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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人生有了很多羁绊，
胸无大志和责任抵身可以作为我人生不前进的两种借口。
我想，就让我在日常俗务里沉沦下去吧。
前往美国之前，我有很长时间不知道孤独为何物。俗世的快乐和痛苦，遮蔽了深度追求的可能。周围有人爱的时候，往往能在俗事中感到触手可及的快乐。
男朋友这个时候变成了先生，喜欢带我到各种犄角旮旯的餐馆去吃饭。当时《新京报》的美食记者小宽送给我们他写的一本小书——《100元吃遍北京》，文字温暖筋道，不但写出了食物的质感，也记录了丰富的北京饮食文化。潘家园的清真肉饼、小胡同里的云南菜、前门外的国营新川面馆都榜上有名。我拿着这本小书，觉得原来不起眼的小饭馆也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故事，北京炸酱面也可以很诗意。
我和先生决定按着这本书的顺序把书里提到的餐馆吃一遍。每个周末去一家小餐馆，花几十元吃个马村鱼头，或者直奔潘家园吃厚实多汁的肉饼。最好玩的是，先生后来决定每一次结账之后，都让厨师在书里介绍他家餐馆的那一页签个字或者盖个发票章，以示“我们已经吃过这家”。后来翻看这本彩印书时，我习惯哗啦啦地从左到右翻一遍，一些不同颜色的章和厨师潦草的签字会依次露出来，特有成就感。
当然，他最喜欢去的还是西四北大街那家有着绿色招牌的“延吉冷面”。那橘红色的辣肉是需要去柜台自己端的，每次把那肉端上桌之后，他会熟练地用筷子顺时针搅动一次，然后挑上一绺往嘴里一塞，习惯性地说：“真好吃！”他经常重复同样的话：“那个戴眼镜的服务员，我小时候她就在这儿工作了，现在已经30多年。”我看了看站在柜台后面的穿蓝色制服的阿姨，典型的北京大妈，眼神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吝。就连结账时也是那种“你爱来不来”的经典表情。不怎么和你说话，就是横横地直接给你找钱。我们在餐馆吃完饭之后走到大街上，而那儿还有现在北京城不多见的公共电话亭。
有一次，刚刚吃完饭，我们牵着手去对面停车场取车。忽然，他撒开我的手快步向脏了吧唧的电话亭走去，一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他走到电话亭边上，摘下电话听筒，青春少女般娇嗔地说：“干吗不接我电话啊，臭猪，死猪，你是口蹄疫的猪，藏病毒的猪！”我刚开始被这一幕弄得瞠目结舌，反应过来之后，立刻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首歌——《勇气》的MTV结尾，我记得当天笑到站不起来，最后被拖起来之后走路跌跌撞撞，路人以为遇到了两个疯子。
再后来，这个场景成了我们的保留曲目。每次去西四，从烟雾缭绕的餐馆里走出来，他必然要演一遍这个节目。而我，每次都是还没有等他走到电话亭，就开始哈哈大笑，每次都笑到眼泪流出来。
结婚之前，我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个一居室。房子的朝向不太好，上午的时候没有阳光，但是我很喜欢那里。我买了宜家的橘色花布沙发和很贵的靠垫，希望那个颜色就像太阳光一样温暖。我经常接待朋友，失恋的闺蜜也时常披头散发地跑来。有一次我对朋友说：“中午没事来找我吃饭吧，我给你做咖喱牛肉。”
朋友满心欢喜地来了，看见我正在用一个浅浅的不锈钢锅煮水，水欲开未开的样子。
“咖喱牛肉呢？”朋友高高兴兴地问。
“这儿。”我转身从厨房台子上漫不经心地拿出一个铝制的小包装袋，袋上写着四个大字——咖喱牛肉。朋友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原来这是速冻方便食品，真空包装咖喱系列。我面容坚定地将铝袋子里的咖喱牛肉扔进锅里。
那个时候，闺蜜失恋，我也偶尔与男朋友冷战。我们故意把生活过成连续剧。我们穿着睡衣，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在床上一起骂男人。偶尔买薄荷味道的女士香烟，在痛苦到极限的时候就点上一根，吞云吐雾。最疯狂的时候，我穿越五环去看望失恋的闺蜜，把一条全新的、缀满红心的小内裤送给她，说这就是我们战胜苦难的信物。
我在轻喜剧中自娱自乐，像个小女生一样成为朋友圈里的谈资。当然，我也把生活中的忧郁深深地掩藏在心中。母亲早在2002年就被确诊出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无论外在表现得如何快乐，我的青春期早在2002年就已经结束了。可能没有人真正理解那种感受，它在生命里过于沉重，过于黑暗，就像你生活中的一个隐秘的黑洞，吸走了生活里所有的光辉。在那个角落里，似乎进行着自己生老病死的种种预演。
这些命题对于一个年轻人，实在是太艰深了，但我接受了它成为我青春年少的一部分。人在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面对痛苦，面对这种惊恐事件的唯一方式，就是哭泣。黑夜里，我的泪水突然袭来，无助和痛苦会像洪水一般肆意蔓延，我经常抱着被子，哭声响彻房间。后来，我慢慢变得成熟和适应了，每个月都会带着妈妈到位于东单的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整整九年。
这并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是你的命数。妈妈的诊断证明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变得比周围所有的同龄人都成熟。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内心开始变得苍老，这几乎不可安慰。
出国前的我
20出头时，我已经成为协和医院的常客，对协和医院的各个部门了如指掌，对各个科室的检查轻车熟路，对复杂的医疗流程烂熟于胸。在协和医院信息电子化还不发达的时候，整个看病的过程中需要和老旧的医疗系统斗智斗勇。那个时候协和医院还没有电子分诊系统，人们在医院排号都是人肉相拼，谁能先看到病取决于谁更早在大厅等待。只要时间一到，护士出现，人们就如同看到热门商品一样向护士台蜂拥过去。护士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接过病历本，用红色的马克笔在上面标注上一个个阿拉伯数字，还要在数字外面画上一个圆圈。这个过程叫作分诊，其情景堪比人们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中疯狂采购。人们拿着病历本，凭借着这个数字去诊室门口排队看病。但是，这根本不足以解决看病的秩序问题，想要加号的病人比比皆是。没号的人们往往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死死苦等。一有病人出来，其他病人就像蝗虫一般向医生办公室拥了上去。
因为我的人生有了很多羁绊，胸无大志和责任抵身可以作为我人生不前进的两种借口。这也是我在工作的最初几年把留学梦想搁置的原因。我一不聪明、二有责任、目前的工作又光鲜稳定，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让我打破目前的状态了。我想，就让我在日常俗务里沉沦下去吧。
后来我知道，人的命运不同，去做什么，梦想在什么时候复苏，也许时机并不一样。《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的写作，就是我的那个机会。我的梦想，从此莺飞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