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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尔–英尼斯是货币信用理论的倡导者。但在19世纪，这一理论最坚定的拥护者并不在米切尔–英尼斯所生活的英国，而是在当时快速发展但互相对立的两股力量——美国和德国之中。信用理论家坚称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个记账工具。换句话说，货币绝不是一个“物品”。你无法触摸到一小时或一立方厘米，同样，你也无法触摸到一美元或一马克，货币的单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衡量单位。而且信用理论家指出，在历史上，这种抽象衡量体系的出现时间远远早于任意一种交易中所使用的代币的诞生时间——在这一点上，信用理论家描述的正是真实发生的情况。
显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货币只是一个衡量标准，那么它衡量的对象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债务。实际上，一枚硬币就是一个欠条。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纸币是一个承诺，或者应该是一个承诺，用以保证支付一定数量的“真正货币”（黄金、白银等）。但信用理论家认为，纸币代表的承诺是支付和一盎司黄金等价的某种物品。但这就是货币的全部含义。从这个角度上看，白银制成的美元，由铜镍合金制成、设计得有些像金币并印有苏珊·B.安东尼肖像的硬币，印有乔治·华盛顿头像的绿色的纸及存在银行电脑中的数码信息——各种形式的货币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从概念上来说，很难理解把一块黄金看作一张欠条的做法。但它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即使在使用黄金和白银硬币的时候，这些硬币也很少以金属本身的价值来流通。
信用货币是如何诞生的？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教授想象出来的那个小镇里。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乔舒亚准备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亨利；而亨利承诺的并不仅仅是欠他一个人情，他还承诺，自己欠乔舒亚具有同等价值的某种东西。
亨利交给乔舒亚一张欠条。等到亨利拥有了某些对乔舒亚有用的东西以后，乔舒亚可以拿着欠条去兑现亨利的承诺。这样，亨利撕碎欠条，事情到此结束。但是如果乔舒亚把欠条转交给了第三方——希拉，因为他欠希拉其他的东西（他也可以用欠条来抵销他欠第四方劳拉的债务），现在，亨利就欠希拉某种东西，其价值和乔舒亚的鞋子等同。货币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一过程是永远没有终点的。假设希拉想从伊迪思手中购买一双鞋，她可以把欠条交给伊迪思，并向他保证亨利将兑现承诺。从原理上来讲，欠条完全有理由在小镇上流通数年——前提是人们对亨利有信心。事实上，如果欠条流通的时间足够长，人们可能会完全忘记它最开始的主人。像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以前，人类学家凯思·哈特（Keith Hart）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兄弟，他是20世纪50年代驻扎在中国香港的一个英国士兵。以前，士兵们通常用他们在英国的账户开支票，然后支付自己欠酒吧的钱。本地的商人们经常在支票上签名
，然后互相用支票支付，使这些支票像货币一样流通：有一次，凯思·哈特的兄弟在当地商人的柜台上看到了一张自己在6个月前开出的支票，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汉语签名，大概有40多个，每一个签名都来自不同的商人。
米切尔–英尼斯等信用理论家声称，即使亨利交给乔舒亚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金币，情况也基本不会发生变化。一枚金币也是一个承诺，是保证支付和金币等价的某些东西。毕竟，实际上金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一个人之所以收下金币，是因为他假设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货币的价值，并不是物品价值的量度，而是一个人对其他人信任程度的量度。
当然，信任这个要素，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早期的纸币流通过程和我在上文中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和中国商人一样，每一个接受者都会在纸币上加上自己的签名，以保证债务的合法性。但是一般而言，想要站在票证主义（Chartalist，这是后来人们公认的叫法，来源是拉丁文单词“charta”，意为“代币”）的立场看待这一过程，其难度在于，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一直信任一张纸。毕竟，任何人都可以在欠条上签署亨利的名字，毕竟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对吧？没错，这种债务——代币体系可能在一个小村镇里发挥作用，那里的人们相互熟悉；或者这种体系可以在联系更分散的社会中使用，例如16世纪的意大利社会或20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商人之间，至少他们彼此有办法能够知道对方的一举一动。但是，类似的体系不可能发展出一个完全成熟的货币体系；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那些社会建立过货币体系。即使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要想提供数量充足的欠条，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使用这样的货币，并顺利完成自己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欠条数量将达到几百万之多。
为了能对所有欠条提供担保，那么亨利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将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假如亨利同时具有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爱尔兰君主和昂儒伯爵的头衔，那么担保欠条就不是问题。
事实上，票证主义发展的真正推动力，来自被归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其中，最知名的倡导者是历史学家G.F.纳普（G.F.Kn-app），他的《货币国定论》（
State Theory of Money
）于1905年问世。
如果货币只是度量单位，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皇帝和国王应该关注它。因为皇帝和国王都希望在自己的领土内建立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如纳普所说，当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建立之后，该体系将保持良好的稳定性，基本不随时间而变化。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1189年），西欧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350年前由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建立的货币体系——镑、先令和便士组成的体系，来记录自己的账目情况，尽管一部分硬币从来没有出现过（查理曼大帝从来没有铸造发行过一枚银镑）。而且，在当时流通的货币中，硬币的种类各式各样，形状、重量、纯度和价值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枚先令和便士是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发行的。
票证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了统一的体系来衡量信用和债务，而且该体系十分稳定，基本不随时间变化。查理曼大帝的例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尽管他的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但是他创造的货币体系却一直存续下来。在曾经属于他的国土内，800多年后人们仍然使用这套体系来记录账目。在16世纪，它被非常明确地称为“虚拟货币”。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德尼尔和里弗的价值尺度功能则被彻底弃用。
纳普认为（是否真是他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与这种“虚拟货币”相对应的，在实际流通中的物理货币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国家允许人们用当前流通的货币来纳税，那么货币成分不同将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不论它是纯银、杂质银、皮质的代币还是鳕鱼干。因此，这也使得国家愿意接受的任何东西都将成为货币。在亨利生活的时代，英格兰流通货币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锯齿状的“计数棒”，它被用来记录债务。计数棒很明显是一种欠条：交易的双方拿一段榛树的树枝，在上面刻出代表欠款数额的锯齿，然后将树枝一分为二。由债主保存的一半叫作“树干”（the stock）［这就是“股东”（stock holder）一词的起源］；由债户保存的另一半叫作“残根”（the stub）［这就是“票根”（ticket stub）一词的起源］。估税员也使用这样的树枝来计算当地治安官的债务数额。但是，一般来说，国库并不会等到亨利的税务到期应缴的那一天，他们会提前以一定的折扣出售计数棒。这些计数棒就会变成代币，代表欠政府的债务额，流通到愿意交易它们的人手中。
现代纸币的原理与之类似，只不过它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转。
在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前文中关于亨利欠条的故事。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故事中存在令人迷惑的一点：只有在亨利不偿还债务的时间段内，欠条才能充当货币使用。事实上，这正是最初建立英格兰银行（第一家成功经营的现代化中央银行）的逻辑基础。1694年，一个由英格兰银行家组成的财团，贷给国王一笔120万英镑的款。作为回报，该财团在纸币的发行上获得了王室批准的垄断权。这就意味着对于王国中任何希望向财团借钱的居民，或希望把自己的钱存入银行的居民，财团都有权用国王的欠条来进行支付。这实际上使得新的王室债务流通起来，或者叫作“货币化”。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件事意义非凡（最初的那笔贷款，每一年他们都能向国王收取8%的利息；同样，他们也可以向所有借钱的客户按8%的利率收取利息），但是只有在国王尚未偿还最初的那笔借款的情况下，整个体系才能存续。直到今天，王室仍然没有偿还那笔贷款；它不能被还清。一旦那笔贷款被还清，英国的整个货币体系都将不复存在。
人类历史上，许多更早出现的王国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中，都存在一些明显的难解谜团。英国的这种做法，至少解释了这些谜团之一：为什么他们要让民众纳税？这并不是我们常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政府要求民众纳税，是因为他们想要染指人民的财富。但如果斯密是对的，通过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场的自然运转，就能促使黄金和白银变成货币，那么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做法不是控制住金矿和银矿吗？这样一来，国王就将拥有他需要的所有财富。事实上，在古代国王中，这种做法很常见。如果在他们的国土之内有金矿和银矿，他们通常都会控制住这些矿产。因此，提炼黄金，把某人的画像标记在金块上，促使货币在受某人统治的人群之中流通，然后要求这些被统治的人再通过纳税的形式把黄金交还——做这些事情究竟有何意义？
这确实令人有点迷惑。但是如果货币和市场并不是自发产生的，那么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因为，在让市场诞生的众多方法中，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国王，他希望供养一支5万人的军队。在古代或者中世纪，维持这种规模的兵力会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除非这些军队已经出征，否则为了寻找、获取和运输必要的给养，需要雇用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力和牲口。
另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硬币派发给士兵，然后宣布国家中的每个家庭都有义务把那些硬币再交还给国王，那么你将一举把自己的整个王国变成一台供养士兵的巨大机器，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向士兵提供他们需要的物品，然后换取士兵手中的硬币。市场，则作为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出现。
这有点像动画片中的剧情，但是市场围绕着古代的军队快速成长，是清晰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只需要翻阅一下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 Arthasasatra ）、萨珊王朝时期的《君权循环》（ Circle of Sovereignty ）或中国的《盐铁论》，你就会发现，许多古代的君王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矿产、士兵、税赋和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市场，不但便于补给军队，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实用。因为它意味着，对于需要的物资，官员们再也不必直接从百姓手中征用，也不必想方设法在皇室的土地或作坊中生产。换句话说，尽管自由主义者顽固地认为（仍然是斯密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存在是对立的，但是历史上的记录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政府的社会，通常也没有市场。
你大概想象得出，那些继承亚当·斯密衣钵的主流经济学家，对货币的政府理论该是怎样的深恶痛绝。实际上，人们一直把票证主义看作经济学理论中民粹主义的一面，只有思想怪异的人才认同。
有趣的是，主流经济学家最后一般都会为政府工作，建议政府推行如票证主义者所描述的类似政策（即设计税收政策，是为了在不存在市场的地方创造市场），尽管他们信奉的理论以斯密的论证为基础，认为市场会以自己的步调自行发展。
对于殖民地来说，这一点尤其正确。让我们暂时回到马达加斯加的例子：前文已经提到，马达加斯加的征服者，法国将军加列尼，在1901年完全征服岛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强加人头税。不但税率非常高，而且只能用新发行的马达加斯加法郎支付。换句话说，加列尼的做法正是先印刷货币，然后要求国家中的每个人再把其中一些货币还给他。
但是，这个例子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加列尼描述人头税时采用的名称。它被称为“impôt moralisateur”，意为“教育税”或“教化税”。换句话说，设计这种税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教育本地人，让他们了解工作的价值。因为“教育税”在收获时节后不久征收，所以对于农民来说，最简单的缴税方法就是把收获的一部分稻米作物出售给中国商人或印度商人，这些商人不久就在全国的各个村镇安顿下来，坐收渔利。但是，显而易见，收获的时节是稻米价格最低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出售了过多的粮食，那么就意味着他没有足够的余粮供全家人一年食用。因此，他就不得不在几个月后，从同样的商人手里以信用的形式回购自己出售的粮食，但价格要高得多。结果，农民将迅速坠入绝望的债务深渊（放高利贷的商人数量则翻了倍）。偿还债务最简单的方法有两种：要么找到一些可以出售的经济作物，例如种植咖啡豆或菠萝；要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或者送到法国殖民者在全国各处兴建的种植园里工作赚钱。看上去，整个过程似乎和那种用廉价榨取农民劳动力血汗的贪婪机制一样，但其实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留给农民一点属于他们自己的钱是有必要的，殖民政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至少从内部政治文件记录来看，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将确保农民能够在中国人开的商店中购买一些小小的“奢侈品”——太阳伞、唇膏、饼干等。农民能够培养出新的品味、新的爱好、新的期望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消费者需求的基础。在征服者离开后，这些需求仍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使得马达加斯加永远和法国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人并不笨，许多马达加斯加人明白征服者这些做法的目的。有些人决定要加以抵制。在殖民侵略60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杰拉德·奥萨比（Gerard Althabe）的法国人类学家，观察到在马达加斯加岛东海岸的小镇里，居民顺从地出现在咖啡种植园里，为缴纳投票税赚钱。在缴纳税金以后，他们会故意无视本地商店中出售的小商品，而把剩余的钱交给家族中的长者。老人们用这笔钱购买牲畜，献祭给祖先。
许多人都坦率地表示，他们的这种做法帮自己抵御了征服者设下的陷阱的诱惑。
但是，这样的反抗很难一直持续下去。即使在岛上那些从未存在过市场的地方，也逐渐有市场形成。伴随着市场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小商店的网络。我于1990年拜访那里时，投票税已经被革命政府废除，而市场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通灵人士所引用的言论，可能也来自亚当·斯密。
这样的例子能无限地增加下去。对于那些还没有诞生市场的地区，几乎每一个被欧洲军队征服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人们没有发现以物易物，这些地方在采用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方法，促进市场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