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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是个三位一体的形象：他既是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无疑又是这一传统的最大叛逆；他既跻身于“巴黎结构主义五大巨头”之列，而其“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又往往被奉为后结构主义的典范。拉康的名字已同福柯、德里达等名字一道成为当代法国思想勃勃生机的象征。拉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的主题是探讨所谓拉康式的批评理论，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忘记，这种批评理论并不是拉康思想整体的某个局部，而是内含在这个整体自身的辩证法之中。
拉康同文学批评的关系似乎是先天的。他的“语言学的精神分析”仿佛在理论本文中完成类似于创作者或批评家在文学本文中完成的事情，即把一种不定型的内心形象转化为符号。然而事实上，拉康对于批评理论的启发却来自一个不同的方面。用拉康自己的话说，他所思考的问题是“语言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辩证法”“能指与所指间的滑动”“非个人化的文化阅读方式”“主体的真理”或“主体的非整体化形式”“交流的转换规则”“欲望的政治”“话语的政治”，等等，这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从认识论到主体论、从发生学到辩证法，从索绪尔、雅各布森到弗洛伊德、马克思。拉康对于批评理论最深刻的贡献，也许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种可权充创作论的发生心理学知识或符号学知识，甚至不在于他极大地改变了精神分析批评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内容和语汇，而在于使我们在一个符号秩序的网络中重新认识“主体的真理”。这对我们具有崭新的意义。拉康属于那样一类当代思考者，他们在看到主体日益成为一种支离破碎的异化物的同时发展了一种相应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在写作风格方面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理论”越来越成为一种“批评”（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在其《论消解》一书的引论中对此作了番很好的描述）。他们把一切——从历史到欲望——视为且仅仅视为本文（正如精神分析医师把任何人都视为患者，把任何表述都视为症候）；这使他们把真实变成了真实的表象（representation）。正是在这层“表象”的意义上，他们在一种复杂的形式中重新描绘了主体，或者说，描绘了主体同客观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见，为什么当今的“批评”往往带上了十足的“理论”意义）。通过这种描绘，他们已把“人”（或其他所谓“形而上学”概念）的内在规定均匀地散播到一个象征与符号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在他们看来，人的内在真实性只能在它的外化的或内在固有的结构中获得，因为“人”这种被当作主体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更为普通的结构原则的产物。这一方面把人带到了一种异化的真理性中，另一方面，却也从认识论和修辞学上为我们提供了灵感和启发。在这一类人中，拉康是典型的、首要的一个。因为他直接从“主体的真理”着手，通过他所谓的“语言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辩证法”而把无意识还原为一种可以从结构上加以把握的东西。一方面，这使得个人的主体性幻想在符号秩序面前经历了一场内心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在另一方面，它也使那种静止的、永恒的结构在主体无限的激情和幻想面前变得骚动不安了。
拉康早年是一名精神病医生。同弗洛伊德一样，他也按照沙科和雅内的传统研究歇斯底里症；由此，他深入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领域。他的博士论文是《论妄想狂及其同个性的关系》（1932）。在此之前，他曾写过一篇题为“自我发展中的符号形成的重要性”的文章，同他日后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30年代拉康停止行医，潜心研究心理学；50年代开始研究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并领导了法国精神分析理论的重大转变。
我们不妨粗略地认为，拉康理论的核心是把弗洛伊德主义语言学化。这里包含许多结构主义成分。拉康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心理机制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而是分成三个界：实在界（the real）、幻想界（the imaginary）和符号界（the symbolic）。我们必须强调，这三个“界”与那三个“我”并不处于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中，两者的活动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在弗洛伊德那里，三个“我”组成了一架主体的机器，“本我”提供驱动力，“超我”提供道德原则，而“自我”则依据现实原则进行协调。但在拉康那里，主体却是一个空虚的、一无所有的项，而所谓实在界、幻想界和符号界不过是主体滑过的不同的心理时空；也就是说，主体只为这种时空运动提供显示而已。弗洛伊德的主体仍是一个个体，仍有它的本体论意义，而拉康的主体则仅仅是一个“主体”，且除了它的结构功能外不存在其他的意味。这种主体性质的变化带来了语言的变化：再没有一种主体的语言，只有一种非主体的语言；再没有一种真实的表述，有的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症候。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说，“并非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这正先知先觉地看破了人与语言的异化关系。这种状况给我们目前的讨论带来的直接问题是，我们已无法像弗洛伊德定义“本我”“自我”和“超我”那样从主体的角度“定义”“实在界”“幻想界”和“符号界”。拉康是从精神分析得以确立的两个事实领域：精神失常与主体的心理生成史，开始“改写”了弗洛伊德的本文而提出自己的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的。也正是在心理—文化诊断和主体的“精神现象学”的水平上，拉康的“理论”是一种地道的“批评”。
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病的根源在于对欲望过度的压抑，在于意识把潜意识内容拒于门外造成的一系列心理伤害。诸如强迫症、歇斯底里、精神错乱等精神病变，不过表明了个体的“力比多”能量为现实所阻，从而以倒错、停滞或不正常的转移的方式释放出来。这暗含了这样一个观念，即人必须自己在潜意识世界与外在现实秩序之间架设桥梁，因为两者之间并没有天生的可通约性。在弗洛伊德看来，力比多就如一口永远沸腾的大锅，充满了万古未驯的能量，它里面没有任何秩序可言。它在欲望的活动中追求快乐，而自我的机制则以一种“现实原则”来调整它，使之进入正常的社会规范之中，并在此得到一种延宕了的满足。
拉康同样在精神病症状中看到了一种“成熟的关系”的破裂，但拉康却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精神病患者的问题在于失去了构成他情结结构中心点的能指的象征（或符号）指称。这样，患者就可能压抑他的症候的所指。这种象征符号的指称价值的丧失使他退化到幻想的水平，丧失了自我与观念之间的任何媒介。” [1] 就是说，在拉康看来，症候并非形成于潜意识与意识间的冲突之中，而是生成于心理内容（所指）与它的象征之物或符号之间的断裂。如果说弗洛伊德把一切精神病都视为焦虑症的话，拉康便是把一切精神失常视为失语症——心理主体在无法形诸符号、无法进入符号秩序的状态中退化为一种“幻想之物”。
在此拉康隐喻性地把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意识与无意识关系的模式同结构主义语言学能指（signifie又译“意识”）与所指（signified又译“意涵”）关系的模式联系起来。在拉康看来，所谓的无意识可以这样定义：它是没有能指的所指。这并不意味着拉康一笔抹杀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的“内容”，而只是意味着拉康把这个无法把握的前语言的存在放到了一个普遍的语言活动的规则之中，从而为在认识论的水平上研究无意识的存在方式铺平了道路。所谓没有能指的所指，并不完全意味着没有找到“词”的“话”，而是更多地意味着没有进入语言或现实的“符号秩序”的网络之中去的“私人”幻想；它外在于语言，并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外在于现实世界的结构关系，因而是无法被认识，被思考的。这样看，拉康的无意识就不仅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语言学翻版，而是包含了更多的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认识论关联。拉康把精神病患者的问题视为“失去了构成……能指的象征（或符号）指称……从而退化到幻想水平”，那么我们的问题便是：幻想具有怎样的结构？这种结构同象征之物或符号之物的结构之间有什么联系？两者间的转化是怎样完成的？这种转化如何决定了主体的心理史，又如何在普遍的历史文化活动中体现出它的哲学意义？
我们首先来讨论幻想的构成，它在拉康的“地形学”中的位置正好像潜意识在弗洛伊德的“地形学”中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记住，“幻想”又不同于“无意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拉康在谈到精神失常时提到了幻想，在这里，幻想代表着符号秩序的对立面；拉康称艺术家是沉湎于幻想界不愿外出的人，这似乎赋予幻想以诗意的想象性色彩。但关于“幻想界”的最好说明还是来自他的著名的“镜像理论”。
在弗洛伊德看来，婴儿对母亲的纯粹的生物性需要变成逐渐觉醒的一种欲动，这就是婴儿性欲。它代表了一种纯粹的本能。经过所谓口唇期、肛门期和生殖器阶段，这种与外界不加区分的、集中于自己身体的“力比多的力场”最终面临了一种压抑和区分机制，这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此，（男）婴儿混乱的、施虐的、乱伦的性欲由于父亲的出现而被引入一个三角关系。他在此不得不顺从“现实原则”而压抑自己的愿望，并通过与父亲“讲和”，即接受父亲形象（这将是他未来的形象）而成为一个能被社会认可的角色。这完成了一种“痛苦的转变”。
而拉康一开始就摒弃了弗洛伊德主义中的泛性论，而注重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主体的心理成长过程（这使他很像皮亚杰）。在拉康看来，婴儿早年把自己的身体与外部世界不加区别地混同起来，自我和自我的对象只是在一个封闭的圆圈里不停地互相转化，仿佛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共存关系模糊了需求者与需求对象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使得婴儿处于一种幻想状态，即幻想那些由触觉、视觉而被感觉到的对象或形象的世界依赖于他自己。这构成了幻想的逻辑。这种逻辑典型地表现在这种情境中：六个月时，当婴儿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并非一定要看到镜子，只是我们不妨借这个情境来设想），他从中认出了自己；这使他从母体世界中分化出来，开始形成主体的概念。就是说，由于“自我”的形象在这个世界里被某种物体反射回来，我们得到了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镜中意象的运动与我们的动作协调一致，镜前的自我与镜中的形象处于一种完美的统一之中；镜中形象既是我又不是我，主体与对象依旧是混淆不清，这说明了这种关系的“幻想”性质。这种镜像模式此后一直是儿童成长中的认同模式，就是说，儿童一直在一种幻想或想象中发现“外部世界”里能与自我相认同的客体，从而建立起一个虚幻的自我统一的“内在世界”（自我）。拉康说，幻想界不过是我们（依照幻想的逻辑）进行认同的意象领域。可以说，“幻想界”把弗洛伊德的性欲想转化为一种主体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幻想”，把婴儿—母亲之间的肉体幻想转化为主体与主体的自我形象（同时也暗含了“他者”的形象）之间的幻想关系。
幻想界，如同拉康所说，是一种前符号、前秩序的存在；但它的独特的逻辑也许只有通过它与符号秩序之间的潜在关系方能加以说明。可以说，以镜像情境为代表的幻想之物本身具有一种结构因素，并由这种结构因素被带入异己的他者——符号界之中。幻想之物并不作为“符号”而存在，因为它只是一系列互指的或者说是混淆不清的能指，而非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的结合。在婴儿面对镜子的情境中，当婴儿（能指的主体）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所指，那个“主体”的意义）时，这种完美的对应和等同正表明了幻想的思维方式——一种无穷往复的自我指涉和主体与对象间的循环。镜像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能同真人分离，而在幻想界里主体也正是这样与对象相互认同的。这虽然构成了一个主体的完美的自我世界，但却不构成主体的真理。因为“自我”并不能在自我和自我的不同的部分中，或在作为自我的外界中形成关于自我的概念；相反，“自我”只有在“他者”之中才能把自己确立为一个自我，一个有意义的主体。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中通过“父亲”而把那种漫无节制的欲望导入社会规范，而拉康则把这个“父亲”符号化了，也就是说，“父亲”并不在性的意义上作为婴儿的“情敌”出现，而是在一个“象征秩序”中作为“他者”而出现。在那种完美的、无缺损的镜像折射中，对立的两项无法从一种幻想界的禁闭中解脱出来；这种同语反复只有当一个异己的“第三项”闯入才宣告结束。父亲的出现使婴儿的镜像式幻想不得不面临一个异己的，与自己全然不同的对象。这时婴儿陷入的正是所谓“后结构主义式的焦虑”：一个主体只有排除另一个主体才能成为这个主体，正如一个符号只有区别于其他符号才能表达意义。“父亲”进入婴儿的视野结束了那种完美的同一性；那条能指链在此成为一个差异的系列，一个再也无法收回的异化世界。在拉康看来，婴儿在与周围主体相区别的差异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与他对语言的发现是同一个过程。两者同样把婴儿从早先自恋式的幻想中带到一个先在的象征秩序或符号秩序中。在此，符号界不妨被理解为构成家庭、社会的关系结构。这种由“幻想”到“象征”的转化在此成为弗洛伊德所谓的“走出俄狄浦斯情结的痛苦历程”。
这时，主体面临的正是所谓的“符号界”。在前面一个阶段，主体在“幻想”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心理空间之中，其特点就是内在与外在彼此不分，如同婴儿被自己的镜中形象迷住了。但在这一阶段，幻想却通过一种分裂、一种异化被符号秩序接纳进自己的网络之中。同一性的海市蜃楼在一种先在的异化结构中破灭了，这个异化结构便是语言；正是通过语言，幻想主体方才获得了一个明确的位置。
“幻想”与“符号”间的动态关系并不是由一次心理成长一劳永逸地缔结起来，而是内在地包含在幻想与符号结构的本质之中。就是说，幻想本身具有一种结构成分，或者说，它潜在地对应着符号界的秩序；同样，符号也包含着幻想的因素，因为它不过是一种异化的幻想形象。“符号秩序”并非代表一种现实秩序，同样，它为主体提供确定性的方式也不在于它使幻想获得了它的外界对象或象征，而在于它把主体内部的幻想关系引向一个外在的差异系列之中。
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基本因素在于它是一个自我生成的差异系统。它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心理的或物理的现实性，但它却先在地构成了任何关于现实的表述的秩序。也就是说，对于主体来说，语言是先天“在位”的，它总是等待着主体去进入预设好的位置。这样，语言的功能不如说是把实在分割出来，悬置起来；而进入语言便意味着同实在告别。拉康正是从这种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去“重读”弗洛伊德的。这里我们有必要一提的是他对弗洛伊德的“满足”概念进行的“非幻想化”的消解。如果说弗洛伊德追求的满足是一种现实的愿望满足（比如食物之于饥饿），那么拉康则告诉我们：没有实在的满足，只有满足的转移。如同我们在符号中无法触及实物，社会给予主体的满足也不过是一种象征的满足，更确切地说，是满足的象征形式。拉康力图向我们表明，在欲望和欲求对象之间永远有一个“结构性距离”，它使得任何满足都只能成为结构性替代。这也正是从幻想到符号的心理过程的隐喻。
在拉康看来，欲望与其说是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寻求满足，不如说是在构成欲望结构的对象世界里由一个象征转移到另一个象征。如果说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欲望”驱使心理主体去寻求满足，那么在拉康那里，这个过程就变成了“满足”这个符号自己在一个能指链上滑来滑去。对象世界永远处在欲望世界的彼岸，而欲望能据为己有的不过是符号秩序中的一系列空洞的位置。在“欲望”与“满足”之间，拉康看到的不是一个起点与终点，而是一次永无归期的流放：在愿望与目标之间并无通途，只有一个纵横交错，把人引向未知之处的差异的网络。欲望本身被证明是一个能指，而它所指向的东西也仍然是一个能指。这从根本上消除了传统“满足”的意义。在一次讲演中拉康抓住弗洛伊德的“内驱力”作文章：“很奇怪，内驱力有四种变体，就如同它有四种成分，你们都会记得弗洛伊德提出的四种变体中的第三种是什么——是升华……好极了，在那篇文章里弗洛伊德反复告诉我们说升华也是内驱力的满足，然而在此内驱力并没有获得它的目标，在它的满足中藏身的只是一个目标的替换。升华无论如何也不是内驱力的满足。” [2] 在此，拉康把满足的深度模式扭转到了一个替换的水平模式中来。拉康紧接着说道：“换种说法，此刻我正在交媾，正在跟你们谈此事。好极了！我能不折不扣地感到那种满足仿佛我真的在交媾。这就是他要说的，的确，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是否在此刻正在进行交媾。在内驱力与满足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极端的自相矛盾，这提醒我们，对于我来说，运用内驱力的功能无非就是要对满足所意味的东西提出疑问。” [3] 正如这种象征的或符号的满足并不构成欲望的现实的终点，那种使欲望在其中转移从而获得“满足”的符号秩序也并不代表着一种外界的强制。不如说，它像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在“幻想”或“欲望”中形成的“自我”的内容——这正是“符号界”的本质。“符号界”是整个现实世界——自然，文化，身体，人际关系等等——的差异结构，而“幻想”通过这个秩序获得了同现实的“成熟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主体。拉康总结道：“精神分析家面对的患者并不在他们所成为的那种东西上得到满足，但我们知道，他们所成为的任何东西、他们经历的每一桩事情，甚至他们的症候都卷入了满足。他们满足了某些事情，但这些事情无疑同那种能让他们满足的东西背道而驰，或不如说，他们是把满足给了某些东西。” [4] 在拉康看来，性欲望同所有欲望一样不能带来最终的满足，因为主体同他的欲望之间或欲望同它的目标之间的结构性距离使这种满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它只能在一种替代功能中把自己变为一种象征，一种欲望的修辞。
通过“满足”与“内驱力”的消解我们进入到一个象征之林中；如同梦里一样，我们展开了同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但它却是我们能够“理性地”同世界和他人交往，并从中明确主体自我的位置的唯一方式。既然现实与欲望的矛盾被证明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假象，那么我们能否在一个有序世界和一个无序世界之间重新安置那种我们如此习以为常的冲突呢？这使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幻想世界的状态。
幻想不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作为欲望的主体，人在幻想中自己创造“自我”。但拉康的幻想界并非坐落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之中，而是构成于意识的语言中。拉康喜欢把它称作一种“妄想的逻辑”。通过对幻想界的把握，拉康提出了他的最惊人的结论：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
在无意识问题上拉康大量借用了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弗洛伊德把梦视为通向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最便捷的小道，因为它是潜意识欲望的象征性实现。人们往往把潜意识仅仅视为意识表层之下的“深层内容”，却忽视了它自身所特有的极为古怪的语法；正是它造成了梦的非理性色彩和曲折隐晦的特征。弗洛伊德用“压缩”与“移置”描述那种“梦的加工”。它把“白天的残渣”或存留在意识深处的早年记忆以一种极为灵活多变的、富于高度创造性的方式组合起来。它或把一组意象压缩为一种单一的表述，或者把一个对象的意义置换到另一个与之多少相关的对象之上。在拉康看来，潜意识的问题在于它缺乏适当的表现手段，这似乎是所指没有找到能指，更确切地说，所指从能指秩序中“滑脱”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符号”状态。但梦用压缩与移置巧妙地把潜意识的活动——一种尚没有语言的心理内容——表现为一系列视觉形象。这种方式与语言修辞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隐喻”与“换喻”——恰好是一致的。在“隐喻”和“压缩”中，意义或形象被叠压在一起，一个意义在另一个意义中透露自己；而在“换喻”和“移置”中，一个意义或形象被另一个意义或另一个形象所代替。拉康借助这种规则来描述无意识：症状就是隐喻，欲望就是换喻。
由此拉康把无意识的结构视为语言的结构。这让我们想到在从“幻想界”到“符号界”的过渡中，镜子的隐喻（它把两个意义合并在一起）已经让位于象征之林中的换喻（“意义”在“能指”链上传递）。我们不如反过来说，拉康认为有一种“无意识的语言”，这种语言自行发展，具有自己的逻辑；它与日常语言的唯一不同在于，在前者那里，能指与所指是脱节的，在此只有能指的互相作用，所指却从不在场。这种“意义链”的断裂造成了秩序的间隙和语言的空白，但在整个无所不在的符号界中，空白和间隙仍然是作为“语言”出现的，这便是“他人的语言”。这表明，拉康借助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把对于这个主体来说是无意识的东西视为另一个主体（即前者的“他者”）的语言。而在前面那个主体那里，这种没有“所指”（意涵）的“能指”（意符）便是症状。无意识的语言正是通过一系列症候和欲望表现出来的。而一切“症状”的成因与其说是“幻想界”受到“符号界”的“压抑”，不如说是这些纷杂的能指库存没能在符号界为自己找出指称的象征之物，从而在一个陌生的地域漂泊。拉康试图探索这两种“语言”，或者说，语言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辩证法”。可以说，在拉康那里，“能指界”和“所指界”（这只是本文作者一时的发明）的冲突已成为我们心理冲突的本质。
拉康在一个自我陶醉的镜像关系（幻想界）中引入一个象征秩序的“他者”，从而把一种主体的虚假统一性变成了一对无法弥合的矛盾：能指与所指的矛盾。无疑，拉康就是用这种方式看待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表层与潜层的关系，而是一张纸的两面（索绪尔就是这样形容一个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弗洛伊德曾把这种不可通约性安放在个人自我中心的欲望与公众的可接受性之间。然而拉康，既然已不承认还有任何置身于差异性结构之外的“个人”（注意，他只有“主体”，不用“个体”），就大肆铺张地把它确立在整个符号世界的裂隙之中。如果说索绪尔的前提是承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天然联系，那么拉康则蓄意宣扬两者间的断裂。拉康说：“我所谓的那种把能指和所指扣住的结合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两者的黏合点始终是虚假的，因为所指始终处于一种漂离、滑动的状态。” [5] 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所说的漂离是整个能指链与所指的“板块”间的漂离。这把语言“后结构主义化”了。在此，除了作为“症候”出现的个人，除了精神分裂式的话语，再没什么主体和表达了。也许在拉康看来，在所有的主体（失语症患者）与所有的语言（没有人称的能指结构）之间不存在任何圆满的意义整体，有的只是那种“结构性失调”。这似乎隐晦地指向历史的暴力，这种暴力在弗洛伊德那里表现为个人满足与人类文明之间的永恒冲突，而在拉康这里，这种冲突则被符号化，从而也进一步“中立化”了。拉康写道：“当主体从一个幻想世界被植入能指的差异关系中，并从中得以表现，他就重又会被那种差异关系排斥出来。” [6] 这向我们表明，当主体在追寻自身的确定性时不但为语言所构造，也被语言所颠覆。所谓“无意识”，不过是当主体在能指链上滑动时以一种症候形式显示出来的“他人的话语”。 [7]
杰姆逊在他那篇论《主体的位置与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的长文中对拉康关于无意识的定义作了一个很好的旁白：“对于那些我们当中仍习惯于传统无意识形象，即把它视为一个恒久的本能的沸腾的大锅，并倾向于把语言同思考和意识而不是其反面相联系的人来说，拉康的定义必然令人惊诧……但如果我们能让我们自己把语言当作一种异化结构来思考，我们便已经走在欣赏和赞同这一概念的半途中了。”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拉康的“实在界”一直没有露面。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在婴儿第一次看见镜子中的自我形象时便已失去了。它只是促使主体进入心理上的下一个层次的劲力或生命机能。它永远“在这里”，但却无法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被人发现。“实在界”，按拉康的说法，是一种“永恒不断”的东西，它“绝对地抵制符号界”。这似乎指出了一个乌托邦的心理根源。拉康对待“实在”的态度就仿佛康德对待“物自体”、维特根斯坦对待“不可说的”一样：他说“实在”是“不可能的”，并把它排除在讨论之外。但“实在界”在那些试图把拉康，广而言之，把后结构主义理论还原到历史中去的批评家那里却获得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杰姆逊在把拉康主义同辩证法传统以及当代异化理论和意识形态批评结合起来的尝试中提出把“实在界”引入“幻想界”和“符号界”的二元对立中去，就如同拉康自己把象征之物引入镜像形象的同语反复的二项关系中去。这把一种后结构主义的零散化世界同主体的乌托邦远景联系起来。在此，杰姆逊提出一个假设：实在之物就是历史。
我们在此无须讨论拉康学说的认识论意义和存在论意义，但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德里达指出的，拉康要“探讨主体的真理”。在这种努力中，拉康把从康德到胡塞尔的对认识的先验形式的研究转移到无意识领域。拉康的突出贡献在于把无意识语言化，从而也把认识活动结构化了。这关系到拉康的“主体”概念：主体消失为能指。这正是福柯所欢呼的“人的终结”。福柯在知识与权力系统中看到了个体的覆灭，德里达试图在语言游戏中予以“哲学”的论述。而拉康则在研究主体心理结构中发现了“个体”的“不在场”——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能指的区别。这使他直截了当地摒弃了任何主体理论。在主体的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语言与言语、意识与无意识、表述与记忆等等关系中，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如说是作为一种辩证法展开的，这便是精神分析理论与语言之间的辩证法。这使拉康的理论在一个直接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批评理论。
在此，基本的前提是，在拉康那里，主体意味着以“个体”假象出现的语言式言语结构中的功能，也就是说，主体是个体的语言或言语的等价物。我们知道，拉康把“症候”与“欲望”视为隐喻和换喻，视为能指的压缩或移置，这使他以一种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进行诊断。对拉康说来，精神分析治疗并不意味着帮助患者在现实原则的指导下释放力比多能量，而是帮助他进行一种“能指的过渡”。这表明精神分析不再致力于把所谓“被压抑的欲望”再现为语言，而是致力于把那种零零散散、结结巴巴的语言联结起来，修补完整。把主体语无伦次的话语变成连贯的讲述意味着把主体的真理在符号秩序中确立下来。在拉康眼里，这是交流的本质。由此可见，对于精神分析诊断来说，患者或一般主体只不过是精神分析学家的本文。这个本文并不建立在一个比喻的意义上——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弗洛伊德把梦也视为一个本文——而是建立在明确的符号学意义上。它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话语的本文”，干脆说，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能指的库存；正是这些能指构成了症状和欲望。这意味着，在精神分析学家面前，患者作为主体消失，而作为能指出现。 [8]
这把传统上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的辩证法变成为批评与本文之间的辩证法，确切地说，变成精神分析理论同那种“无意识的诗”之间的辩证法。但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种辩证法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后结构主义辩证法。它永远把“意义”“存在”等确定性引向一个无穷变换的不确定性中；或者说，它永远把同一性投入永无终了的差异。这正是“符号秩序”要干的事情。在此，无意识再也不是一个深层的实体，而是生成于符号活动之中的脱落与空白；这意味着，无意识是语言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于语言活动的不圆满性。同样，批评也不再代表一种绝对的秩序，不如说，当它把作为能指的主体真实捕获为意义（所指）时，它同时也就在这个符号链中不可避免地沦为他者的能指，变成一个在能指的差异网中被移来移去的位置。这种能指位置的不断变换与消解批评中消解他者的本文又不断为另一个他者所消解极为类似。拉康式的批评理论似乎要我们永远放弃获得一个稳固的主体的位置，从而获得一个意义的整体画面的企图。批评，作为思考的象征，把人引入了那种“能指的”与“所指的”之间的互相寻找和命中注定的失之交臂。正是语言在“区分”和“割裂”存在，正是语言把一切意义建立在与“他者”的差异之中；这一方面使我们能“用语言做事”，另一方面又使我们永远同存在分离。就是说，当我们要“意谓”什么时，我们便陷入符号的差异之网；我们开始在那条无尽的能指链上滑动，再也无法落脚于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对笛卡儿的箴言作了划时代的篡改：“我不在我思，我思我不在。”
这似乎又使我们从“批评”绕回到拉康的“理论”之中。究竟是否存在一种“拉康式的批评”呢？思考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可以由此抓住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
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对立，即前符号的、私人的幻想与公众接受之间的对立。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即以为弗洛伊德把文学创造性与那种白日梦的天赋等量齐观。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里强调的是那种私人幻想同公众接受之间的困难。而精神分析批评从来也没有把寻找文学创作的表现技巧视为自己的任务；弗洛伊德的主题主要在于考察文字接受中的“愿望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提出了诗的二重性构造：“……这是克服我们身上的冲动的情感的技巧……（一方面）作家通过替代和掩饰自己的白日梦而和缓了他的利己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他还用在表现幻想时提供给我们的纯形式的——即美的——收益来贿赂我们。给予我们这种收益是为使那种从深层心理源泉中涌出来的巨大快乐的释放成为可能……”
这种方法贯穿于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创作发表的言论之中。建立个体欲望（或幻想）同语言及集体接受之间的辩证法，并在这个关系中展开对问题的详细阐发，也许是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批评的方式。从这一传统看，拉康从“幻想之物”到“符号秩序”的转换就仿佛是一种诗的形成过程——把意象的混沌无序转化为一种象征的有序的排列。但这种观念恰好造成误解。拉康并不是作为传统精神分析的“语言替手”出现的，而他的后结构主义的消解战略也不应被等同于那种“从自然到文化”的结构主义规范。拉康批评的独特性在于，他并不把文学作品天真地视为创作者“创造”出的一种符号秩序，不如说，他把创作者看成是先在的符号秩序的产物。
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论詹森的《格拉迪瓦》和霍夫曼的《睡魔》的两篇精彩文章。在这里，弗洛伊德把“叙事”同“妄想”放到了一起。在弗洛伊德看来，妄想一方面使主体的毁灭得以缓解，但同时又使之达到了顶点。或许弗洛伊德也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在妄想里，症候的过程也是心理进化或成熟的过程；而叙事则驾驶着妄想的航船使之走向规范。但在拉康看来，这个规范与其说是由叙事活动形成的，不如说它早已存在于叙事之中，并决定着叙事的发展。
拉康对从《堂吉诃德》到《尤利西斯》等众多文学作品都有论及，但其中最能说明拉康式批评的特征，或者说，最站得住脚的则是那篇对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的分析。
[9]
在拉康看来，这篇小说“权烕性”地表明：“形式化的语言决定主体。”
故事里一封谁也不知道内容的信决定了当事人的行为。（法文中“信”letter同时又有“字母”“文字”的意思，因此，“信”这个实物在这里又代表了语言本身。这是拉康玩弄的无数文字游戏中最精彩的一个。）这寓言性地表明，能指（信）在它的结构中支配了叙事人物的位置变化：大臣取代王后的位置，杜邦取代大臣的位置。就是说，一种结构性力量不断地把自己施加在不同时刻占据着某个结构中的位置的主体之上。于是这个故事与其说把我们引向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不如说向我们展现出能指链的恶性循环。在这种能指的传递（信的传递）中，主体与其说把握了自己的位置，不如说被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异化游戏。在此，“指涉者”不是小说家，而是这个故事的结构。同样，在拉康看来，主体也不是表意的主体，而是“话语”的主体。如果说弗洛伊德仍相信诗的法则或叙事法则能够带来表达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主体获救的话，那么对于拉康来说，这种表述的唯一的主体永远是语言自身。因而可以说拉康彻底去除了创作的神学色彩——它无关乎拯救，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拯救。所谓“无意识的诗”只不过是能指系统的自在的秩序。也许这种位置的转换提供了某种戏剧性结构（但这不过表明那种“无意识”正操纵着主体的话语）。在创作中，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人是无意识的主体，只不过在文学作品里，这种关系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拉康使我们意识到，从“幻想界”到“符号界”的过程永远也不是一个创作过程（表意），而只是一个“就座”过程（话语）。
显然，我们看到拉康并不想建立一种阐释理论，不如说他只有一种消解理论。这种毫不动情的态度加上那种自得其乐的一般的语句时时使拉康的面目——至少对于文字批评——显得十分可憎。
拉康同一切形式主义者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以另一种方式同马克思主义相关联。且不说拉康的镜像理论直接启发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幻想”与意识形态一样都是主体与对象认同而获得一个虚假而完美的“整体的自我形象”），他从语言出发改写弗洛伊德也使我们得以在人与人、人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潜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拉康甚至还说他的符号学同马克思主义可以和平共处。然而拉康式批评的真正吸引力恐怕还是在于它以一种动态的、充满矛盾对立的辩证关系搅动了结构主义的静态模型。杰姆逊说拉康的批评中总有一种类似形势分析的东西，这把结构主义的永恒秩序转化为一种具有“过程”趋向的“阶段”。在拉康关于《失窃的信》的讨论中，杰姆逊甚至还看到了一种“辩证的阅读方式”，在此，“能指的循环往复同一种辩证的自我意识出现结合起来”。
我们不妨援引杰姆逊也曾援引的那段分析：
如果现在的问题同以前一样，是要使那封信不被搜寻的眼睛发现，那么他（大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搬用那已经被他识破的技巧：把它搁在谁都看得见的地方。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知道他正在干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他立即就被那种二元关系捕获了。在这种关系里我们发现了一种模仿的诱惑，或者说是一种动物装死的特征，他落入了看见自己没有被人看见的典型的幻想情境中，但没有发现真实的情况却是他没有发觉自己被人看到了。 [10]
这可以说是拉康对结构主义的自嘲。拉康通过引入象征的“他者”老练地瓦解了主体的幻想（同时也瓦解了那种传统的、基于个体的批评），又在幻想与符号秩序的冲突中（在这场冲突中拉康可说是不偏不倚：既不抬高幻想之物来讨好个人满足，也不抬高符号秩序以皈依现实规范）模糊地引入了一个辩证的第三者。这又让我们想起了那个“实在之物”。拉康从来也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它却不断地零星出现在拉康的文章之中。这必然启发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思考，这种思考，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的话说，就是“在历史时间的另一个终点，在超越了阶级组织、商品市场、异化劳动，超越了非人性所能支配的历史逻辑决定论的社会秩序中对主体的位置进行一种新的创造性思辨”。
否定拉康是容易的——我们只需指出历史和主体不仅仅是文本。但辩证地、历史地把握他则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目前的条件下思考当代中国的主体（无论是语言主体还是历史主体）自身的真理性及其在世界文化的符号秩序中的位置。在此我们必须超越两个界面，一是传统的自足主体的幻想性封闭，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异化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拉康的理解才获得它自身的历史性，从而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视野交融在一起。
1989年1月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1] Rifflet-Lemaire， Anika， Jacques Lacan. Bruxelles: Charles Dessart, 1970, p. 364， 129.
[2]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 1978， pp. 165—166.
[3]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 1978， pp. 165—166.
[4]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1978， pp. 165—166.
[5] Lacan, Jacques. Écrits. Pan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6] Rifflet-Lemaire， Anika. Jacques Lacan. Bruxelles: Charles Dessart, 1970, p. 364， 129.
[7] Lacan, Jacques.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8] Lacan, Jacques.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9] 《失窃的信》故事梗概如下：
王后收到一封控告信，适逢国王来到，王后把信明放在桌上以图不引人注意蒙混过关。大臣在王后眼皮底下将信用掉包计拿走。王后多方雇人搜寻不得，侦探杜邦却轻易将信取到。当警长请教时杜邦说根据推理大臣会像王后那样把信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以此作为最好的密藏。于是杜邦在壁炉架上挂着的文件夹里找到了信。
[10] Lacan, Jacques.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