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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青少年时曾师从梓州盐亭赵蕤学习《长短经》。《长短经》应属于纵横家一类的书。书中除了讲有关七国争雄、楚汉争战、三国鏖兵等历史故事，主要是讲先秦纵横家苏秦、张仪等人游说人主、谈王说霸的纵横之术和兵法要诀。
关于赵蕤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道的很少，《新唐书·艺文志》杂家类载：“赵蕤《长短要术》十卷”，注云：“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五代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卷五记载较详细，说：“赵蕤者，梓州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清人周广业所整理的《长短经》，书上载有赵蕤《长短经自序》，序前署曰：“唐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赵蕤撰。”此则与《北梦琐言》所载乡里微有不同。宋人杨天惠《彰明逸事》说，李白“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其实，这三者并不矛盾，盐亭县、郪县、潼江，唐时都在梓州境内。《元和郡县志·剑南道下》载：梓州“郪县，望，郭下，本汉旧县，属广汉郡，因郪江水为名也。后魏置昌城郡，改名昌城县，隋大业三年复为郪县”。
郪县为梓州的州治所在，盐亭县位于郪县的东北九十三里。潼江则指流经梓州盐亭县南三里的潼水。赵蕤家原在盐亭，后移居郪县长平山安昌岩
，均属梓州境内，说他是梓州人是正确的。
关于李白与赵蕤的交往，《彰明逸事》记载说：“太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师从赵蕤事，当在开元八年（720年）苏颋来成都之前。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说：“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近多有学者疑东严子为赵蕤，是很有道理的。赵蕤后来隐居在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安昌岩在长平山的东部，有赵岩洞，传说赵蕤在此读书隐居，因他隐居不仕，故隐其名而以地名为号，自称“东严（岩）子”是很可能的。梓州郪县本汉旧县，属汉时广汉郡。李白由戴天山“往来旁郡”，即由绵州昌明县来到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师从赵蕤学长短纵横之术。绵州和梓州为邻郡，两郡山脉连绵，同为“岷山之阳”
。因是李白从赵蕤游，而不是赵蕤从李白游，故李白的从游之地，只可能在梓州郪县长平山，而不可能在绵州昌明县的大匡山。因此，李白文中的举赵蕤和李白为“有道”的“广汉太守”只可能是梓州刺史，而不可能是绵州长史。赵蕤还对道家的修炼颇有心得，习有一套修养之术。道家主张无机心，可与禽兽相处，“系羁而游”（《庄子·马蹄》）。读书有闲，而时作道家修炼，也是赵蕤师徒“养高忘机”的修养手段。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赵蕤是一位长于纵横之术的隐士，很有节操，虽有“经世”之术，但不热衷名利，梓州刺史的举荐，开元中天子的召见，都“不起”，因此更为时人所重。苏颋的《荐西蜀人才疏》中说：“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可见赵蕤和李白当时为蜀中双璧，亦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李白出蜀后在淮南卧病，所思蜀中的唯一亲友就是赵蕤，还专为他写了一首诗
，这是李白集中现存唯一有名姓的一首思念蜀中亲友的诗。由此可见，李白对这位授他长短纵横之术的老师和朋友的感情是多么深厚。由于李白与赵蕤的这种半师半友的关系，故赵蕤及其所著《长短经》对青年李白的思想影响极大，《长短经》竟成了李白后来游说的方略和从事政治活动的锦囊。因此，对《长短经》一书，不可不略加研讨之。
李白从赵蕤学王霸大略、纵横之术，其内容，我们可以从《长短经》一书中窥其大概。《四库全书提要》卷一一七“杂家类”介绍《长短经》内容说：“是书皆谈王伯（霸）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劭《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长短经》有赵蕤自序曰：“儒门经济长短经序。”其序云：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四库全书提要》和赵蕤《长短经》自序，基本上把这本书的内容介绍出来了。此书成于开元四年（716年），即当此书完成时，李白才十五六岁。李白诗有云：“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不知所谓奇书是不是包括赵蕤的《长短经》，因为儒经和诸子百家、《昭明文选》一类的书，为唐代常见之书，自然算不得是什么奇书，而正值此书方成，“见行于世”，为王霸之略、纵横之术，深为李白所喜爱，故称之为“奇书”是可能的。李白自云：“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刘碣称其“少任侠”，范碑称其“少以侠自任”，皆可见李白少时曾向人学过任侠和剑术。这个教他任侠击剑的人除了他的父亲，很可能还有赵蕤。因赵蕤不仅著《长短经》以王霸之道著称，而且还“任侠有气”。这样看来，《彰明逸事》说李白仅与赵蕤“从学岁余”恐不确切，因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已明确说与东严子（即赵蕤）“巢居数年”。所以，赵蕤恐怕不仅是李白的政治教师，而且还是他的武术教练，李白正是从他那里学习了文武本领。因此，李白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负。
《长短经》确实正如《四库提要》和赵蕤自序所说的，此书是以孔子儒学为主，杂以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兵家之谈的“经世实用”之书，是名副其实的杂家。但此书的特点还在于，它是一本关于审时度势、因时制变、谈王说霸的游说之辞，颇似策士游说诸侯的《战国策》。因此，此书取名为《长短经》。《战国策》一名亦叫《短长》，“短长”就是“权变”的意思
。《四库全书提要》说《长短经》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是一点也不错的。从此书所讲的内容来看，也确实如此。此书所引诸家，除了孔子言论，多是《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刘劭《人物志》、荀悦《申鉴》，傅玄《傅子》，还有孙子、太公、黄石公等兵书。其中《正论》一篇，专述诸子各家得失，折中诸家，论点全取《汉书·艺文志》。其主旨在“通于变”，取各家之所长，避各家之所短，能得“通方之训”，而力避“一隅之说”。所引史书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主，其中尤重七国争雄、楚汉相争、三国逐鹿的历史。《长短经》所存九卷中，就有三卷以《霸图》《七雄略》《三国权》为专题，专谈历代政权得失的历史经验。书中最称道的人物是傅说、太公、管仲、苏秦、张仪、鲁仲连、汉高祖，汉光武、张良、韩信、诸葛亮及谢安。其中《七雄略》一卷，几乎专门叙述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故事。
《长短经》重点在于治国经世之术。《大体》《君德》诸篇，讲君主治国之术，王者刑德之用，主张实行霸王之道，刑、德杂用。《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论士》《臣行》诸篇，主要讲要善于选拔任用人才，识别退斥奸佞。其主旨在于“得人则兴，失士则崩”（《论士》）。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礼贤下士，任用贤才。《政体》一篇，讲建立明确各项制度，是“治国之本”。“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适变》《时宜》等篇，则讲王道、霸道要因时而用，不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书中引用《商君书》中“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颇有历史发展观。其书卷八《杂说》等十九篇，颇似纵横家言。其中《钓情》一篇以《韩非子·说难》篇为旨，力陈揣摩人主之心之难和游说之难。《诡信》以下诸篇，多似《韩非子》中的内、外《储说》，好像是游说前所准备应对的各种事例和材料。卷九《出军》以下二十四篇，皆是兵家之言，前有总论曰：“孙子曰：《诗》云‘允文允武’，《书》称‘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故《吕氏春秋》曰：‘圣王有仁义之兵，而无偃兵。’《淮南子》曰：‘以废不义而授有德者也。’是知取威定霸，何莫由斯。”由此看来，《长短经》这本书确实是一本经世致用的政治教科书，这本书从君主治国之道、任人之术、用兵之略、历史治乱得失之历史经验，以及策士游说人主之术，游说之辞和对人主、权贵所采取的交游态度，都讲得很详细。书中诸子百家之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真可谓是集大成之作。若真能将这本讲王霸大略、经世之术的书参熟、吃透，再加以细心揣摩，灵活运用，随机应变，李白就不愁不像苏秦和战国时的策士们一样，一言而得中人主之意，立谈便可身致卿相。无怪乎李白是那么自负、那么狂傲，到处自许有王霸大略、怀经济之才，因为他早就胸有“奇书”了。赵蕤的《长短经》，确实对青少年时期的李白的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他以后思想的形成和人生道路方向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诗文的风格上也烙下了明显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