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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其历经数载、分两个阶段编纂而成的鸿篇巨著《历史研究》。汤因比是一位具有浓厚人文关怀的历史学家，其对人类社会的观象具有全球的视野，又不乏对较小的社会研究单位的关注。他出生于1889年的伦敦，卒于1975年的北约克郡，历经一战和二战，因而也可以说是一位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
汤因比在晚年自传中写道，希腊给予自己三次教育。第一次教育花费了12年的时间（从10岁开始，1899—1911年），汤因比获得了希腊、拉丁语以及文学的知识，因而能够对古希腊、古罗马世界展开研究。第二次教育发生在1911—1912年，其间汤因比对希腊罗马世界进行了参观，现代希腊罗马让汤因比摆脱了书本中死气沉沉的印象，并且参观期间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令恰好身处战争地区的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而激发了对当时国际局势的思考。汤因比的第三次希腊教育开始于1960年的巴基斯坦卡拉奇。汤因比于1929年、1957年、1960年先后三次游览了卡拉奇，不过这三次卡拉奇的城市景观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1960年卡拉奇的贫民窟景象被规划有序的新式建筑所取代，这种巨大的变迁使得汤因比开始思考城市与未来人类的生活。
汤因比转向城市研究主要受到了康斯坦丁·道萨迪亚斯（Constantine Doxiadis） [1] 的影响。1956年汤因比从英国皇家事务所退休，此后开始环球旅行。在游历期间，汤因比观察到发达国家的城市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存在着巨大差异，城市贫民窟的破败与混乱给汤因比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1960年，当汤因比参观巴基斯坦时，卡拉奇的新式建筑让汤因比对城市规划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从而对设计者道萨迪亚斯有了一定的了解。1962年，汤因比接受道萨迪亚斯的邀请，参加了在提洛岛举行的学术巡游会议。在这次学术巡游会上，汤因比结识了许多其他领域的名人，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城市以及世界的一些问题。汤因比对世界政府的深入思考，对拉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周边贫民窟的实地考察，使得他对城市问题的思考非常敏锐，因而接受了道萨迪亚斯的邀请，参与构建人类聚居学，通过考察过去的城市形态，试图探求古代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结构。汤因比承担了道萨迪亚斯组织的人类聚居学项目，于1966年、1970年以及1972年三次重返希腊参加在提洛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威廉·麦克尼尔在《阿诺德·汤因比传》中写道：汤因比对道萨迪亚斯的观点以及取得的成绩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直到其生命的终结。汤因比晚年书写的三部有关城市的著作《城市的命运》《变动的城市》《希腊城邦聚居形态研究》都是在道萨迪亚斯思想的激发下写出来的。
关于汤因比史学思想的研究，国内外研究的人相当多，这显然跟文化形态史学的性质，以及汤因比作为文化形态史学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有关。当我们在读《历史研究》时，很容易认为其历史研究单位就是“文明”，不过倘若我们仔细研读汤因比的作品，会发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单位并不能简单定义为“文明”，“文明”只是其历史研究单位中的一个。在《文明经受考验》一书的序言中，汤因比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这个统一的视野来自一位历史学家的立场，也就是将宇宙及其全部事物——灵与肉、体验与事件——视为处在时空中不可逆转的运动之中……这个宇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有能力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历史研究的可理解领域，在任何国家的框架内都找不到。我们必须扩展我们的历史视野，从整个文明的层面来思考。然而，这个宽广框架仍然过于狭窄，因为文明如同国家一样，也多样而非单一。
可见汤因比所要研究的并不仅是文明，而是宇宙中一切经验的存在，这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文明仅仅是现象的一种载体，这种载体能够在一定的时空区间内让我们理解历史或者理解经验。既然文明只是汤因比历史研究单位中的一个，那么必然存在着其他相对独立的研究单位，包括：生物圈、社会（世界）、大一统国家、宗教（道德）以及城市。
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的本意就是城市；美国人类学家基辛父子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美国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认为“城市是文明人类的生息之地”；
刘易斯·芒福德则在《城市发展史》中指出：“城市是文明重要的表现手段和物质载体，城市从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
可见城市从起源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与文明息息相关了。要讨论汤因比的“文明”与“城市”的关系，我们首先要了解汤因比对“文明”与“城市”的定义。
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在城市中的那种文化，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有些没有城市的社会也跻身于文明的进程中；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社会上存在一定数量的有闲阶级。
汤因比认为城市并不是建筑物的聚合体，封闭的定居点并不被看作是一个城市，定义城市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城市”的居民要具有非物质意义上的集体社会生活，并且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存在，也就是城市心灵的萌芽；其次，“城市”的居民必须在事实上组成一个社会，不一定必须要有市长以及市政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也可能缺乏正式的公民宪法；第三，城市可以没有有闲阶级，但必须存在某种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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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汤因比的“文明”以及“城市”的定义，我们会发现汤因比认为城市并不是定义文明必需的因素，却是理解文明必不可少的因素；文明也不是定义城市的必须条件，“有闲阶级”的存在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不过并不是判定城市的标准。
要考察汤因比的“文明”与“城市”的关系，仅从定义上分析不免会有缺漏，还需要从形态上进行剖析。汤因比对城市与文明的界定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入手的，在汤因比看来社会是人类相互关系的总网络。社会的组成部分不是人类而是人类间的关系。每个社会网络都是文化的载体，而文明是文化的一个阶段，每个文明都附着在一个社会网络上。
城市与文明都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外在表征，且这种社会关系是通过自身的文化属性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城市与文明都是一种文化的形态。相对于以文明为单位的历史研究，以城市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形态划分并不是大块大块的空间实体，而是地球上点状实体的集合，并不是一种横向的延展，更多的是一种点到点的网络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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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文明有着相似的生成经历，文明脱胎于原始社会，城市则脱胎于农村，城市与农村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聚居形态。相较于文明时空边界的模糊性，城市的时空边界是清晰的、可视的。在汤因比看来城市的存在也是动态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形态的演进，一个是城市的流动性和扩张性。汤因比对城市形态的划分同文明一样也是基于文化的特性来划分的，在《变动的城市》中汤因比将城市划分为城邦、都城、圣城、机械化城市、世界城市五种形态。每种城市形态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城邦是邦国一体的形态，都城依附于帝国，缺少基本的自治权利，圣城的主要文化因子是宗教，而机械力的大规模使用则是机械化城市脱胎于传统城市的根本动力，世界城市是未来的城市。在汤因比看来，世界城市将会成为扩及全球的网络，因而世界城市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一种超越文明的形态。
汤因比是一位有强烈的现实与人文关怀的历史学者，这种关怀一直贯穿于他的史学研究事业中。张广智先生认为汤因比史学“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其旨在于现实意义，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也在于此。
汤因比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与人文情怀，矢志要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之路。《变动的城市》关注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人类的生存问题。在《变动的城市》中，汤因比对现代城市的无限制扩张有着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在他儿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汤因比描述了童年中关于克鲁克香克的蚀刻版画与生活所在地变迁的记忆。克鲁克香克的蚀刻版画向我们展示了18、19世纪之交伦敦城市环境的破坏性变迁。贝莉女士的口述记忆以及汤因比的自身经历，见证了汤因比居住的韦斯特伯恩地区长满野花的河谷演变为火车运行的轨道，绿草茵茵变得空寂寥然的情景。汤因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深表忧虑，认为人类创造了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人类允许自己成为人造环境的牺牲品，这种人造的环境是人类运用卓越的技术创造的。第二种悲剧是，如果个体在自身的堕落中更好地将其预见性付诸实践而不是等待，人类至少可以从一系列可怕的自虐行为中实现自救，但人类实际上选择了等待。
在汤因比看来，城市带给人类的不仅有物质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污染，还有物质环境变化带来的精神困局。
这两个记忆片段体现了工业文明以及城市扩张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这也揭示出汤因比向往回到过去那种恬静小城市的生活。在汤因比看来，地球表面日益增长的城市，在今天已经成为交织的人类命运之网的主线之一。城市化进程与科技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城市的命运也紧密地受到更加多变的政治和战争的重大影响，城市的历史已经成为人类全部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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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认为当今世界的城市化在事实上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然而“机械”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实际上还暗含着相反的意思，它指的并不是生命对于物质的胜利而是物质对于生命的征服。尽管机器被设计成人类的奴隶，但是人类同样可能成为机器的奴隶。灾难的危险就隐藏在成为人类关系机械化载体的模仿能力的运用过程之中，而且当模仿能力在一个动态社会中被使用的时候，它的危险性很显然要大于在停滞社会使用的时候。机械的模仿是导致人类自决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自决能力的丧失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汤因比在《城市的命运》中写道：“较之于人与技术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人类最凄美的败笔，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最华美的胜利，城市的机械化膨胀在可预知的未来将会成为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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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城市化，警惕过度依赖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
机械化城市的飞速扩张已经使人与城市的关系发生异化。机械化城市早已经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乡村，它充斥着恼人的喧闹、肮脏以及一切最糟糕的事情；机械化城市是无心灵的，因为没有心灵，所以是无爱的。加工制造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它所给与人们的满足感就会越空洞。城市与市民的关系已经发生颠倒，过去市民对城市的普遍感情是认为城市充满荣耀且令人爱恋。然而，当今机械化城市的市民正在疏离他们所在的城市，因而汤因比在文中指出：每一个在机械化城市挣钱的人，在其所能做到的情况下，都将钱用来尽可能远、尽可能频繁地逃离这一炼狱，尽管这一炼狱是他们财富的来源。
汤因比在主观上非常向往过去小城安逸的生活，在客观上不得不面对城市化的现实，因而在脑海中“过去”与“现在”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汤因比看来传统城市是静态的，而近代的机械化城市处于一种动态中。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城市的外观上，更表现在城市中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上。就外观而言传统城市一般是有城墙环绕的小城，而近代机械化城市则突破了城墙的束缚。传统的城市委身于城墙的保护之下，防止被重新融入乡村，近代的机械化城市则用城墙将公园以及绿化带与城市的建筑密林隔绝开来，以为人们创造自然的空间。城墙功能的反转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显著的物质性变化，当今机械化城市早已经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乡村，处于大都市建筑密林中的人们，再也无法体会农村的乡土带给耶利哥居民的那种亲切感了。
汤因比指出在城市环境中，不同收入水平、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体质的人生活在一起，与生活在乡村相比会产生更多的心理影响。城市的生活与农村相比会更加紧张，神经会绷得更紧。如果在城市中都会如此，那么在大都市带将会更加紧张；在未来的世界城市增长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灾难，除非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预防并且避免这一灾难。
当人类必须居住在自己建造的数不清的街道与建筑之中时，怎样回归人性化的生活，成为大都市解决自身安全问题的首要方式。
汤因比看到了近代机械化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贫民窟乱象等。对现实的忧虑使得汤因比转向未来的世界城市的构建。汤因比认为未来的世界城市将会成为扩及全球的形态，在体量庞大的大都市中寻找自由，必须由物质世界内在地转向心灵以及终极的精神存在，这种终极的存在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以及维护者，还是人类内在心灵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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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主张对未来的世界城市进行合理规划。他说：“问题是我们现在能否有计划地采取行动，使得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所生活的世界城市当中，任何事物都更加人性化，无论世界城市的生活条件是否会变得难以忍受。”
按照汤因比对世界城市的预测，世界城市必然会跨越历史的自然障碍，打破历史的政治疆界，因而汤因比认为需要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政府机构对世界城市进行管理。在谈及世界城市构建的必要性时，汤因比指出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更加复杂，城市环境的社会关系更加脆弱，一种有效的技术措施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是一种迫切的需求条件。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需要成熟且强力的市政管理机构；并且世界城市的政府管理机构仅仅是世界政府的另一个称呼而已。
《变动的城市》是汤因比晚年的作品，在书中汤因比从形态性和变动性两个角度入手，以其独有的视角观察古代以及现代城市，试图以史为鉴，探寻当今城市建设遇到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
如果从“史”的角度切入，《变动的城市》一书属于旧文化史的范畴，它研究城市社会，力求从宏观上把控整个人类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然而就学科属性来说，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城市史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分支”。
20世纪是城市史研究起步并且快速发展的时代，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陆续成立了一些城市史专业组织，这是城市史快速发展的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危机引起了新城市史研究，这一时期是城市史研究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而汤因比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城市史研究的浪潮中来的。《变动的城市》一书对城市史学体系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因为对于城市史研究来说，基于全球视野宏观角度的专著并不多。汤因比以城市为中心宏观建构人类历史，这是一种大胆的史学尝试。正如另一位文化形态史学大师斯宾格勒所言：人类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构建以城市为主题的宏观历史框架，依然是我们需要完成的使命。
西奥多·冯劳厄（Theodore H.Von Laue）在评判《变动的城市》时指出：城市研究的专门人员会发现，这本书隐含的城市化理论对于他们的目的来说有点简单，此书基本的知识储备以及价值取向本质上还是来源于《历史研究》，在感情基调上奇怪地混合着对乌尔—魏玛的思乡情结与不能恢复到机械化之前的生活状态的领悟，混杂着对迫在眉睫的未来世界都市的拒绝和接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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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西奥多·冯劳厄是以一种静止的观点解读《变动的城市》，有失偏颇。实际上，《变动的城市》展现了颇有价值的思想体系，内含生态城市、文化城市、幸福城市、创新城市的思想理念。
对于未来城市混杂着拒绝与接受情绪并不是因为汤因比思想混乱，而是反映了其不同城市理念的碰撞。《变动的城市》蕴含着对城市中人性化生活的思考，又清楚世界城市的到来是一种必然趋势，因而主张在世界城市内部进行以邻里为单元的城市分区建设，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汤因比世界城市的思想，虽然有其乌托邦的色彩，但是乌托邦的存在就是等待可能性，建立世界城市联邦政府在未来或许会真的实现。
[1] 康斯坦丁·道萨迪亚斯（1913—1975）是人类聚居学理论的创立者，被称为人类聚居学之父。其著作主要有《人类聚居学》（ Ek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 ）、《城市区域的兴起与成长——底特律的发展》（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an Urban Region: The Developing Urban Detroit Area） 、《人类生态的城市与人类的发展》（ Anthropopolis: City for Human Development ）、《城市更新与美国城市的未来》（ Urban Renewal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 ）、《世界城市：不可避免地未来之城》（ Ecumenopolis: The Inevitable City of the Future ）、《人类聚居行动》（ Action for Human Settlements ）、《创造安托邦》（ Building Entopia ）等。
[2] Arnold Toynbee, Cities of Destiny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p.13.
[3] Arnold Toynbee, Cities of Destiny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p.13.
[4] Arnold Toynbee, Cities of Destiny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p.14.
[5] Arnold Toynbee, Cities of Destiny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p.14.
[6] Arnold Toynbee, Cities of Destiny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p.27.
[7] Theodore H.Von Laue,Reviewed Work: Cities on the Move by Arnold Toynbe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6, No.4（Oct., 1971）, pp.1126—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