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勇敢无以致青春

24岁那年我买了车，朋友们可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我聊天。那个时候我是一名财经记者，开着车乱跑是我的常态。我常常载着记者朋友从一个新闻发布会跑到下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听着音乐，聊着商业精英的八卦，点评着上市公司的报表，享受着北京的阳光。青春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过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妞儿，反正我大大咧咧地生活，开心的时候就会咯咯大笑。有一大群闺蜜，用优惠券请朋友吃哈根达斯冰激凌，在团购网站买便宜货，把电影卡塞给正在谈恋爱的闺蜜。当闺蜜的男朋友看到我使用各种优惠券帮助他们谈恋爱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望了望身旁的闺蜜说：“那咱们去餐馆吃饭，有没有免费券呢？”正因为我奔放地给予周围人爱，朋友给了我一个亲昵的外号——“券商”。

我做事认真，但有时也会小奇葩。朋友晶晶生了宝贝，给我指定了一款宝宝车作为送她的礼物。我在西单买了，往回运时却发现外包装过大。当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正方形的扁平大纸盒装进了我的灰色伊兰特时，却发现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拜访这位住在天通苑的闺蜜。就这样，我拉着这个几乎要完全挡住我后视镜的大纸箱在北京城跑了一个月。一些地方的门岗保安给我停车卡时，都禁不住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然后嗫嚅着问一句：“你是送货的吗？”很多时候如果我的身边有另一个“我”，那她也许会觉得正在看一部“轻喜剧”。因为这个原因，朋友们也叫我“大仙”。

后来我有了一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男朋友（幸亏不是骗子）。他在北京西单附近长大，特别爱在西四的一家叫作“延吉冷面”的国营饭馆吃饭。据他说，那种橘红色的辣肉是他的最爱。他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钱，经常吃不起，于是，他总想有一天只吃这种肉，一直吃到饱为止。后来，我成了那个陪着他吃这种肉吃到饱的人。其实也只是看着他吃。这个小饭馆里烟雾缭绕，基本上连坐的地方都找不到。那种橘红色的肉一端上来，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往橘红色的肉上咕咚咕咚浇上白醋，味道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我从来不是学霸，也不知道把事情轻轻松松搞定是什么滋味。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在和自己的智商作斗争。挑灯夜战考大学、屏息凝神等发榜，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可以让我夜不能寐。做每一件有点难度的事情，我都会如临大敌，会和内心里面的另一个神经质的我嚷嚷——“冷静！”在人群里，我小心翼翼地掩饰着我的紧张，以防那个有点神经兮兮的我曝光。我习惯了普通，也觉得这辈子所有美好的事情都离自己太远。

这也是生活稳定之后，我死死抱住“稳定”不撒手的原因。记得在22岁时，我第一次拿到自己红底名片时的欣喜若狂。当时我所在的媒体可以说是彼时中国最好的媒体之一，录取率只有千分之几，比参加高考，被好大学录取的概率还要低很多。我大学毕业之后经过了10个月的实习，才终于成为它的正式一员。很多时候，那红底名片一拿出来，对方的眼神就马上不一样了。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但是我不在乎被分配到离家最远的海淀体育馆去报道大学生运动会。采访完毕，我从灯火通明的体育馆出来打车回单位写稿，爸爸再用摩托车半夜把我从三元桥运回位于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次回到家已经是凌晨。照照镜子，夜风里被尘土弄脏的头发让自己看上去有如正在洞穴里练习九阴白骨爪的梅超风。

后来生活逐渐稳定，人的神经也逐渐放松。我在北京城里见各种各样的精英，谈各种各样的话。青春的流逝和这样的生活状态交织着。时间越来越快，我开始习惯各种流光溢彩的发布会，我载着闺蜜们去拜访各公司总裁，讨论百度和谷歌的竞争、谷歌的新技术有多酷……我开车到清华科技园去参加搜狐财报发布会，习惯性地把车停到地下二层，然后像走进自己的公司那样走进电梯，走进搜狐公司的茶水间，自己倒一杯咖啡。我和女记者们一起围追堵截刚刚进军中国市场的团购网站职业经理人，把那位刚刚上任的跨国公司总裁逼问得节节败退。那时候网易公司的COO是董瑞豹，每次见到他我都会“醉氧”。我和女记者私下里给他起名“豹豹”，每次谈到他的帅我们都哄堂大笑。有一次，在网易的电梯间，我们正在高声谈笑豹豹如何，一回眸，发现他穿着西服，背着运动包，踩着球鞋，就在电梯门口微笑。

IT公司一度把发布会的场面做得越来越炫。冰里倒红酒显示数字，按个水晶球瞬间彩带横飞，场面越来越华丽奢侈。我记得微软公司IE发布会的最后环节和苹果在硅谷的发布会那么相似，一块绚丽的大屏幕横跨798会场，屏幕亮起的一瞬间整个会场如同一个环幕电影院。那一刻，我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真的在世界中心。

不知不觉飞过了一片时间海。出国这样的事情我在之前也想过，甚至去参加了两次新东方的雅思培训，羞愧地错过了好几次花钱报名的雅思考试。到后来，我都不再羞愧了，默默地接受了自己注定平庸的结局。我甚至习惯了生活里的细碎和肤浅。看看美剧，深夜如饥似渴地读一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我以为这就是和梦想最接近的方式。

29岁时我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现在想来，那种震荡对我来说难以想象。在写作《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时，面对着一个在美国有30年生活经验的科技精英，一种深刻的感觉告诉我，美国，你必须去。身边的朋友也忽然变成名校毕业的同龄人，他们从康奈尔、布朗等常青藤学校毕业，嘻嘻哈哈地谈他们觉得藤校多么“名不副实”。但是一谈起正事，他们又站在了我的理解力到达不了的高度。他们在我的家里相聚，用一种不同以往的魔力把空间占满。他们有他们的共同语言，有我不能进入的美好话题。

两年之后我在纽约狭小的公寓里醒来。睁开眼，整个世界仿佛静音了。以往响个不停的电话像个骤停的心脏，再也激不起半点热血；以往源源不断接收各种发布会邀请的电子邮箱好像忽然坏掉了，只有零零星星无关紧要的群发信和广告；以往我痛恨各种应酬饭局痛恨到以为自己有反社交情结，现在想到饭局上那些饭菜，竟然有种深深的想念和痴痴的向往，好像自己变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由于不知道怎么适应冰冷的沙拉和冰凉的菜卷，我被饥饿感折磨着。30岁后去美国。落地美国之后，我有了所有初至外国的人们的所有感受，世界是那么寂静，整个空间只有自我。那些触手可及、一个电话能办的事，全都不复存在。那大包大揽、奔放给予爱的场面也正式结束了。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慌张得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2013年5月22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毕业了。毕业典礼那天，我起晚了，慌慌张张地穿上买大了的天蓝色毕业礼服，一路跑到了学校。从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学校侧门进去，蓝色的海洋一瞬间便包围了我。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不可能再找到本系的同学了。混乱中，我坐在了国际关系学院同学的位置上。每个系的同学都拿着不同的标志物欢呼着，也许是报纸，也许是水果，也许是橘色充气棒。大家击打着充气棒，蓝色和粉色的气球飘扬在整个巴特勒图书馆和希腊神庙般的行政楼（Low Memorial Library）之间，欢呼声震耳欲聋。

哥大校长李·C.博林杰（Lee C. Bollinger）教授作毕业致辞。他用笑话开场：“好多情侣其实就是在毕业典礼上认识的。因此好几次我都有一种幻觉，我不是在搞毕业典礼，而是在搞相亲大会！”广场上哄堂大笑。

医学院的毕业生全体起立集体背诵起希波克拉底誓言，声音整齐而优美：

我郑重地保证奉献我的生命为人类服务。

我要给我的师长应有的尊重和感激。

要以良心和尊严来实践我的职业。

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

我将尊重所寄托给我的秘密，即使病人去世之后。

我将继续尽我的力量来维护医学职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

我的同事会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年龄、疾病，或者残疾、信仰、种族、性别、民族、政治背景、性取向、社会地位，或者其他因素横介于我的职责和我的病人之间。

我会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

即使在胁迫之下，我不会用知识违反人道。

我郑重地，自主地，并且以我的人格做出这些承诺。

在人群中，我的眼眶湿润了。眼泪不自觉地无声地流下来，为了这30岁后出国留学革命性的两年，为了从里到外经历的和自己的灵魂紧紧相拥、被最终释放的两年，为了那些不理解我的人和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事，为了那个我刚刚开始似懂非懂的人生。

30岁后去留学，一时间让我语塞，但这就是我的人生让我选择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失去和获得。 nvp1NzsINeGt0YW2XHGEbAq00DIgTNp32P8tB5Tr88KljS4Jmh0+pUPeMeWCVj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