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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范海涛的书稿时，有点羡慕；每次翻看青年一代海外求学记叙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何况她去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儿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上的课又是口述历史，马上就令人想起唐德刚先生写下的李宗仁、张学良的回忆录。
但看了她书稿中的那些内容，却有了另一种感觉。美国的口述历史已经是成熟的专业，除了要人、名流，他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普通人身上，用他们的记忆来佐证历史、丰富历史，为后人留下尽可能完整的历史记录。口述历史就像一条大河。
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我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前往采访，第一站到了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学，听到这个名字，我立刻就想起1970年5月美国枪杀四名反战学生的事件。那年的5月2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毛泽东同刚被推翻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并肩出现，还发表了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第二天清早，我就在校园里找到了枪杀事件发生地点，附近还有一座连带着广场的纪念碑。但最打动我的是学校所在小镇的电台办公处里满满一柜子的录音和录像，留下了所有相关人物的口述历史。一时间，我在柜子前动弹不得，想到的是我们会给后人留下这样完整的历史记录吗，比如我们的某段历史、某个事件？
当然，国情不同，多想也只是增添无用的惆怅。从范海涛的书稿中，更能看得出美国人对历史记录的认真，口述历史已经成为专门学问。如何采访，尤其是如何让普通人掏心掏肺同你讲自己的过去，要比一般的新闻记者的工作难得多。这需要的不只是提问的技巧，而是相互间的心灵沟通。课堂上讲再多也没用，就看实际采访中双方心理的距离。
范海涛说——最成功的口述历史采访应该是这样的，采访完毕，被采访者既像是完成了一次记忆旅行，又像是完成了一次认识自我的过程。他会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认识过自己”；或者，他会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总结过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如果你不问我，这些事情我可能永远永远都忘了，它们永远不会再见天日”。
她说——将人最感性的那一面和隐藏最深的那一部分记忆挖掘出来，挖掘人性，这是采访者本身浑然天成的深厚功力。
她说——你要有能力释放别人，首先应该有能力释放自己。你要有能力打开别人的心扉，首先要知道如何打开自己的心扉。只有感受到自己如何被释放的过程，你才能知道，采访对象在被采访时候的切实感受。只有自己被采访过，你才知道，人们愿意分享哪一部分的生活，而哪一部分，你需要努把力人们才愿意和你分享。
也说说我自己的体会吧。十年前我从香港移居北京，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课，也继续为凤凰卫视工作。期间，我接下了《口述历史》这个周播栏目。我大学读的是复旦历史系，做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甚至是对当年辛苦读书的回报。
那两年多时间里，我采访了近百位人物，也改变了我自己认识历史的框架。采访对象大多为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旦他们打开了记忆之门，你更多的是倾听，跟着他们的思绪，进入他们的世界。适当的时候问一两个小问题，常常是关于细节的，却有可能牵出他们遥远的记忆，或者心底里的一句话，让你惊心动魄。
就像范海涛所说：“如果口述历史的采访是一条河流，那么采访者其实应该是一个舵手，在这条河流上，舵手只是微微地调整方向，让采访顺着时间流动的方向前进。”尊重和耐心，是这个“舵手”必须具备的素质。
采访时间会很长，最短的也要三四个小时，也常有一整天都没谈完一个话题的。长时间坐着，只有当编导示意要换带子时才能停顿片刻。身体尽可能保持前倾而不是后靠，眼睛看着对方，脑子里不断在思考哪些事情要问下去。有时会很累，但往往就在这样的时刻，对方突然讲起了一件刚想起的事情，让你顿时兴奋不已。
做口述历史会有成就感，特别是当你发掘出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录下来。比如2006年1月，我对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先生的采访。中共党史学者韩钢说过，龚老对我谈《二月提纲》的那些内容，有许多是与他交往多年的人也没有听到过的。一年多后，龚老去世了，全部采访记录由韩教授与龚夫人整理成五万字文稿，收入《龚育之访谈录》一书，并注明“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二月提纲》开始的。
做口述历史很难，但值得。得知范海涛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这也是目前口述历史专业的最高学历，我很高兴。这意味着在口述历史学术研究方面，她有可能把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同我们中国的实践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