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而知人论世的方法，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和文学的一个好方法。尤其是在古典文学方面，这是深入了解诗人和作家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在诗歌方面，诗歌是诗人所流露出的心声，什么样的诗人写什么样的诗歌，其诗歌背后所生活的时代，个人的人生经历、思想状态及其人格，都决定着其诗歌所表现和表达的内容和情感走向。所以，当我们高吟“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直上青天扫浮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这些气象雄浑、大气磅礴、想象奇特、意境优美、情思绮丽的李白诗句时，不想进一步去了解李白的生平经历、思想、为人吗？这些诗歌是怎样写出来的，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是对什么人、为什么事，又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以及他生活在怎样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有什么样的家世、受过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影响，结交过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样的成功际遇和不幸遭遇？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就需要给他写出一本比较全面的传记来。

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才是李白的真面目？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每一个写李白传记的人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何念龙先生曾经提出过，人们的心中有三个李白：一个是历史记载中的李白，一个是传说中他人心目中的李白，一个是李白自己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的李白。这“三型李白”说，比较全面地构成了李白的文化形象。其三者虽然不尽相同，却是互有紧密联系的。要纯粹地写出一个历史上完全真实的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历史文献中对李白记载很多，也写不出一个完全真实的李白。况且史传上李白的生平资料留下来的少之又少，而这其中又是真假混淆、错误百出。如正史《旧唐书·李白传》说，李白是“山东人”，其父是“任城尉”，天宝初玄宗召吴筠赴京师，李白由吴筠荐之入朝，“与筠俱待诏翰林”，尝与侍御史崔宗之自采石达金陵，还说永王李璘是“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以及李白在“宣州谒见”永王李璘，最后“死于宣城”等，都与其他李白的史传生平所叙不合，该《李白传》中还有让“高力士脱靴”之事，又似传说之辞等。《新唐书·李白传》也有“力士脱靴”之说，并载有郭子仪与李白互救之说。这就是说，连两唐书正史之所载，也不可尽信。即使是与李白同时代的好友魏颢、李阳冰、李华等人的“集序”和墓志，以及与李白时代相近的范传正、刘全白、裴敬等人的李白碑文墓志等，虽然记载有李白的家世及生平，但也有避讳不谈或不做深谈，甚至于故用曲笔以掩饰的地方。如《草堂集序》中说，李白先世“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等语，即故意掩饰之辞也。所以尽管以历史文献为证，也难以全面认知李白家世之真面目。

至于有关李白的传说，如“太白金星投胎”说，“磨杵成针”说，“笔头生花”说，“龙巾拭吐”说，“斗酒诗百篇”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说，“骑驴过华阴”说，“腰间有傲骨”说，以虹霓为丝，以明月为钩，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的“海上钓鳌客”说，“醉中捞月”说，“骑鲸升天”说，以至中唐以后的“李白得仙”说等传说故事，虽不是真事，但也传之有故，或说李白是天才，或称其有傲骨，或夸李白有气魄，或谓李白情怀浪漫等，突出了李白的非凡气质和高尚人格，这些都是根据李白的史传、碑志和李白诗文演绎出来的增殖和衍生部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李白的喜爱和对李白形象的再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也对其一一考证，指出其文献出处和产生的原因。

当然，最能显示李白才华、气魄、人格，以及可借此考察李白生平经历的，主要还是李白自己的诗文。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诗文作品的考证和辨析，梳理出李白大概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这对于一个浪漫诗人，一个经常夸张其词的李白来说，虽然不那么容易，但还是有迹可循的。这就是李白的自我画像，是最接近李白真实面目的材料。李白是一个真情流露的诗人，其诗文情真、意真，即诗如其人。从总体上来说除了那些自表家世的话，有些不能说、不愿说，或不能全说，或因夸张虚构的艺术手法的原因，大部分都是有所指，有事实根据的。

我们今天为李白写传，首先根据的是史传文献，其次根据的是他的诗歌和文章，再次就是参考与李白有关的传说故事，经过认真细致、深思熟虑的综合考辨来三位一体地撰写李白，尽量向读者展现出一个近似于历史真实的李白形象。除了大体上有一个叙述的框架，其基本史实在可靠的范围内，在细节方面也要有一些故事情节的构思，使其传记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这是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传统的。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如“鸿门宴”中的人物、场面及情节的精细描写，太史公又没有亲眼所见，如何知之？这里就有司马迁的艺术想象的发挥，这样就可以使其人物和文字生动起来，有可读性。此外，结合李白的生平事迹和经历，并以诗文为根据，对其诗文的创作进行了扼要的讲解分析，将李白诗歌丰富的文化内涵、艺术精华和时代精神很好地展现出来。

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一个超现实的理想主义作家，也是盛唐文化精神的代表。他和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并世而出，登上了唐代诗歌的顶峰。在他们诗歌的影响下，我国的浪漫主义诗潮和现实主义诗潮交相为用，对后代诗歌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唐代诗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面貌和空前的兴盛繁荣，使得唐诗成为唐代文化的杰出代表，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李白在文化精神上，继承了先秦策士的独立精神。先秦策士无所畏惧，游走于诸侯之间，常常以王者之师或王者之友的身份，对当时的统治者说三道四，如同平等之交。他们独立自尊，有一种自主的人格；他们致身于道，而不愿枉道屈身，有一种“说大人则藐之”的一身傲骨。另外，汉魏清流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六朝士人自由潇洒的风度这些文化精神，与盛唐时代对外开放较为自由的风气相融合，于是产生了李白这样的较少受世俗礼教束缚而喜爱自由、思想大胆开放、勇于开拓进取的杰出人物。

李白少怀大志，他的理想是“安社稷、济苍生”、要致身卿相，“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然后“功成身退”。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均在于此。因他一直是功未成而身亦未退，所以在成与退之间矛盾挣扎着，但他始终都没有抛弃其忠心报国的理想。在唐代讲究门第的社会里，李白一直以“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的唐王室宗亲自许，借以傲世，尽管并未得到唐宗室的承认。其实，李白并没有光荣的家世作为炫耀和晋身的资本。他其实是草根出身，生长在一介商户的家庭，由于谱牒已失，家世不明，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全凭借自己出众的才能和自我艰苦的奋斗，“遍干诸侯”，结交卿相，以取得他们的荐举，好去游说人主。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才由民间走向朝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以说，李白是一个自我顽强奋斗的榜样。

在长安翰林供奉的三年里，李白凭自己的诗歌才能赢得了玄宗的喜爱和旷世的诗名。但李白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安社稷、济苍生”的许身报国的机会。在朝廷中与皇家和权贵交往的日子里，他看清了上层统治者政治的昏庸、生活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权奸得志而忠良遭害的黑暗内幕，他不屑于与他们同流合污，并且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怒和反抗。李白在此期间写了许多讽刺揭露社会黑暗和发泄愤懑不平的诗歌，为皇帝及其佞臣所不喜，他们还对李白进行了谮毁和迫害。李白知道，忠、奸不可能共存，便主动提出辞京还乡，回归民间。由此，开始了他长期的漫游生活。在此时期，李白的心情并不平静。一方面，他不向权贵折腰，在大自然中追求自由生活，“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在民间获得了友谊和尊重，也写了许多歌颂祖国大好山河和优游世间的优美诗篇；而另一方面，他却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他怀君、怨君、忧君，既依恋昔日长安的荣华生活，又痛恨皇帝昏聩，心系社稷安危，同时对长安奸臣当道、迫害忠良的时局表示强烈的愤怒。他此时的政治抒情诗歌爱憎分明，大起大落，感情悲愤，显示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安史之乱的爆发，激起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一是到处奔走，联络爱国志士出兵勤王，二是参加永王李璘的军队，意在平叛救国。不料，却陷入王室争斗的泥潭，被下狱流放。诗人悲愤至极，因叛乱未灭，战乱未息，他仍然没有忘记从军报国，“冀申一割之用”，但终因身体不支，而未能从行。因此，可以说李白一直是为“功成”而努力，功未能成，他是不愿身退的。在他看来，“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是李白终怀报国之志的思想基础。

李白的生平，有其传奇的一面，他身具特异的禀赋，这是他得天独厚能够获得一定成功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超越时代的思想与现实社会迟滞落后一面的矛盾和冲突。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超前与迟滞的对立，成就了李白激情澎湃、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大喜大悲、奔放激昂的诗歌风格，感动了后代无数的读者，而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也激励了后人为理想献身的奋斗精神。

李白的诗歌，是他一生获得的主要成就。李白本质上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政治上毕竟是幼稚的，既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没有做官的本事。他视权贵如俗物、眼高于顶的傲气和眼中揉不得沙子的耿直脾气，说明他就不是当官的料。他以谪仙人的眼光俯视世人，超类拔俗，远离污浊社会的清高，使他只能做一个清醒的社会观察者和批判者，而成不了着眼于实际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的诗可以是社会的警钟，是激励人奋进的木铎，是反抗者的呼声，是拨开乌云的闪电，是理想的灯塔，却不是政治家治国的手段，不能做行政的纲领，实际上只起着启示和激励的作用。他可以是文化精神上的旗手，指引着人们奋勇前行。

在文学史上，李白是一位集前代诗歌之大成的伟大继承者。杜甫才是唐诗的开创者，在诗体和诗风上为后代诗歌开出无数法门。李白将《诗经》《楚辞》、两汉乐府、汉魏古诗、六朝新体诗以及初唐五律、歌行和绝句之长，化为自己的血脉，加以创造性的总结，将五、七言古诗和五、七言绝句，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将陈子昂所提倡的《诗经》以来的诗要有寄兴的传统和魏晋风骨的文学理论付以实践，达到了“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及“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的伟大成果，在唐代文坛达到“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的崇高成就。此评价可谓公论。

当今正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之际，李白的文化精神和诗歌创作，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借鉴和启示。对当代文学创作有高原而无高峰的实际情况来说，要努力实现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的时代要求，向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学习，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因此，应该为其做好传记和研究，充分发扬李白的进取意识和创造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攀高峰、出精品，让李白的优秀文化精神广为传播，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神营养和艺术借鉴。

此书参考了当代专家同仁的许多研究成果，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读者朋友多提宝贵的批评意见。

葛景春
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醉白斋
202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