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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我想表达的意思，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教科书及其中提到的“需求的双重匹配”这个问题上。亨利需要一双鞋，但他拥有的只有土豆。乔舒亚有一双多余的鞋，但他不需要土豆。既然货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他们就遇到了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应该首先明确的事情是，真的应该多去了解乔舒亚和亨利的信息。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那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很小的社会圈子中，在如此小的社会圈子中生活的任意两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关系。他们是朋友、对手、盟友、情侣、敌人，还是同时具备以上所有关系？
这个原始例子的作者似乎给出了这样的假设：这两个人有着基本相同的身份，彼此之间虽然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至少关系是友好的——也就是说，是你能够在基本平等的前提下，获得的最亲密的关系。即使知道了这些，其实获得的信息也不算多。例如，如果亨利生活在塞内加族人的长屋中，他需要一双鞋，那么乔舒亚根本没必要出现；亨利只需要告诉他的妻子自己需要一双鞋，她就会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妇人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到长屋的集体仓库中取出相应的材料，为自己的丈夫缝制一双鞋。为了找到符合经济学教材所想象出来的场景，我们可以让乔舒亚和亨利在一起，让他们依次生活在一个像南比克瓦拉人或冈温古人那样的小而亲密的社会中。
情景一
亨利走向乔舒亚，说：“这双鞋真棒！”
乔舒亚说：“哦，其实不怎么好。但是既然看起来你很喜欢，那就拿去吧。”
亨利拿走了鞋。
亨利的土豆没派上用场，因为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乔舒亚有需要土豆的那一天，亨利一定会给他一些。
就这么简单。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从知晓亨利会保留这双鞋多长时间。这很可能取决于鞋子究竟有多好。如果只是一双普通的鞋子，那么这个问题会就此终止。如果这双鞋子在某些方面独一无二，或者制作精美，那么它很可能会再次进入交易市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述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John）和劳恩娜·马绍尔（Lorna Marshall）对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进行研究的时候，把刀子赠送给他们最喜爱的一个合作者。一年以后，当他们再次回来，发现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几乎族群中的每个人都在某段时间拥有过那把刀子。另外，几个阿拉伯朋友向我证实，在并非严格的平等主义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应对办法。如果朋友赞美一只手镯或一个包，他通常期待你马上回答：“拿去吧！”但是如果你确实想保留它，你可以说：“没错，它确实很精美。它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
但是很显然，在教科书作者的脑海里，存在着一个更为客观的交易过程。作者想象出来的两个人，似乎是父权制家庭的家长，他们之间关系友善，但是各自保存着必需品。也许他们与亚当·斯密例子中的屠夫和面包烘焙师一起生活在苏格兰的某一个村镇中，或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们从没听说过货币。这是一个奇特的幻想，但是还是让我们看看事情会按照这个幻想如何发展吧。
情景二
亨利走向乔舒亚，说：“这双鞋真棒！”
或者我们可以让场景更现实一点——亨利的妻子在和乔舒亚的妻子聊天，她看似不经意地提到亨利的鞋子已经不行了，他一直在抱怨脚上被磨出鸡眼。
信息已被传达。第二天，乔舒亚会上门把他多出来的鞋子作为礼物送给亨利，坚称这是邻里之间表示友好的一种姿态。他当然不需要任何回报。
乔舒亚的话是否真诚并不重要。通过这种做法，乔舒亚实际完成了一次借出，亨利欠他一个人情。
那么亨利要如何补偿乔舒亚呢？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也许乔舒亚确实需要土豆，那么亨利在一段时间后就会送上土豆，坚称这也是一份礼物；或者乔舒亚现在不需要土豆，亨利就一直等到他需要的那一天；或者一年以后，乔舒亚计划举办一个宴会，然后他走到亨利的仓院前，说：“这头猪不错……”
在任意一个情景中，经济学教科书中不断引用的“需求的双重匹配”消失了。亨利也许当时并没有乔舒亚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两个人是邻居，很明显，乔舒亚想要亨利的某个东西，只会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同样，这意味着斯密提到的，人们积累能被普遍接受的商品的需求也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发展货币的需求。在无数实际存在的小型社会中，每个人只需要记录谁欠什么人什么东西。
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里只存在一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亨利“欠乔舒亚一个人情”。什么人情？如何量化人情？基于什么样的基础，你可以说这么多土豆，或者这么大的一头猪大概等价于一双鞋？因为即使是粗略的估算，也一定有某种方式能够确定X大约等价于Y，或者X的价值比Y略低或略高。难道这不是表明，至少在比较不同物品的价值时，从充当价值尺度这个意义上来看，像货币一样的东西已经存在了吗？
在大多数礼物经济中，确实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的粗略方式。你需要对物品的类型建立一系列的分级类别。猪和鞋可以被认为是大概等价的物体，你可以用一种去交换另一种；而珊瑚项链则是另一种东西，你需要用另一条项链，或者至少是另一件珠宝去交换——人类学家称之为创造不同的“交易等级”。
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简化的作用。当跨文化的以物易物交易变得普遍以后，也会按照相似的规则来运转：特定的物品之间才能进行交换（例如用布料交换长矛），这使得计算物品之间的等价关系变得容易。但是这并没有帮助我们解决关于货币起源的问题，事实上，它使得问题变得极其棘手。如果盐、黄金或者鱼都只能交换某些特定的物品，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储备它们呢？
实际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以物易物根本不是古代特有的现象，它是直到现代才真正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当然，在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例子中，以物易物发生在熟悉如何使用货币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货币，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当国家的经济体系崩溃以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复杂的以物易物交易。最近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及2002年前后的阿根廷。当时，俄罗斯的卢布和阿根廷的美元实际上都消失了。
你甚至能偶尔发现某种其他类型的货币开始流行。例如，在战俘营和许多监狱中，众所周知，囚犯们使用香烟充当货币，这一现象使专业经济学家大感振奋。
但是，我们这些案例中的人都是使用货币长大的，所以在没有货币的时候就需要想出解决办法——这和我最初提到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想象”出来的场景完全相同。
某种形式的信贷制度是被更加频繁使用的解决方法。当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以物易物”；而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分崩离析之后，似乎某种形式的信贷体系也出现了。尽管人们不再使用硬币，大家还是使用旧的王国货币来记录账目。
与此相似，愿意用自行车交换驴子的巴克坦人对货币的使用也不陌生，货币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他们只是更喜欢直接进行等价物的交换——在这个例子里，他们认为直接交换商品更具有男子气概。
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即使在亚当·斯密把鱼、钉子和烟草作为货币使用的例子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在《国富论》面世后的岁月里，学者们对里面的例子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例子中，以物易物的参与者对货币的使用都很熟悉。事实上，他们也在使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使用。
以鳕鱼干为例，人们相信它在纽芬兰地区充当着货币的角色。正如英国外交官A.米切尔–英尼斯（A.Mitchell-Innes）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所说，斯密所描述的是一个幻想的场景，由非常简单的信贷协议建立。
在早期的纽芬兰捕鱼业中，并没有永久定居的欧洲人参与。渔夫只在捕鱼的季节出海，其余的人都是商人——他们买进鱼干，然后卖给渔夫，作为渔夫的日常补给。而渔夫则把捕获的鱼以镑、先令和便士计算的市场价格卖给商人，并在商人的账本上获记一次信用，渔夫可以凭这个信用记录购买日常补给。商人的到期余额由英格兰或法国的提款汇票支付。
苏格兰的村镇也基本属于这种情况。人们走进一家酒吧，实际上无须扔下一枚搭建屋顶用的钉子才能换取一品脱啤酒。在斯密的时代，雇主经常缺乏硬币付给他们的工人，工资常常要拖延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支付。同时，雇员们可以接受以下两种支付方式：带走一些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带走一些没用完的工作材料、木头、布、绳子等。钉子事实上是雇主欠他们的工资利息。所以他们不停地到酒吧喝酒，欠下一笔账。当时机允许的时候，他们会带来一袋钉子，偿还欠款。在弗吉尼亚，法律使得烟草成为合法的清偿物。这似乎是种植业者的一种尝试，迫使商人在烟草的收获时节接受他们种植的产品，作为信用记录。实际上，不论弗吉尼亚的商人们是否情愿，他们都被法律强制变成了烟草业的中间商。这和所有的西印第安商人都被迫变成了卖糖人一样，因为他们所有富有的顾客只会带糖来清偿债务。
因此，最重要的例子就是那些人们临时采用信贷体系的例子。这是因为，实际的货币——金币和银币供应短缺。但对于传统版本的经济学历史而言，最具冲击力的地方来自做记录的文字，首先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然后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这两种文字记录的出现，将学者对于书面记录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的认知提前了将近3 000年。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书面记录最早出现于荷马生活的时期（约公元前800年），现在这一时间被提前到约公元前3500年。这些记录清晰地显示，和前文所举的例子相同的信贷体系的出现，要比铸币的发明早几千年。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信贷体系记录是最完整的，留存的信息要多于古埃及的法老文明（留下的记录看上去大同小异）、中国的商朝文明（人们知之甚少）或者印度河流域文明（人们对其一无所知）中所流传下来的信贷体系信息。而人们恰好非常了解美索不达米亚，因为绝大多数楔形文字记录的信息，本质上都是金融信息。
在苏美尔人的国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形成群落的神庙和宫殿的综合体。在其中就职的人员数以千计：牧师和官员、在作坊中干活的手工业者及在庞大的庄园中干活的农民。虽然古代的苏美尔人一般都被归入数量众多的独立城邦中，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帷幕徐徐拉开之时，神庙的管理者们似乎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单位统一的会计体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体系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正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打”这个计量单位，并创造了24个小时为一天的计时法。
他们最基本的货币单位是银锡克尔
。人们规定，重量等于1锡克尔的银，等价于1戈，即1蒲式耳
大麦。1锡克尔等于60米那斯，1米那斯等于一份大麦——计算的原理是一个月有30天，神庙的劳动者每天的报酬是两份大麦。从这一点上很容易看出，“货币”不可能是商业交易的产物。它实际上是由当权者创造的，是为了记录资源的分配，便于将物品在部门之间转移。
神庙当权者使用这一体系记录债务（租金、费用、贷款……），以银子为单位。实际上，银子就是货币。而且银子是以未经铸造的银块形式流通的，用斯密的话说就是“未加工的银条”。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这也几乎是他的叙述里唯一的正确之处。原因之一在于，其实银子并不怎么流通。大部分银条都被储存在神庙和宫殿的金库里，其中一些银条在严密的保护之下，在金库里被保存了几千年。要想把银条铸造成标准的形状和重量、在上面添加印章标记、建立官方体系来保证银块的纯度，这些都很容易做到，因为相关的技术已经存在。但是人们都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理由之一是尽管债务用银子计算，但是债务并不需要用银子偿还——事实上，一个人几乎可以用自己拥有的任意一种东西还债。如果一个农民欠神庙或政府的钱，或者欠某些神职人员或政府官员的钱，他常用大麦来还债。因此，确定银子和大麦的兑换比例才至关重要。即使没有大麦，债户也完全可以用山羊、家具或天青石来还债，债主同样会接受。神庙和政府都是庞大的行业组织，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出现的市场里，商品价格也使用银子来计算。除了那些由神庙和政府完全控制的商品，其他商品的价格倾向于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但即使在市场里，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也表明，大多数交易是以信贷为基础的。只有少数几类人在交易中使用银子，商人（他们有时候为神庙工作，有时候独立工作）是其中一类。但即使是商人，他们的大多数交易也是基于信贷进行的。普通人从“啤酒女”（本地的旅店老板）手中购买啤酒。同样地，他们购买啤酒采用记账的方式，然后在丰收的季节用大麦或者他们拥有的其他东西来销账。
现在，有关货币起源的传统故事已经土崩瓦解。一个历史理论被如此绝对、如此系统化地驳倒，是非常罕见的。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的证据都已齐备，准备改写货币的历史。在前文列举的鳕鱼干的例子里，我引用过米切尔–英尼斯的话。1913年和1914年，他在纽约的《银行法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奠定了改写货币历史的基础。在这两篇文章中，英尼斯实事求是地列举出现有的经济学史依赖的错误假设，并指出人们真正需要的实际上是债务的历史。
和商业有关的一条最常见的错误看法是：最近，人们引进了一种叫作“信贷”的工具，能够节省货币的使用；在这个工具出现以前，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现金完成的，即都是用硬币完成交易。而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硬币在古代交易中起到的作用，远小于它们在现代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古时候硬币的数量非常少，以至于它们无法满足中世纪英国王室支付房屋和庄园开销所需的数量，使得王室只能使用各种各样的代币，以完成小额采购。而铸币的作用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国王有时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收缴全国的货币，进行重新铸造和发行，而商业活动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实际上，人们关于货币历史的标准说法是非常落后的。人类并不是从以物易物开始，然后发现了货币，最终发展出信贷体系。实际情况是另一幅图景。首先出现的是如今被我们称为虚拟货币的东西。很久以后才出现硬币，而硬币的普及程度非常不稳定，从未能够完全取代信贷体系。相应地，以物易物似乎是人们在使用硬币或纸质货币的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副产品：在历史上，以物易物的方式主要由已经熟悉现金交易的人们使用——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取得货币的时候，就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事情的奇妙之处在于，历史从未被改写。这段关于货币的全新历史从未被记载下来。而那些经济学家从未驳倒过英尼斯，他们直接忽略了他。教科书没有更改上述的故事——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那个故事是错误的。人们所记录的货币历史，实际上仍然是铸币历史，所依据的是在过去货币和铸币其实是一回事的假设。铸币大量消失的时代，其原因仍然被描述成经济“重回以物易物”，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证自明的，但其实没有人真正懂得它的含义。因此，对于在公元950年，荷兰一个小镇的居民如何购买奶酪、汤匙，或者雇用乐手在他女儿的婚礼上演奏，人们近乎一无所知；那么要想了解在彭巴（Pemba）或者撒马尔罕（Samarkand）这些事情是如何进行的，更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