到赞成的，尽管俄罗斯人以及中国人所采取的方式是粗放的。对于定居的民族来说，一种古老且危险的游牧生活方式的消失已经被没有遗憾地接受。我们17世纪目睹了游牧生活方式开始消失的祖先，他们将会感到震惊——或者说不敢相信——如果他们已经预见到被他们所压制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已经转移到了现今的定居世界，并且逐渐削弱了其内部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自从农业进步到一种非常高效的程度就已经确立。这种高效的农业使人们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耕种，而不是继续实施原始简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原始生产方式的破坏性巨大，它砍伐并焚毁树木，从清空的土地中的木灰中摄取营养，然后生产者离开，在另一片未开垦的土地中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19世纪前的祖先看到他们的后裔已经从定居的生活方式中脱离，就像三四千年以前游牧生活方式从定居社会中脱离一样，不仅会感到惊讶而且还会感到困扰，他们很难相信一个曾经居住在坚固房屋中的人类竟然会觉得在旅行的车中更有家的感觉。当今佛罗里达的拖车小城，会使我们回忆起游牧祖先由帐篷和小木屋组成的营地。驾车旅行的人在车中花费的时间要比在车外花费的时间要多，这可能会被定居的祖先误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机械怪物，正如中美洲的民族误认为科尔特（Corte）的6名机械骑兵是半人马一样。当今每天按固定路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来于郊区住宅和工厂或者公司之间的上班族——这些上班族在工厂或者公司消耗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且获得薪酬——使人回忆起每年按固定路线迁移的游牧民。文明的定居人口在经济需要的驱使下再一次成为游牧民而存在，这看起来不仅仅使人惊讶，更令人震惊。

我们的祖先会更惊讶地发现他们后裔的城市与城市中的居民处于变动中。他们认为根植于城市并密集排列的房屋，如同邓斯纳恩（Dunsinane）的森林中紧密排列的树木一样不可动摇。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城市有一天会模仿传说中的不详森林的行为，冲破城墙的束缚，如洪水般涌入乡村，对乡村造成比以往任何游牧部落的入侵更加彻底、更加持久的破坏。我们的祖先也没有想到，通过将他们曾经合理的市中心转化为病态的贫民窟，城市对自身也造成了破坏，贫民窟的这种病态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

到1969年，科技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动，并且发觉这已成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威胁，甚至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今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晚了，也无法判断保护自己免受变动的城市的冲击是否已经太晚了。当今的城市正在以雪崩的速度而不是熔岩流或者冰川的速度变动着。然而，至少有一个英国人，他于18世纪结束之前出生于英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其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发出了警告，在我的印象中这位预言家是一位讽刺漫画家，名叫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他于1792年出生，并于1878年去世。

在我和我的姐妹出生以及成长的地方，也就是位于伦敦的那座高高的排屋楼梯旁的墙上，挂着一幅克鲁克香克的蚀刻版画，这幅画涂满了彩色的涂料，并附有呈轴对称的标题“伦敦远离了城镇，砖石的进军”（London going out of Town-or-The March of bricks and Morter），并且附有1929年11月1日克鲁克香克设计、蚀刻、出版的小号字体注释。这幅复制印刷品是艺术家亲手绘制并送给我的祖父：克鲁克香克以最真诚的敬意送给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约瑟夫·汤因比先生，1866年5月12日。我的祖父约瑟夫·汤因比（1815—1866），比克鲁克香克更年轻、更早去世，他们既是同代人又是好朋友。对我祖父来说，这幅画是一个贴切的礼物，他是伦敦第一位耳鼻喉科专家，他在争取向新城区提供卫生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急救设施的运动中，同样是先驱之一，当然这种争取是滞后的。砖石建筑的进军已经改变了社会的存在，这种人为的灾难已经使人们措手不及。

在这幅画中，伦敦的核心区域被圣保罗教堂的圆顶与名胜古迹的顶部表现出来，这在左边的背景中非常明显，它们几乎淹没在新街拥挤的层层建筑中，执拗地朝向观众。最前一层建筑的脚手架依然搭在上面，已经贴出了“招租”的海报，在左边的前景中，一组烟囱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打头的烟囱帽比其余的都要大，手里拿着一张插入地下的通告牌，这一通告宣布：这块地用于租赁，询盘戈特先生（Mr.Goth），砖块与瓦工工具制造商，布里克斯顿（Brixton）布里克巷。在这一通告后，一辆马车正在倾倒垃圾，授权公告声明：垃圾可以倾倒于此。画的中心是一个正在生产砖的砖窑，这些砖向图片的右边层叠排列，形成一个彩虹般的拱形。在拱形的下面有一些正在冒烟的烟囱，远景是另一片涌上威士德山（Hamstead Hill）的密集住宅群。靠近山顶的地方是一个写有“Hamstead”的指示牌，并附有说明文字：我害怕，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城墙无法抵御蛮族的入侵，他们将会包围我们并且破坏我们所有的庄园生活方式，先遣队已经在路上。紧挨着前景层叠的砖块，三个有生命的灰浆桶正散发着一缕烟气，顺着烟飘去的方向出现了一棵痛苦的柳树，这棵柳树哭诉道：“哦！我受到了极严重的伤害！”其后面更远处的另一棵柳树同样十分痛苦，但是它仍然是直立的，它哭诉道：“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在第二棵柳树与其右边更远的另两棵柳树之间，两个有生命的干草堆正在逃命，穿着齐膝短裤和长筒袜的乡巴佬，正在尝试修复一组干草叉和一把耙子。其中最前面的逃亡者在感叹：“嘿，过来，我的小草堆，我们必须逃到更远的地方去，因为在这里我们正在失去土地。”它的小伙伴正在哭诉：“讨厌这些烧制的砖块，它将燃尽我们所有的干草。”在干草堆前，两头牛、一群羊以及几只鹅也正在逃跑，对于这些受到惊吓的动物来说，的确是时候逃亡了，因为在前景中，一辆独轮车正在运送其他干草，一把自动锯正在砍倒另外的柳树，并且栅栏也已经倒下了。

在我人生的前22年，每一次上下楼经过这幅画时，它都会引起我的注意。它鲜活而又残暴的景象摄人心魄，但是在那时我未能领会它的讽刺性。在18、19世纪之交，城市的爆炸性扩张在英国已经开始，这给克鲁克香克敏锐的灵魂以及讽刺的幻想提供了一个关注的焦点，以揭露和抨击人类生活中的两种主要悲剧——这两种悲剧更加可悲，因为它们是人类强加于自身，并没有经过任何殊死抗争。第一种悲剧，人类允许自己成为人造环境的牺牲品，这种人造的环境是人类利用卓越的技术为自己创造的。第二种悲剧，如果人们在自身的堕落中更好地将预见性付诸实践而不是等待，人类至少可以从一系列可怕的自虐行为中实现自救，但人类实际上选择了等待，直到千钧一发之际才清醒过来去处理他自己制造的不幸——卡桑德拉（Cassandra） 不受欢迎的、继而被忽视的预言，早已给予我们大量灾难警告。

克鲁克香克的漫画，并不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提醒我的家乡伦敦正处在变动中的唯一预见性事件。因为我的家庭并不是非常富有，我们居住的挂有克鲁克香克漫画的房子位于铁路一侧较差的社区，单调高大与时尚靓丽的韦斯特伯恩排屋被大西铁路（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这一永恒之路所分隔，这段时期仅存在于这里最终变成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之前。当我还是一个躺在摇篮车里的小孩子时，我曾每天在往返于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和家的路上，来来回回四次从桥上穿过大西铁路。我也曾被母亲带着去拜访她在韦斯特伯恩广场上的邻居兼朋友贝莉女士，与她住在一起的女儿和我母亲是同一代人，所以贝莉女士应该和我的祖父还有克鲁克香克是同时代的人。她曾经描述当她年轻时的生活是怎样的，她曾经居住在样式相同的房子里（就像我们的房子一样，是一种拥有地下室的高大房子），并且曾经带着她的孩子在河谷溪流的岸边采集野花，现在河谷中是火车运行的轨道。这一历史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发现除了占据河谷的铁轨上依然横卧着熟悉的桥梁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形象化再现，我发现，我无法相信这一空洞的山谷曾经绿草茵茵。这位仍然在世的老人在当时正值如今我的母亲一样的年华，而我有幸在她的客厅里聆听了这位老人的描述。

贝莉女士的回忆以及克鲁克香克的漫画，两者都应该警示了我伦敦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在我的孩童时期，19世纪90年代的伦敦确实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不可否认伦敦明显比纽约更大——但是这一认识带给我的并不是惊愕，而是自豪，我为伦敦的规模感到自豪，并且对本土城市与其他城市在物质体量的对比中保持的领先地位感到自豪，因为在那时，时代的印迹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明显。

回顾过去，很显然，发生在伦敦以及其他正在生长的城市的顽疾，是交通的性质与承载量。在我的童年时期，伦敦的交通依然是陈旧的。那时的交通工具是蒸汽滚轮车与牵引车，它们在马路上而不是轨道上行驶。医生出诊以及我居住在韦斯特伯恩排屋中的富有表亲外出购物时，乘坐的是配有马车夫的马车而不是自己驾驶的汽车。那时四轮马车和双轮马车还没有被挤出马路。伦敦中央铁路是伦敦最早的地铁，其修建时从竖井中挖出的黏土，是用双轮手推车运走的。在那时第一辆商业化生产的小汽车，还没有从工厂中生产出来驶向大街。这股汽车的细流在二战后，已经扩张为泛滥的机械洪流，在大多数民众意识到城市正处于变动中之前，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100年前克鲁克香克的预见性思考。随着城市中机械化交通工具的扩张，小汽车在马车时代的街道上实际行进速度降低到与已消失的四轮马车同步的水平，这是一个嘲讽，直到此时人们才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思考。

当然19世纪90年代的伦敦，早与传统的城市形态相距甚远，它再也不是传统的城市，甚至也不是传统的都邑城市——都邑城市是传统城市的特殊形式。尽管如此，我童年时代的伦敦依然保留了足够的传统城市特性，使我能够想象如同普鲁塔克的克罗尼亚城（Chaeronea）以及歌德的魏玛一样的城市生活，就像一位古生物学家通过一小块额骨碎片以及单个的椎骨能够重构已经灭绝的动物的完整骨架一样。我曾经在早饭后看到住在对面街上的法官黑尔先生骑马去他的办公室，这匹马是他的马夫事先从门后牵出来的。我曾经戴着军帽悠闲地看马儿从水槽中饮水，麻雀互相争抢从马粮袋中溢出的麸糠。

那么，什么是传统城市——昨天还是正常但今天已遭淘汰的那种城市——的特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城市这个词本身进行定义。我们祖先5000年前居住的城市与当今的“组合城市”（conurbation）——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膨胀的大都市早已出现了合并为世界城市的趋势，世界城市是一种辐射全球的城市形态，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之间有哪些共同点呢？试想一下，不需要太久远，我们的孙辈，或者我们的曾孙辈，将要生活并禁锢在这即将到来的，由街道、高速公路、停车场以及高耸入云的建筑物所组成的人造密林中。

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区，在这一聚居区中的居民，在有限的城市范围内，无法生产维持他们生命所需要的所有食物，这是所有城市都具有的共同特点。耶利哥和大都市是同一的，尽管从外表来看这两种城市看起来完全不同，这就像贵宾犬与丹麦大狗，或者家猫与老虎的区别一样。家猫和老虎都是猫科动物，贵宾犬和丹麦大狗都是犬科动物，同样耶利哥与大都市都是城市。在定性这一问题上，它们拥有共同话语权的证据是，耶利哥的居民在他们所生活的区域范围内，并不比大都市的居民能够更好地实现完全（entirely）自给。

单词“entirely”是一个必须的限定条件，因为有些城市的区域以城墙为分界线，这样的划分，使得城市区域比建筑区（built-up）和居住区要大很多。多亏了这些防御墙内部的多余空间，城市居民可以度过长时间的城市围困，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多余的土地上种植庄稼并且放牧牲畜。这些拥有如此广大周界的城市遗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最后的几个世纪，依然在希腊西北矗立着。这一区域随后因埃托利亚（Aetolia）、阿卡纳尼亚（Acarnania）、伊比鲁斯（Epirus）而被人们所熟知。同样巨大的周界，在公元纪年的第二个千年前期的几个世纪，依然在印度西北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它们位于今天的拉贾斯坦邦（Rjastan）境内。然而，这些半自给的城市是独特的，因为城墙的建造与维护非常昂贵。即使一个城市社会能够支付很长的城墙的建造以及维修保养的花费，这一精心修筑的城墙必定需要更多的卫戍部队来守卫，从而城墙内部增加的食物生产，很容易被增加的人口数量所抵消。

因而，城市依靠自身生产的食物来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有限，即使城市边界扩展到距离城市建筑区以及居民区很远的地方，即使城市内部无建筑的区域包含一些农场和牧场。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城墙内部包含生产食物的土地，这样的城市往往是一些例外。在城墙内部包含非建设用地通常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不是出于经济用途。

例如，在锡拉库扎（Syracuse），城墙于公元前403—前398年之间，被狄俄尼索斯一世扩建，最远扩及欧亚卢斯（Euryalus）这个强力的支撑点，这一点对艾皮波莱高地（Epipolae）具有控制作用，恰似一个等腰三角形，悬垂了从艾皮波莱脚下到海岸边的狭长地带。在公元前414—前413年，拥有当时更加严密的防御工事的锡拉库扎，勉强逃过被靠近内陆的雅典攻击者切断他们与腹地的联系的厄运。这些城墙早已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连接艾皮波莱高地两端海域的围墙。锡拉库扎扩展到内陆的欧亚卢斯，使其很难全力应对雅典从内陆一侧反复的入侵。然而，扩展后的锡拉库扎在成功地抵御了迦太基人试图征服它的几次进攻后，最终于公元前212年被罗马攻陷。其沦陷的原因是，锡拉库扎人无法募集足够庞大的军队，以有效地守护狄俄尼索斯所建的巨大周界。

安条克（Antioch）的土地轮廓与锡拉库扎大体相似，但是安条克的地势更高。在安条克，建筑区和居住区同样是细瘦低洼的狭长地带，其被限制在奥伦特河（Orontes）的河谷内，沿河的南岸伸展，其突出的部分并不像锡拉库扎仅是一块高地，而是一座山脉。在安条克，城墙一直被建到卡修斯山（Mount Casius）的山顶，但是，安条克的空闲土地——包括军事战略用地，依然比艾皮波莱高地崎岖的石灰岩表层土的生产率要低。安条克的空余土地是陡峭裸露的山地，甚至几乎不能放牧山羊。因而，在安条克的周界内，包括卡修斯山在内的必要军事用地，给城市造成了负担，拥有过度冗长的城墙对城市居民来说是不利的，防卫城墙内部的食物生产区域并没有给它带来对抗的优势。

齐多尔（Chittor）的拉其普特（Rajput）要塞与安条克以及锡拉库扎相比拥有更优越的自然条件。齐多尔高地比艾皮波莱高地的土层更肥沃，并且拥有比卡修斯山南部侧面更陡峭的山壁。此外，齐多尔山脚下大约一半的范围受到河流的保护，这为齐多尔城提供了一条天然护城河，如果奥伦特河为安条克、海岸线为锡拉库扎提供了同样的保护，这两座城市将会是幸福的。然而，即便坚固如齐多尔，也已经证明并不是无法攻破的。

证明城市周界的扩张是弄巧成拙的一个例外是乌代浦（Udaipu），乌代浦是梅瓦尔王国的拉其普特统治者在齐多尔要塞被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大帝攻陷后修建的，阿克巴对齐多尔要塞展开了疾风暴雨般的攻击，并且在攻陷后禁止拉其普特的统治者重新筑防，所以他们转移到了乌代浦。乌代浦是如此庞大的筑防城市，以至于可能会使人产生少有的误解，将其称为小型的筑防州。同齐多尔一样，其筑防工事是天然的。乌代浦是一个拥有肥沃土地的盆地，被山脉所组成的天然环形城墙所环绕，这种天然环形城墙只需人类在一些地方进行简单的加固就好了。当乌代浦的供水得到人工修建的湖泊确保时，这个要塞既没有因为饥饿也没有因为缺水而衰落，并且它的山脉周界是如此广阔，以至于很难集结足够庞大的军队包围它，即使足够庞大的军队被集结，也无法保持持续的物资供给，哪怕是应急口粮。当阿克巴伟大的孙子奥郎则布（Awrangzeb）试图攻陷乌代浦时，他并没有复制阿克巴攻陷齐多尔的功绩，他的军队被击败，然后不得不尴尬地撤退。

乌代浦的周界极其坚固，其闭合的区域拥有极其肥沃的土壤以及供应极其充足的水源。但这仅仅是一种偶然，在战争环境中，这种能够提供非常好供给的筑防城市可能被证明非常有效。在和平环境下，即使像乌代浦这样含有大面积食物生产用地的城市，其主要的粮食供给也是来源于城墙外部的乡村地区，并且当乡村遭受侵略时，乡村的人口会携带其畜群到城市中寻求庇护，这些城市在和平时期是他们的市场。因而在战争时期，城市的市民人口以及筑防士兵的数量，会因为大量难民的涌入而膨胀。这不仅是增加了城市需要供养的人口，因为他们必须要在狭小的不整洁的区域露营，他们简陋的棚户区非常容易变成传染性疾病的温床，并且扩张到城市永久的社区中。

这正是公元前431—前404年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在雅典发生的事情。因为雅典人无法在野外正面对抗他们的敌人——伯罗奔尼撒人以及皮奥夏人，他们就从乡村撤离，并把阿提卡的乡村人口聚集到长城（Long Wall）内部，长城连接了雅典城与它的港口——法勒隆（Phaleron）与珀刺俄斯（Peiraeus）。这使得乡村避难者在应对敌人的行动方面得到了有效保护。尽管雅典——法勒隆——珀刺俄斯的周界十分巨大，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控制，周界中的人，包括难民依然需要设法供养（长城确保了通过雅典海军控制的水路，从海外进口食物的可能性）。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是雅典政府没有预料到的灾难，并且既无法阻止也无法克服。传染性疾病首先在灾民中爆发，然后扩散到了城市的原住居民中。在这一战争中，瘟疫给雅典人造成的杀戮远远大于雅典的人类敌人——他们的希腊邻邦——造成的破坏。

因而，在城市依靠城墙保护的时代，城市中的居民完全依靠城市筑防周界内的有限土地生产的食物来供养自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出于军事原因而进行的城市周界扩展被证明是弄巧成拙的应急之策。此外，即使在和平时期，它也无法实现有效的食物供给，在战争时期，它又使城市膨胀的人口处在致命的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之下，这种疾病往往能使人口大面积死亡。现在，机械化生活方式已经使城墙成为落后的防御方式，机械化生活开始于18世纪末期，首先在英国然后扩展至全世界。在机械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世界上城市的建筑区也迅速扩张，以至于许多街区以当地城市先前的城墙命名。纽约的墙街（Wall Street），伦敦的“伦敦街”（London Street）、巴比肯街（Barbican），环绕巴黎的城市大道（boulevards），这些街道现在都嵌合在城市的核心区域。一座新的城墙，今天建立，明天就不得不推倒，目的是让一座更大的城墙代替它，这座更大的城墙随后也将被推倒，被其他的城墙取代，如此往复循环下去。自从飞行器发明以来，这种闭合的城墙已经不能够有效地保护城市，即便是用最先进的技术建造的最新最大的城墙，研究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马其顿防线，就能够明白了。今天，城市遭受攻击以及实施防御已经不在陆地上而是在空中。

1840—1844年，巴黎已处在变动的节奏中，君主路易·菲利普（King Louis Philippe）使巴黎环绕在巨大的环形壁垒之中，这在当时依然是非常明智的举动。这预示了法国可能就“东方问题”与其他欧洲强权组成的联盟进行战争。路易·菲利普设防的巴黎，确实阻挡了1870—1871年的围攻，但是到最后，它不得不屈服，并不是屈服于围攻的武力而是屈服于饥饿。在那时，巴黎的给养已经是强弩之末（ tour de force ），尽管一个星期后在堡垒内部发现了食物。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堡垒对巴黎的发展仅起到了阻碍作用，并没有发挥任何军事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座堡垒被拆毁，此外，即使这座堡垒仍然存在，也不会在1940年比马其顿防线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并没有阻止巴黎以及法国的陷落。

1870—1871年对巴黎的围攻表明，即使在机械化时代的早期阶段，处于变动中的近代机械化城市像过去具有稳定结构的传统城市一样，没有能力在自身的周界范围内生产足够的食物供养自己。现代的机械化城市无法实现自给，即使是部分的自给也无法实现，然而少数的传统城市曾经做到过部分自给（正如其所经历过的一样）。机械化城市的居民为了在城市的周界内保留仅有的开放空间，不得不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对没有建筑物覆盖的开放性空间的首要需求来自交通，第二个是停车场，第三个是休闲的广场以及公园。确定用于耕地与牧场的市内空间对城市人口的食物供应所做出的贡献，并对这一需求进行调整将是极好的。即使是最大的城市，在考察的过程中也已经证明，城市是一个定居区，其内部的居民在城市的有限范围内无法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食物。这一定义的合法性，只要看一眼今天任何一个庞大的机械化城市就能确定。

如果这一定义被接受，其必然暗含没有外部农业生产腹地的食物供给，城市将不复存在的潜在意义。这些农业腹地的食物生产，除了能够满足当地食物生产者的需要外，还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这意味着没有城市曾经实现过或者能够实现经济的自我独立。每一个城市都依靠有效的交通运输与能够提供富余农产品的农业区域连接起来，为了吸引农业生产者将他们的剩余产品运进城，城市的居民必须向他们提供商品以作交换，这些商品是农业生产者需要——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想要得到——的商品。食物并不是城市可以提供的交换物（ quid pro quo ），因为乡村的食物生产者并不需要进口任何食物，况且城市的食物消费者也并没有食物用于出口。城市居民提供给乡村食物生产者的商品是手工产品以及服务（商业、法律、宗教、医疗以及一定程度的管理，尽管城市的管理服务并不总是受到欢迎，有时候还会迫使他们的乡村邻居违背他们的意愿）。城市的货物生产以及服务必须是活跃而紧张的，因为尽管食物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并不是城市人口必须要购买的唯一商品。建筑材料也是必须要购买的商品，尽管在城市的有限范围内，可以获得足够多的烧制砖块的黏土，但是木材是必须要进口的；此外，还必须要购买手工产品的原料，这不仅包括制作金属工具的金属，还包括制作陶器的陶土，纺织用的纤维以及冗长的购物清单上数不清的其他物品。

从长远来看，城市的进口和出口在价值方面必须保持平衡。这种慢性的赤字最终会切断食物的供给，从而引发城市人口的衰减——直到为零。在过去，城市进口商品的价值并没有超过出口商品的价值，但是输入的物质比已经输出的物质要多。进口的食物、建筑材料以及手工产品原料的体积早已超出了城市排泄的污染物以及丢弃的垃圾，从而，随着时间的累积，这些城市的地层高度已经抬升。

城市地层抬升趋势的一个显著例子是耶利哥——耶利哥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最古老的城市，可能存在一个例外就是南斯拉夫尚未发掘的莱潘斯基维尔城（Lepenski Vir）。 如果耶利哥地层的最顶层——包括据说在约书亚（Joshua）的进攻下毁灭的城墙形成的地层——没有被风化，耶利哥的地层将比现在更高。然而，即使这样，当一个人置身于耶利哥留存下来的“皇冠”之上，望着考古学家横切地层的沟壑——考古学家的铲子已经触及了地层的处女地——其景象也是令人震撼的。耶利哥的外部食物供应地是一块由泉水灌溉的绿洲，扔一块石头的距离就是城市到农业区的距离。前新石器时代的城市处女地与绿洲现在依旧所在的土地，处于同一地层上。但是，在接下来的四五千年的进程中，一系列的破坏与重建、荒废与重生，使得耶利哥由坐落在平原的城市转化为悬置在小型人造山丘上的城市。

耶利哥同大多数的其他早期城市一样，建筑材料通常是晒干的土制泥块。以这种材料修建的城市呈现出快速抬升的趋势。因为，当一组以泥土为原料建造的建筑腐朽或者遭到故意破坏，砖块便回复到原初的自然状态，对于重建者来说，最省时的劳动步骤并不是移走前辈遗留的碎块，而是毁掉它们，在它们的上面重建一组以晒干的泥块修建的建筑，其后的继承者也会如法炮制。因此，亚洲的西南部拥有厚厚的累积地层。耶利哥明显的副本是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Irbil）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恰尔萨达（Charsadda）的两个土堆（在贵霜帝国在公元2世纪或者3世纪将政府转移到白沙瓦之前，恰尔萨达是犍陀罗的首都）。当考古学家发掘古代定居点的遗址时，正如他们在耶利哥、恰尔萨达以及特洛伊所发现的那样，他们通常发现连续的人类定居点残骸沉淀的大量地层，最近的定居点的沉积地层更接近现在的地表，然而最底部的地层，将会是置于未开垦的土地之上的最早的地层。定居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抬升高度的过程，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规律。

作为炸毁后重建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区域的定居点的平均高度必定经历了明显的升高。因为，尽管近代欧洲所运用的建筑材料与晒干的泥块相比不容易粉碎，但是20世纪中期的炸弹以及推土机，都是强有力的破坏和摧毁工具，这些工具比耶利哥时代以来人类使用的任何破坏和重建工具都要强力。

整批运输大宗重物的方式，在最近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得移动一些伦敦遭轰炸后产生的残骸成为可能，这些碎石经由大西洋运往曼哈顿岛，用于修建东河沿岸的河堤。当然，运输贵重军需品以及食物的货船，在穿越大西洋水域从美国到英国时，会受到敌方潜艇的侵扰。如果在战争时期，英国有其他有价值的商品可以出口，这些货船是不会在面对同样风险的情况下运载碎石返航的。因为，当时英国早已完全停止生产食物以供应本土的消费者，并且停止制造在欧洲战场上使用的军需品。这些货船返航时，必须有压舱物，而伦敦的废墟是最易获得的压舱物。然而，城市残骸的这种非经济利益的远距离倾倒是一种特殊行为，即使是在人类已经把太多快速增长的科技力量用来实现无意义的壮举的时代。战后汉堡的残骸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了处理，人们用推土机为新汉堡城的建设平整了土地，新汉堡城建立在比毁坏前的地层更高的地层之上。如果在大约公元10000年左右，考古学家从这一遗迹的顶部挖一条沟渠到底部，汉堡的连续性就会呈现出来，每一层都奠基于其前辈地层的废墟之上，旁观者将会在此处看到同耶利哥一样壮观的层叠地层。

轰炸毁坏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使罗马时代的伦敦重见天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废墟被探测，以寻找它们下面坚固的区域，为沉重的新建筑建造地基。这些探测几乎揭示了罗马城墙的所有痕迹，这些城墙之前仅存留下很少的碎片，零星散落在此处或者彼处，并且供奉密特拉神的罗马寺庙在靠近华特灵大道起点的地方被发现；罗马大道从泰晤士河畔斜穿过英国到达莫西河畔。这些发掘对18个世纪期间伦敦城的抬升高度作了测量，评估这些抬升高度有多少是源于二战前的有意破坏，有多少是源于自然腐朽，有多少是源于吸收的废弃物（这是任何城市生活的正常特征），是不可能的。罗马撤出后以及盎格鲁人入侵期间伦敦城的命运是不为人所熟知的，我们同样缺少伦敦破坏程度的精确信息，这是伦敦战败所付出的代价，公元895年丹麦舰队企图武力开辟一条通道，经由伦敦到达泰晤士河。我们确实既不知道1311年雅典被来自法国高卢战团的加泰罗尼亚人攻陷时，遭到了多大的人为破坏，也不知道1687—1688年政权在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之间易手时，雅典所经历的极严重破坏的确切程度。因而我们无法判断，今天建在古老大主教教堂地基上——自从9个世纪之前，小教堂修建以来——的城市地层的上升有多少源于正常原因。

城市地表地层在一定时期内的正常上升——在这一时期城市并未遭受有意的破坏性打击——通过对比牛津的宽街地表土层与古阿什莫尔建筑（Old Ashmolean Building）的地基土层之间的差别得到了阐释。自从这一建筑的地基建造以来，在少于3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牛津并未遭受了人为的巨大毁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古阿什莫尔建筑并未遭受轰炸，到目前为止，曾经坐落于街道原初地表的古阿什莫尔建筑，今天必定仍然处于地基地层之上。

在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我们已经目击了诸多科技革命中的两个，它们提升了农业以及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并且提升了交通运输方式的效率。这两次技术革命都开始于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从那时起这些技术得到了加速发展，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并且逐步发展为现在的爆发性增长。从第一座城市耶利哥建立到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其间的时间跨度达七八千年之久，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在这段时期内，农业的生产效率很低，交通的方式也很贫乏；继而，采取同样的衡量标准，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很小——尽管对当时的乡村人口以及从草原而来的拜访者来说，其体量无疑是巨大的。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能达到当今城市规模的城市是那些拥有大量人口的国家的首都，并且这样的城市也是极少的。用当时希腊人的标准来看，巴比伦的体量是巨大的，这通过希罗多德的报告 中所提及的事情展现出来，在公元前538年，巴比伦城的外围行政区域早已掌握在波斯进攻者的手中，然而处于中心行政区的居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他们的城市已经陷落。在希腊，即便是当时最大的城市，敌人从城市周界的任何一点闯入，城中所有的居民都可以立即看见听见。巴比伦、埃及、底比斯、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以来的历代首都：这些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巨大首都城市的例子，几乎是完整的了，并且其数目用手数得过来。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七八千年间，除了少数城市外，大多数城市或兴或衰，或存或亡，成为为其周围的乡村地区提供服务的市场城镇（market-town）。这些城市辐射区域的半径必须满足：食物的生产者能够在破晓时分出发将产品运进城市，在城中将食物售出，然后在日落时分回家；同样城市小贩也能够从相反的方向往来于城乡之间，巡视周围的乡村，收购货物并且在晚上城门关闭前重新回到城内。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之时，典型的城市仍然是传统类型的市场城镇。后面章节中关于卡斯特桥（Casterbridge）的描述——一个虚构的名字，这一名字是对历史上的罗马城市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的浅显伪装——同样适用于更好地描述公元前六千年的耶利哥。这一描述出现在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中的第九章。在书的起始，交代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830年之前，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想象的日期与克鲁克香克名为“伦敦远离了城镇”的蚀刻版画的真实时间是一致的。

卡斯特桥在大多数方面——除了是周围乡村生活的极点、中心以及神经节外——与许多手工业城市不同，这些手工业城市像是坐落于此的外来个体，就像平原上的砾石，显得与绿色的世界格格不入。卡斯特桥依靠农业生存，与邻村相比距离水源地更远——与卡斯特桥类似的城市并不多。处于乡村的情境中，城镇的居民能够感受到乡村的每一次波动，因为这些波动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与农村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是一样的；基于同样原因，他们遭遇的快乐与忧伤会传递给方圆10里的贵族家庭。并且即使在职业化家庭的晚宴期间，谈论的主题也是谷物、牛的疾病、收割和收货、篱笆和耕种。从这些拥有特权和权力的城镇议员的角度出发制定的政策，要少于从他们的乡村邻居的立场出发制定的政策。

像所有已存的城市一样，卡斯特桥以及耶利哥通过出售手工产品与服务来换取食物，同工业革命之前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其主要贸易是与周围的农业区域进行的，并且这些农业区到市场城市的距离不超过半天行程。然而，即便是耶利哥以及卡斯特桥，除了进口产自城墙周边这一短距离区域内的食物外，还需要进口其他的东西。城市从森林中获得木材，从矿山中获得金属，从采石场获得建筑石材，这些地方很少像农耕区以及牧场那样近在咫尺。对于这些商品来说，它们是仅次于食物的城市生活必需品，大多数的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获得这些资源。在蒸汽动力牵引机车尚未出现的一个半世纪以前，利用河流、运河以及海洋的水路运输比运用独轮手推车、驮畜以及马车的陆路运输更为方便、快捷。

罗马的道路确实非常出名，公元5世纪罗马大道的维护被放弃以后，直到公元14世纪，在这衰败的地区没有同样卓绝的道路再次出现。然而，并不是罗马大道供给罗马城的生活必需品，并且使罗马帝国连接在一起。正如斯特拉博（Strabo）在奥古斯丁时代所写作品的描述，罗马城的建筑所用的木材是从亚平宁山所采伐的，并且沿台伯河（River Tiber）漂流而下。当罗马城成为环绕整个地中海的帝国的首都时，并不依靠意大利半岛种植的谷物供养人口——甚至不依靠与罗马城紧邻的意大利地区种植的谷物——但是却依靠从西西里以及西北非洲用海船装运来的谷物，在容易靠岸的情况下甚至远达埃及。就罗马的市场来说，波河流域（River Po）无法与这些海外地区进行竞争，尽管罗马征服波河流域以后，产生了大量的食物剩余，并且对波河流域进行了殖民统治，发展了波河流域的经济。在波河流域，唯有小猪能够被赶过亚平宁山到达罗马城，能够运载食物的波河及其支流，入海口位于亚得里亚海，由亚得里亚或者斯皮纳（Spina）前往罗马的航行需要绕过意大利半岛的“脚后跟”以及“大脚趾”，这段路程太远而无利可图，因而波河流域的谷物在当地的市场是滞销的。

罗马是台伯河上海船所能到达的最远点，在前铁路时代，这对于城市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商业位置。为什么今天纽约州的首府是奥尔巴尼（Albany）而非纽约，就是因为奥尔巴尼是17世纪荷兰海船沿哈德逊河能够到达的最远点。然而，公元前最后的百年间，航行的海船发觉很难到达罗马，因为海船的平均尺寸增加了，台伯河口的淤积抬高了。在帝国时期罗马城的历史中，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对海上而来的货物进行转运，将货物转运到台伯河能够承载的、较轻的船上到达罗马。起初这一转运方式必须在海上进行，直到帝国的财政资源能够动员开挖一条人工运河以连接海洋与台伯河口上游的河道。这种向罗马提供供给的方式，由于精心修建而价格昂贵，但是与从坎帕尼亚（Campania）的肥沃土地经由陆路运输谷物到罗马相比，却是更高效和廉价的。坎帕尼亚极好的天然港口位于普提奥利，这座港口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曾服务于罗马，后来被位于台伯河口的人工港口门托斯（Portus）所取代，因为已经证明由菩提奥利前往罗马过于笨拙且昂贵。由罗马城前往黎凡特的旅客，必须骑马或者乘舆去布林迪西（Brindisi），目的是在此乘船到达黎凡特。从罗马出来之后，他们花费一晚的时间轻松且快速地走完他们旅程中第一段艰难的旅程，这段旅程乘坐可以在蓬蒂内沼泽（Pomptine Marshes）通行的驳船行进，旅行者十分享受这夜晚休息的时光。

地中海是交通的媒介，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城得到持续的供给，并且罗马政府的行政人员以及信使可以往来于首都和行省之间。从交通的角度来解读，罗马帝国是一个环绕地中海的帝国，存在着向内陆地区扩张的局限，这种局限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军队以地中海沿岸的港口为据点，他们会受到陆上交通线最远可延伸距离的限制。阿拉伯军队与罗马军队相比机动性更强，他们在公元7、8世纪建立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帝国，但是他们的征服活动也同样受到他们的港口所能控制的最远距离的限制。阿拉伯帝国创建者的港口并不是海港，而是建立在干旱草原边缘的港口，因为在地表所有的地形种类中，干旱草原最具有传导性，尽管其并不具有像海洋那样的传导性和扩张性。在倭马亚哈里发时代，干旱草原港口中的阿拉伯士兵来自阿拉伯半岛，他们沿叙利亚的东部边界以及伊拉克的西南边界一线驻扎，这条线位于农耕区与干旱草原的连接地带。

蒙古帝国是迄今为止历史上出现的最大帝国，没有一个帝国像蒙古帝国一样将如此广阔的领地统一在一起。在13世纪初，蒙古帝国达到了最大规模，此时的蒙古帝国包含整个中国以及现在的中亚地区，伊朗、伊拉克以及俄罗斯的大部分。因为蒙古帝国与罗马帝国曾经结构相同，所以蒙古成功地征服了这些区域并且完成了短暂的统一。蒙古帝国同样是由一个流通性极好的中心媒介连接在一起的闭合区域，不过这里的中心媒介不受陆地环抱的海洋，而是定居的农耕者与城市居民环抱的干旱草原。这一欧亚草原由兴安岭一直延伸到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并且干旱草原的“飞地”一直延伸到更远的匈牙利大草原（Hungarian Alfold）。这远大于地中海的面积，因而相应地，蒙古帝国比罗马帝国更大。此外，由于干旱草原与海洋相比流通性更小，所以蒙古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比更加短命。

第一波斯帝国建于公元前6世纪，在道路建设以及为帝国服务的邮政系统的运营方面要早于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蒙古帝国。波斯帝国并没有得到自然资源的支持，既没有以海洋为中心也没有以干旱草原为中心，并且建立者承认——在前铁路时代运用陆路交通——即使是极好的道路系统，也不足以使西到埃及东到印度河流域的帝国聚合在一起。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开辟了一条快速的航道，这条航道由进贡国印度的喀布尔河（Kabul River）出发，横穿阿拉伯海到达苏伊士湾的顶点。他通过修缮运河河道将这条航线与地中海相连，通过湖泊以及图米特拉河谷（Wadi Tmilat），将苏伊士和尼罗河三角洲连接起来，这条运河曾经被尼科二世（Necho II）开凿过。大流士同样派遣了军队对奥特朗托海峡西岸的希腊世界进行殖民扩张。他的儿子与继承者薛西斯试图——尽管这并没有成功——模仿尼科的另一项功绩：尼科的亲兵曾乘坐由腓尼基船只组成的舰队进行了环绕非洲的航行。

在前铁路时代，大自然的馈赠使得埃及成为世界上为城市提供必需品供给最便利的国家。当曾经遍布丛林沼泽的尼罗河谷地与尼罗河三角洲——这一区域起始于第一瀑布，一直延伸到尼罗河三角洲入海口——转化为家庭菜园时，这一转化通过对尼罗河三角洲肥沃的冲积土地进行排水和灌溉实现，在埃及任何区域创建城市必定会在家门口获得充足的食物供给，并且也必定会在较短的距离内到达可以通航的河道，这是因为城市距离尼罗河或者其支流的岸边非常近。运用尼罗河水道，人类进行了以供给为目的的最早航行之一，并且通过利用大自然蕴含的更加有力的物质力量，最终取代了人类与动物的肌肉力量。沿尼罗河顺流而下，人类桨手的肌肉力量受到水流的协助；沿尼罗河逆流而上，船夫撑起船帆，借助盛行北风的强大力量可以克服水流的阻力，而无需运用人力划桨。与尼罗河平行延伸的悬崖，为工匠以及雕刻家的建筑意图，提供了各种各样极好的石料，从第一瀑布下游采集的花岗岩能够顺流而下，为三角洲的城市建筑以及雕刻提供石材。从三角洲出发沿岸边向东北方向航行抵达比布鲁斯（Byblos），将会为埃及船队到达黎巴嫩山的森林提供较短的行进距离。铜矿位于西奈半岛的西部，到苏伊士湾东部海岸的距离相对较短，从上埃及经由陆路，在尼罗河的卡普托斯（Coptos）向东转向，到达埃及的红海港口古赛尔（Qusayr），就可以抵达苏伊士湾西部的海岸。从尼罗河三角洲到苏伊士的运河开通以后，经由持续不断的航行，西奈的铜矿可以到达埃及的任何地方——当然，并不仅仅只有西奈的铜矿。一旦进入红海，埃及的船就可抵达蓬特（Punt，今索马里），并且亚历山大里亚的水手——约公元前100至前80年他们学会了远航——可以驾船横穿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并且抵达锡兰（Ceylon）。因此，一个用于分配地中海货物的仓库，被建于印度东海岸的阿里卡梅都（Arikamedu），阿里卡梅都位于距离彭地雪里（Pondichery）南部不远的位置。并且，在公元2世纪结束以前，至少有一艘亚历山大里亚的船只到达了中国的港口。

在苏美尔（在今天伊拉克东南部），自然对城市需求的供给是吝啬的。当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冲积土地，通过清理丛林并且排干沼泽而转化为如同埃及一样肥沃的农田时，苏美尔的城市如同埃及的城市，获得了近距离的食物供给资源，但是他们的水路交通资源却无法同埃及相比，虽然苏美尔有两条伟大的河流而埃及只有一条，但这两条河流仅适合顺流而下。这两条河流的流速要比尼罗河湍急，并且这里并没有盛行的东南季风推动航船克服水流的阻力逆流而上。更加不方便的是，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并没有木材、石料以及金属资源。最近的森林位于阿曼提斯山（Mount Amanus），而阿曼提斯山位于叙利亚的西北角，最近的矿藏以及采石场则位于伊朗高原。然而，需求是进取心以及创新的摇篮，苏美尔人并不满足于将烧制的土质工具的硬度达到接近金属的程度，他们的进取心足以使他们获得来自远处的金属、木材以及石料资源的供应，足以使他们生产手工制品用于出口以支付他们进口的费用。在腓尼基以及希腊的海军没有控制埃及的港口之前，苏美尔城市商业活动的范围确实比埃及城市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

然而，这些差异是相对的，对于所有的城市来说，从最初的市场城镇一步一步向前发展，必须要与城市本身以外的区域进行贸易以维持生存。城市对贸易内在的且长期的依赖，在城市内部的市场中产生了实体形式——仓库、商业公司、银行、股票交易所以及其他在市场上最终诞生的贸易机构的母体。在前工业时代，城市的特殊性及其所面临的随时被抹去的危险——农业以及游牧的乡村地区或者荒原可能会重新吸收城市——使得城市形成了城墙加堡垒的形式，如果受到攻击，城墙上和堡垒里的居民还能抵挡一阵。

自从最早的城市在耶利哥被建立，可能是8000年以前，几乎不存在城市不需要寻求安全庇护的地区和时代。在轰炸机以及火箭时代到来之前，自然的以及人工的防御都是在地面或者水面进行的。在地面上，人工的防护以城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土木工事代替城墙，这发生在火炮的威力升级使得先前的砖石结构变得极易攻破之后，正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三层土墙。

在城墙时代，没有城墙的城市是非常少的。前希腊时代克里特岛的诺萨斯城（Cnossos），从其有居民定居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被摧毁的一千五百年中，似乎都是没有城墙的。但是，那个时代结束后，在其毗邻的希腊大陆诞生的年轻城市——例如迈锡尼和特洛伊，所筑的城墙比以往任何一座城市所修筑的城墙都要厚重。前希腊时代的诺萨斯可以没有城墙而存在的原因可能是（这仅仅是猜测）在米诺斯时代，克里特岛在政治上是统一的，并且其海军奉命守卫全岛。日本第一座正式修建的首都奈良更加精妙，其同样没有城墙，尽管日本与克里特一样四面环海，但是日本四岛之中最小的岛屿也要比克里特岛大，并且在公元8世纪早期，当奈良城建立时，政府的文书可能还不能有效地传达到本州岛的东北部边缘，奈良则位于这座岛的西南边缘。然而，在奈良，只有宫殿具有城墙，并且这一宫殿并不是城堡，宫殿城墙的功能是提供私密性而不是安全的需要。没有城墙的奈良与封建时代日本的城堡的对比——这些城堡建立的时间趋近于12世纪末，同没有城墙的萨索斯与迈锡尼、特洛伊的对比一样引人注目。这些迈锡尼的城堡以及封建时代日本的城堡的相似度同样引人注目。日本城堡建筑底层大量的多边形砌体的建造可能具有迈锡尼军事建筑的风格。日本的城堡以及迈锡尼的堡垒是前火药时代城市社区的最普遍的例子。奈良以及诺萨斯城是普遍规则的例外。

在前火药时代为城市选址，地面和水面的军事防御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重要要求。无论如何城市的建立者都会寻找一个天然要塞作为其城堡建立的位置，并且这一区域同样能够满足城市其他部分的修建。裸露在外的独立岩石以及错综复杂的沼泽湿地是两种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地面和水面袭击的天然防御工事。

峭壁城堡（crag-citadels）的例子是雅典与帕加马（Pergamon）的卫城、亚可洛哥林突斯（Acrocorinthus）、安卡拉的城堡以及契托尔的拉其普特堡垒，在这些地方城堡和城市延伸了时间和空间。在开阔的平原上创造一个可以与峭壁城市相媲美的人工城市同样是可能的。这类人力劳动的杰作的一个例子就是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北部山脚与阿姆河南岸之间平原地带的巴尔克城（Balkh），巴尔克城是大夏帝国（Bactria，现在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前首都，现在已经被遗弃。在巴尔克城，城市巨大的泥砖墙坐落在与其相匹配的同样巨大的人造高台上，并且在巨大的四方形周界的一角，有一座巨大的人造碉堡：一座人工的高地，却如同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天然的峭壁城堡一样，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

湿地堡垒（swamp-citadels）的例子是波河流域的曼图亚（Mantua）以及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边、在威尼斯潟湖南部的拉文纳。当公元前400年左右，高卢人的民族大迁徙如雪崩般侵入波河流域，曼图亚是唯一一个先前建于此并存续下来的伊特鲁里亚城市，据说曼图亚总共从13次进攻中幸存下来。拉文纳在那时是翁布里亚人（Umbrian）的城市，同样在高卢人的民族大迁徙中幸存下来，尽管高卢入侵者的前锋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越过了拉文纳，最远沿海岸推进到了东南部的安科纳（Ancona）。在那种紧急状态下，拉文纳宛如潟湖中的一座岛屿，因为威尼斯已经成功地采取措施以阻止潟湖的淤积。到8个世纪以后，日耳曼人循着高卢民族迁徙的脚步来到此地时，拉文纳已经被包围在沼泽之中。西罗马帝国留存下来的政府曾于公元404年在这天然的避难所寻求庇护。当蛮族秩序中断以后，意大利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政府的统治下暂时回到了帝国的秩序中，拉文纳再次成为君士坦丁堡政府在帝国缩小的残余意大利领土进行统治的总督所在地。在高卢以及罗马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罗马很快就被蛮族入侵者攻陷了——第一次发生在约公元前387—前386年，第二次发生在公元410年。相比之下，拉文纳从未被高卢人攻陷过，尽管从公元476到公元539年，其一度作为鲁吉人（Rugian）以及东哥特人等一系列入侵意大利的占领者的总部，但直到750年才被伦巴德人攻陷——尽管在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已经侵入意大利。在东罗马帝国治下的意大利，最坚固的城市是拉文纳而不是罗马，并且这一历史事实蕴含在意大利当今的地理术语中。在当今的意大利，“罗马涅地区”（Romagna，罗马国家）指的不是罗马周边区域，而是拉文纳周边区域。

苏美尔人的城市，是除了耶利哥以及最近在南斯拉夫发现的莱潘斯基维尔城之外我们所知晓的最古老的城市，这些城市最开始必定是湿地要塞城市类型，这类城市以拉文纳以及曼图亚为代表。任何一个这样的城市必定是从一小片孤立的食物产地组成的中心开始的，这些土地通过抽水和灌溉从沼泽转换而来。两河流域下游仍旧没有得到开垦的土地，必定会使这些刚刚萌生的城市之间互相隔绝，这一时期的苏美尔城市必定是贫穷却安全的。将沼泽转化为由田地与河道组成的网络，为苏美尔城邦的财富带来了反转。现在它们发现自己是不安全的，尽管已经变得富有。通过各自的农田以及牧场的扩张，它们已经拥有非常多的财富。然而彼此之间即将产生的联系，使得它们将要丧失安全，因为联系带来了控制河道以及边界地区的土地所有权的冲突。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苏美尔文本诞生之时，苏美尔人的城市——每一个主权城邦——都陷入了手足相残的战争，并且这些战争重复出现，越来越残暴，直到将苏美尔社会带入毁灭，最终使得苏美尔城邦丧失了主权。苏美尔世界最后实现了政治统一，这种统一通过闪米特人的军事力量实现，起始于阿卡德终止于巴比伦。这并不是唯一一次人类将技术的进步转化为社会的灾难。一次又一次，这是道德的落后与人类卓越科技的不同步所造成的应有惩罚。

修昔底德在介绍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雅典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已经观察到在古代希腊的历史中，贸易以及防御的冲突性使得希腊城邦走向对立（相反的方向）。贸易要求城市尽可能地靠近好的食物生产地，尽可能地临近水路交通通达的地区。在爱琴海盆地这意味着海上运输，因为在这一区域并没有可航行的河流。另一方面，防御又要求城市的选址要远离海盗、劫匪以及军队的入侵，这意味着在这一区域的城市选址要坐落在内陆的山上。很明显，通达性和安全性是很难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希腊城市已经变得足够富有，并且能够支付在人造城墙内部所需的人工防护的费用。

在地中海世界，这两种迫切需要的调和，已通过将城市建于海岛或者半岛的方式得到解决，在半岛修建城市是仅次于海岛的选择。将城市建于海岛和半岛可以通过一小段岸墙（land-wall）抵御来自大陆的袭击。岛屿城市的例子有推罗以及阿拉杜斯（Aradus），它们在距离今天黎巴嫩共和国海岸不远的岛上；莫特亚（Motya）是腓尼基的一个殖民城市，位于距离西西里岛东端不远的岛上；威尼斯位于潟湖当中；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建于湖中的一组小岛上，不过这一湖泊现在已经干涸。锡拉库扎最终成为希腊罗马世界拥有最长周界的城市，在其延伸到西西里岛之前，其仅存在于奥提伽岛（Ortygia）的海岸边上，与莫特亚相对，位于西西里岛的另一端。半岛城市的例子是位于黎巴嫩岸边的西顿（Sidon）、位于突尼斯岸边的迦太基、位于爱奥尼亚的米利都、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君士坦丁堡。英联邦的重要的半岛区域已形成了一系列半岛和海岛城市：直布罗陀、马耳他、孟买、槟城、新加坡、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不足以防止香港、新加坡以及槟城的陷落，但是孟买以及直布罗陀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受到袭击，并且马耳他也得到了坚守。直布罗陀在1779—1782年成功地抵御了来自海上和陆地的围攻。

我们早已提及，公元前5世纪的一小段时间内，雅典将自身与它的两个港口城市法勒隆以及珀刺俄斯通过长城连接起来，尽可能地成为一个与半岛城市等同的城市——并且其规模达到了君士坦丁堡那样的程度。当然，这一权宜之计要低于真正的半岛城市的优势，例如君士坦丁堡和迦太基，它们是上天的馈赠。雅典已经建立的长城必须保持维修并且派兵驻防，以确保海员能自由地通行，当城墙最远扩展到内地的欧亚卢斯（Euryalus）时，其巨大的体量已经可以与锡拉库扎城墙的长度相媲美了。

在这些事例中，通达性与安全性的结合得以解决，仅仅是因为半岛城市以及岛屿城市拥有有效的海军力量，有能力保护自身以及海上贸易通道。岛屿以及半岛城市如果没有海军力量或者没有处在一个有能力保护它的财产的更大国家的统治之下，将会是十分脆弱的。爱琴海群岛的较小岛屿曾经经历被抢劫、被恐吓、被胁迫以及被迫屈从的时期，并且在后续的地中海历史中，这些现象也反复出现过。另一方面，拥有充足海军力量的岛屿或者半岛城市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有海军的保护，它们可以自我防御以免受攻击，可以购买其货船最远可到达范围内的食物，并且售卖它们的商品。

一些岛屿城市和半岛城市因其海军力量成为政治性帝国。迦太基、雅典（粗略来论）、威尼斯、英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迦太基通过内部以及与其他的腓尼基殖民城市——这些殖民城市位于非洲以及西班牙的岸边，是迦太基的卫星城——持续的贸易往来，将其政治性帝国转化为经济单位，但是迦太基的贸易区域比其政治性帝国的区域要大得多。迦太基从西西里的希腊城邦以及伊特鲁利亚购进商品，然后转售给其非洲以及西班牙的臣服者，作为中间人而获利。另一方面，顶峰时期的英国向世界所有的国家开放，同时也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威尼斯贸易的一个更大部分是与伊斯兰教、东正教以及基督教世界的独立国家进行贸易，其作为一个商业桥梁往来于三者之间。它的政治领土对其作为市场、资源的供给、桥梁国家以及策源地（ Points d'appui ）的作用微乎其微。

通过水路由远方产地输入而来的食物供应，对那些没有坐落在海中而是坐落在内陆湖泊中的岛屿城市并不开放。这种情形下的岛屿城市无法依靠本土生长的食物的供应完成分配，即使它是领土广阔的或者是仍然处于扩张中的帝国的首都，正如特诺奇蒂特兰城被科特斯突然摧毁时那样。特诺奇蒂特兰城的人已经很有才能地解决了他们的食物问题，通过创造浮动田园，将粮食作物种于竹筏之上，组成植物生长的垫子。另一方面依靠海洋的岛屿城市和半岛城市在没有毗邻的食物供给资源的情况下是可以运转的，只要它们生产手工制品并且提供足量的商业服务，来支付它们所需要进口的食物，就可以通过海洋从很远的地方获取食物。迦太基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或者说其更好地掌控了西西里、撒丁岛、西班牙沿岸的据点之后，才将其政治疆域扩张到邻近的突尼斯地区。威尼斯直到吞并了较远的克里特岛一个多世纪以后，才开始在意大利大陆构建它的帝国。汉堡从未有过其所谓的城市周界范围以外的任何领土，除了一小块围绕库克斯港（Cuxhaven）、位于易北河口的飞地以外。然而，由于其地理位置，汉堡获得了巨大的商贸腹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一代，汉堡是人们移民美国的习惯性港口，这些移民来自旧世界的西北区域，这一区域从汉堡开始扩展，向东最远扩至俄罗斯。

米利都如同汉堡，从未成为政治性帝国，其所建立的殖民城市数量众多，不过后者都成为独立的城邦。米利都的商贸区域向北扩展到黑海北岸，向南抵达埃及，向西远达地中海的西部港口。在公元6世纪的前几十年，吕底亚人在米利都的内陆建立了一个陆地帝国，他们试图吞并米利都，但是失败了。因为米利都拥有海上商队以及军队，而吕底亚没有。吕底亚人发现米利都在陆地一侧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因而无法攻取，并且他们每年都入侵米利都城外的农业区、毁坏庄稼，以迫使米利都屈膝的计划也失败了。他们发现米利都可以不依赖本土生长的食物，并且可能很长时间以前就不再依赖本土的食物，对于米利都来说本地的土地并不是沃土。米利都可以将他们的手工制品运往乌克兰与埃及，并且可以从那里购买食物运回。吕底亚无法干涉米利都的贸易，最终他们接受了失败的结局并且达成了协议。在下一个世纪，雅典在公元前431—前404年的战争中采用米利都的方法来对抗伯罗奔尼撒人和皮奥夏人。只要能够成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继而保持住通往乌克兰的谷物通道，它同样能够取得成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其工业、商贸以及海军发展的顶峰时，同样脱离了对本土食物供给的依赖。它从北美、阿根廷、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获取食物，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海上交通线因敌军的潜艇而变得十分危险，在饥饿驱使下一度濒临投降。

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城市是地球表面额外的小点。即使是城市的标准类型市场城镇，也很少且相距甚远。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从其紧邻的农业区域获取食物是非常正常的。海洋城市从更远的地方获取食物也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们极其稀少。人类聚居的普遍形式是点状分布的，聚居区相距的区间非常大，每一个市场城镇都被其狭窄的土地以及牧场所环绕，并且彼此之间都被荒地所隔离。人类不定期地在山上放牧山羊，在草原上游牧迁徙，使得一部分荒地转化为人类用地的一部分，但是荒地的绝大部分仍然没有得到开垦。这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意义重大，西凡那斯（Silvanus）是森林之神，同时又是两个城邦之间的边界保护神。在西凡那斯被赋予第二个功能的时代，意大利城邦曾经坐落在遍布意大利半岛的森林的空地之中。在极少数的区域——例如，苏美尔、埃及、北印度以及中国北部的平原，围绕当地每座城市的耕地和牧区，已经取代了此前的荒地，实现了彼此之间的连接。但是这种不间断的耕地以及牧区的碎片是特殊的，并且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已经推动世界的城市处于变动之中，很显然世界上的农田以及牧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世界性范围内实现连续统一。我们的例子伦敦“已经远离了城镇”，后来被世界上其他的城市所追随，农田以及牧场已经被房屋、街道的熔流所淹没和赶超。在我有生之年发生在日本的变化，已经预示着我孙子所生活的时代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变化。在1956年，我已经分辨不出马关海峡的海岸线，它已不是我1929年看到的情景，1967年的我已经无法辨认我在1929年、1956年所见到的奈良城。一个曾经具有优美的乡村景观的城市，一个曾经更加优美的圣城，已经被“砖石的进军”所覆盖。

直到破碎零散的土地连接在一起，棋盘式的土地才开始四处扩散。通过辐射世界的城市——世界城市——的扩张，残余的孤立将会被打破，这在当今正映入我们的眼帘，成为真实的存在。在世界城市的界限内，尽管并不是在地球陆地的所有地方，人类聚居区的普遍形式将会与其先前的聚居区相同。在罕见的间隔区，仍然会呈现出喷洒的雨点状，总的来说，地球表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然而，因为内部的组成部分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将会成为具有差异的相同形制。喷洒的雨点状将会成为存活下来的绿色植物的残余，在这些不同颜色的空间中，这些稀有的绿色植物孤立地存在于连续的街道与建筑之间，不再生长于原始的野外——并且如果人类未能在陷入令人无法忍受的世界性的棚户区之前，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城市的形态和结构进行规划，这恐怕会成为一种比自然本身产生的最坏情形还要恐怖的荒原。

生态学革命是城墙功能反转的标志，人类正在通过这一革命重塑自身。城墙的传统功能是保护城市——一种人类聚居区的特殊并且罕见的形式——免受农田、牧场以及荒野的征服与吞没。今天城墙的功能是保护公园以及绿化带免受砖石建筑的征服与吞没。至于农业以及畜群，它们将会被驱离土地进入大海，开始时位于大陆架上，最终或许会进入深海。幸运的是深海所覆盖的地球表面区域比陆地以及浅海所覆盖区域的总和还要大。大海将会成为人类未来的食物来源，海床会成为我们未来的矿产来源。伴随着全世界城市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再也无法承担旧石器时代的祖先随意开采海洋中的潜在资源所带来的损失。

在世界城市时代，捕鱼业——一种仍然坚持古老的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的经济形式——已经落后于整个时代。日本已经将这种食物采集的形式发挥到可达到的最高效的程度，并且日本成为新的海洋农场的开拓者也绝不是偶然。参观和歌山，你将会发现海藻被作为食物来种植。参观白滨（Shirahama），你将会发现黄尾鱼卵被人工授精，存活下来的传种的黄尾鱼就像普罗秋斯（Proteus）位于法罗斯岛上的海豹群一样被牧人放牧。在自然状态下——也就是说牧人要承担这种状态下牧群的损失——100万个黄尾鱼卵中仅有三个能够存活下来，成年的黄尾鱼需要生活足够长的时间，周期性地产卵排精以维持物种的存续。在家养的新颖环境中，存活的数量已经不是100万个鱼卵中存活三个，而是100万个中存活10万个。这就是世界城市时代的500亿定居者将会食用的面包以及鱼类。

传统类型城市中的人口是拥挤的，因为城墙的建造和维修昂贵，权威公共部门也在探索可限定的城墙最小长度，能够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容纳更多的人口。如果一个城市可以负担得起很长的城墙，城市所涵盖的区域将不仅仅是如此狭小的范围，政府会因为必须寻找额外的人来管理延长的周界而受到限制。如果由于迫切的军事原因，城市延伸要超出建筑以及定居的区域，例如将山脊或山峰包含在内，这对城市的选址也会产生决定作用，山脊和山峰若留在城外被敌人占领将会是不安全的，因而勉强获得的额外城市空间，很容易因为过于陡峭而无法作为建设用地。爱奥尼亚的希腊城市普里内（Priene）坐落在山腰陡峭坡地的陆架上，其地理布局是一件特殊的杰作（ tour de force ）。所以在大多数传统类型的城市中，住宅的密度相当高。这种高密度的住宅，在腓尼基的岛屿城市以及半岛城市达到了最大值，因为这些城市的面积十分狭小。莫特亚（Motya）的城市建筑高达六层，并且城市本身也没有生产食物的土地，岛上甚至没有空间留给公墓，他们的公墓用地租用自西西里岛当地人的土地。

在工业革命之前，地球上城市的数量很少，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拥挤不堪，并且城市居民的数量仅仅构成了全球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存留下来的食物采集者可能依然是极少的。在农业以及畜牧业发明与工业革命爆发之间的8000年到10000年内，绝大多数人是食物的生产者，生活在开阔的乡村地区。据估计，在1969年，45%的人口早已成为了城市人口，并且自从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后，少数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早已达到这一水平，并且到目前为止，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平。例如，据报道美国现在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要少于在大学校园中的人口，城市人口的这种压倒性优势在当代美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并且这种事实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现象。然而，对当今美国、西欧以及日本（其包含目前世界最大的城市东京）的城市建筑密度的估算的平均值要低于传统类型城市。在当今的城市中，香港可能是唯一一个每平方米的人口密度与曾经的莫特亚、迦太基、推罗、西顿以及阿拉达斯一样的。

初看来，这一估算不可思议。东京、纽约以及芝加哥高耸的建筑，使得公元前5至前4世纪之交的莫特亚六层建筑相形见绌。与此同时，北美五大湖地区任意一个大都市区——未来世界城市的组成部分——都早已远远超过了整个西西里地区。这些城市带，一条由密尔沃基经由芝加哥以及底特律到达克利夫兰；一条由北美的东海岸经由纽约以及费城到达华盛顿；一条从东京沿日本本州岛的南海岸经由名古屋到达大阪。城市建筑以及街道覆盖区域的增长已经分散了城市人口绝对数量的比例，因而这可能是真实的。城市人口的数量经历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城市人口居住的区域也在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伴随着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体量的同步增长，城市民居的密度是降低的。

初看来，“砖石的进军”的结果与这一现象是矛盾的，利用机械化带来的交通方式的同步改善，已经使这一矛盾现象成为可能。在传统类型的城市中，大多数居民只能依靠步行，只有少数的富人才有能力在街道上骑马或者骑驴。因而大多数城市工人的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其居住地点距离其工作地点仅有很短的路程，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结合的。即使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伦敦——伦敦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我家的邻居是一位律师，他每天都是骑马去他的办公室的；我的父亲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他每天都乘坐马拉的公共汽车，往来于我们位于帕丁顿的房子和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社会慈善组织的分支机构办公室之间；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原始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存在，限制了伦敦的扩张。在19世纪90年代，这种“通勤往来”（commuting）的实践早已开始，但是仍处于自身发展的婴儿期，并且仍然仅局限于铁路交通，那时还没有为乘客提供任何形式的公共或者私人的公路交通运输方式。

到1969年，在郊区宿舍与市区工厂和公司之间的通勤往来已经成为一种秩序。与城市商贸区——“伦敦城”（City in London）、“纽约的商贸城”（down town in New York）以及“芝加哥中环城”（the loop in Chicago）——的建筑相比，城市郊区的建筑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并且郊区生活的一项福利就是拥有空间，以经济的价格就能购买一套拥有花园的房子。和往昔一样，城市人口中的贫民依然是城市居民的主体，事实上他们继续居住在离城市的内城比较近的区域，然而，重建贫民建筑区域，使之成为高耸入云的公寓街区，并没有增加建筑密度。新建的街区相隔很远，以便为孩子们玩耍的运动场地以及车主的停车场地留下空间；而高耸的大楼所取代的单层或者双层建筑所呈现的住宅布局往往是密集的。此外，现在对于一个城市工人来说，睡在其白天工作地的楼上已经不再是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城市工人使用了城市和郊区两个单元的空间。一个空间他们度过他们的周末与梦乡，另一个空间则消耗他们的工作时光。早有传闻（这并不是过分夸大），在现今伦敦的商业区，晚上仍然居住在此的人，是圣保罗教堂的牧师、咏礼司铎以及房屋的所有者。

这意味着，取代了传统有城墙的小型城市的现代或者未来的一望无垠的城市，已经改变了城市生活症结的特性。在传统城市，城市的症结是静态人口的淤滞。其生活是邋遢的、不整洁的，并且城市闭塞环境中由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可能要高于外部因素如战争或者谋杀造成的死亡率。在当今的大都市中，由于人口已经成为流动性的存在，城市的症结已经转变为交通阻塞。在每24小时内，在住宅以及工作地之间就会发生两次群体性的迁移。在1967年时，我就已经被告知白天有1700万人在东京城区工作，但是仅有1200万人晚上睡在城区。500万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通勤往来于城区与郊区，并且这一数字正在增长，面对这一不断加剧的交通堵塞问题，政府早已经黔驴技穷。现在生命的危险区已经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美国的城市中，谋杀以及打斗近似于内战，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安全的慢性病，但是主要的身体危险是，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彼此相撞或者与行人相撞。然而，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对于迁移中的城市人口来说并不是最痛苦的折磨，心灵的压力、工作时间的损失以及恢复元气的时间，都是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通勤者的考验。这些城市生活的神奇问题是本书最后两章要讨论的主题。 vykMf8LUhRzAgX+PUhhn817dxxex6sl9uyGN4xe1L5kz78LCuuh6qAJwrNVm4B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