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多为自己“学徒期”或学术起步阶段所做，跨度从1985—1989“文化热”到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头几年。内容明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介绍和理解在80年代如日中天的“西方理论”，包括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文化分析理论；二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界种种“新潮”和“实验”的初步认识和阐释。如果有一种“个性”或“时代印记”贯穿并统摄这两个方面，从而将这些文章同一般常规性论文区别开来，那或许是：在谈论西学时，作者的“文化意识”是当代中国的；而在谈论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现象时，作者的“方法意识”（姑且这么讲）——如对概念框架和分析论述严格性、审美形式自律性乃至行文个人风格的略显狂热、稍稍偏执的追求——却又是“西方的”或“西化的”。

这些特征或主观因素在这些文字问世的时候大概曾给读者带来某种“质量”和“标准”上的信心。但在今天看，这种成功更多可以为意识形态分析提供完成度和“物化”（reification）程度较高的对象，而不应不加批判地被视为专业意义上可资效仿的先例。因此，再版这部不折不扣的“少作”没有太多怀旧的意味。事实上，在谈及“80年代”的几篇文章里，我曾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怀旧和自恋倾向多有批评（包括自我批评）。同时，大体上按编年顺序编文集，却也绝非仅仅出于“学术史”考虑。原因很简单：我相信收在这两个集子里的文章仍然存在于“当下”及其矛盾结构之中；而自己的读书和思考，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讲，也还都没有从这个当下退场。许多篇目确已有了超过三十年的历史，有时想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仍希望，它们还没有退化为个人史意义上的记忆或学术史意义上的材料，而是仍旧可以作为路途上、展开中的经验和思考，为当下学界提供一种参照、一份见证。

这样的期待自然需要读者反应来检验。作为作者，在重新面对这些遥远然而又亲切的旧作时，却不能不自问它们整体上的问题意识、写作风格和流通方式在今天的意义何在。只不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需要读者给出。在此我只想说明一下书名的来由：纵观八九十年代中国文艺和文化思想领域，对“世界”和“真理”的想象性理解往往构成对现实认识和把握的内在结构性原则。因此“幻想的秩序”包含了一种暧昧的多义性：

（1）当代中国知识思想话语中的秩序概念往往基于一种关于普遍性秩序的幻想，基于对后者的幻想性的主观认同；

（2）作为幻想对象的秩序相对于幻想主体具有外在性和客观性，因为它是一种源于他人集体性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结构；

（3）这种外在现实的内在秩序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讲是一种“他人的语言”，同时作为“政治无意识”和修辞意象的“能指库”而存在；

（4）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认识和建构，同时包含对自身幻想的幻想性的批判性认识，但这种批判性认识本身并不能脱离幻想或意识形态的氛围而独立存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是意识形态的新形态；

（5）最终，幻想的幻想性即意识形态结构在批判视野中显现其客观性、历史性：主观性外化为异化的秩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对象化的历史和叙事。

这样的交代固然远不如鲁迅对“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或“伪自由书”题名的解释那么鲜明、生动、传神，但在概念层面，或可提示出“词汇”与“语法”、表象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正是当代中国文艺和文化思想在过去三四十年间艰难地寻求自我表述、自我建构的想象性空间和象征空间。“幻想的秩序”是对这样一个语言习得过程的命名；是对种种转瞬即逝、但值得铭记于心的自由状态的命名；也是对一个观念和修辞有时喜剧性地、有时又是悲剧性地走在了现实前面的时代的命名。随着80年代的戛然而止和90年代的匆匆落幕，现实最终大踏步追赶上来。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具体反映，便是知识界的分化、学院专业化体制的初步确立、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兴起和知识信息领域里日益充分的全球化。面对这样的巨变，这本集子最后（第三辑“文学经验”）透露出的兴趣转向不是专业化知识生产，而是文学批评。就个人经验而言，我认为80年代的“理论神话”作为一个准备阶段，在对当代中国文学实验性探索和写实主义发展的阐释中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功能和意义，找到自身同历史和创意劳动的具体关联。

本书篇目多数最初收录于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8年版《幻想的秩序》；2001年稍加增删，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名改为《批评的踪迹》。鉴于两个版本脱销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策划本人作品系列时决定将它收入。借此机会恢复初版书名，作为多卷本文集文学批评理论系列的首卷。同时编定了第二卷《批判的文学史》收入同一系列（即出）。两卷大致以2002年为界，分别涵盖前15年和后17年专著以外的文章。感谢三个版本的编辑：林道群（香港牛津）、冯金红（北京三联）、薛羽（上海人民）。也借此机会，向这些年来偏爱过这些文章的读者致以真诚的问候和感谢！

张旭东
2020年7月4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