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乱世离乡

看点6：为什么最初诸葛亮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看点7：叔父诸葛玄的“委任状”究竟是谁发布的？

看点8：诸葛亮随同叔父离开家乡是在什么时候？

看点9：诸葛亮离开家乡是哪一年？

看点10：曹操父亲等被杀发生在哪一天？

介绍了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再来介绍诸葛亮的父亲。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的父亲名叫诸葛珪，表字君贡，东汉末年在老家附近的泰山郡府里边当郡丞。最初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肯定过得相当的滋润。为何这样说呢？

一是因为这诸葛珪命好，膝下有儿又有女。宝贝儿子有三个：老大诸葛瑾，表字子瑜；老二，就是诸葛亮；最小的老三，叫诸葛均。至于千金，也不止一个。诸葛亮的前面，起码就有两个姐姐。儿女满堂，人丁兴旺，充满天伦之乐，日子当然不错了。

二是因为诸葛珪的官职并不算低，每月的俸禄，养活一家子没有问题。东汉的郡府，长官是太守，设一人；副长官就是诸葛珪担任的郡丞，照例也只设一人。郡守，大致相当于现今地级市的市长，而郡丞则相当于地级市的副市长。地级市的副市长，应当算是厅局级的公务员吧，就算不贪污不受贿，清清白白只拿国家发放的俸禄，养活一家子会有问题吗？

明显的证据，就是诸葛亮的同胞大哥诸葛瑾少年时代就被家里送到京城洛阳。去洛阳干什么呢？《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吴书》的记载是：“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也就是说，送他到洛阳，一边游历京城，见世面开眼界，一边钻研儒家经典，重点是《诗经》《尚书》和《春秋》。

东汉时期，京城洛阳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这里的太学，是最高的国立学府，主要传授儒家经典，接纳四面八方前来求学的学生。最兴旺的时候，太学有房屋两百多栋，教室一千八百多间，在校学生三万多人，其规模完全不比现今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的著名大学逊色。诸葛瑾在京城游历，见世面开眼界，肯定要花钱；进太学读书钻研，就算不收学费，饮食起居、学习用品也要花钱，但是这些钱都没有难倒他们家。大儿子年纪轻轻就送到京城去深造，不就说明他们家当初的日子过得相当的滋润吗？

三是因为这东汉的泰山郡，行政中心是奉高县，在今山东省泰安市东边，泰山东侧的山脚下。这东岳泰山，自古以来就是天下著名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公务闲暇，带上一家老小，就近出游，登临泰山，像孔夫子那样，抒发抒发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情逸兴，那也很是滋润吧？

四是因为诸葛珪上班办公的泰山郡治所奉高县，就在阳都县他老家的西北，直线距离不过三百里左右。虽然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上，泰山郡隶属于兖州，而琅邪郡隶属于徐州，然而上班工作的地方距离老家很近，可以随时往还，与乡亲见面，总比上面提到过的那位远在长安朝廷中苦苦思念故乡的老贡禹，日子要顺心如意得多吧？

如果没有出现意外，诸葛珪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升迁，而诸葛亮也会从中级的官二代，上升到高级的官二代，那么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景。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诸葛珪一家相当滋润的好日子，很快就遭遇了沉重的打击，过到了尽头。

沉重的打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二是社会。

在家庭内部，首先是诸葛珪的原配夫人，也就是诸葛亮的生身母亲，丢下宝贝儿女们离开人世了。这位原配夫人的姓氏，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上千年之后清代学者张澍《诸葛武侯集》卷一《诸葛篇》，却称呼她为“章氏”，也就是认定她姓章。关于这一说法的来源，张澍只是笼而统之交代是来自《诸葛氏谱》；至于这部《诸葛氏谱》，究竟是何人所著、何时所著、出自何处，他都没有交代。这种遮遮掩掩的说法，使得别人根本没法进行稽考，其可靠性就会打折扣。

为了儿女们有人照顾，诸葛珪只得又娶了一位继室夫人。但是祸不单行，再婚之后的诸葛珪，竟然也英年早逝，追随原配夫人而去了。

诸葛亮的母亲和父亲，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死的，史书上都没有明说，最有可能是生病。因为如果是遭遇横祸，史书上一般会记上一笔。而因病死亡，在疾病广泛流行的东汉末年，那是极为常见的事，所以《三国志·诸葛亮传》就都不予记载了，只留下“亮早孤”三个字的记录。古代把幼年丧父的人叫作孤，孟子就说“幼而无父曰孤”。但是父母双亡的，也可以叫作孤。

从“早孤”两个字可以看出，父母双亡的时候，诸葛亮的年纪还很小，应当还属于幼年。但是，究竟他父母死在哪一年，那时他多少岁，史书上同样没有明确的记载，现今已经难以确知。清代一些学者曾经做过推断，但都没有确切可靠的文献根据。俗话说，人生有三种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幼年的诸葛亮，不仅丧了母，还丧了父，可说是双重的大不幸了。

沉重的打击，还来自外部的社会。就在诸葛珪去世的前后，一场社会大动荡在东汉王朝的大地上突然降临。为了探明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大动荡，我们要用一点现今流行的大数据进行一番大略的计算。

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确凿记载，诸葛亮是在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234年）的秋天病死在五丈原前线的军营之中的，终年五十四岁。当时人们计算年龄，都是用虚岁，出生的当年就算一岁，所以他的出生年代，是在东汉灵帝的光和四年（181年）。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诸葛均。考虑到女性比较合理的生育间隔，诸葛均出生的时间，应当是在诸葛亮出生的两年之后，也就是在光和六年（183年）。既然诸葛均是诸葛珪的第三个儿子，可见诸葛珪即便死得再早，也早不过诸葛均母亲的受孕之年，即光和六年（183年）的前一年光和五年（182年）。换句话说，诸葛珪去世，应当是在光和五年（182年）之后。有了这个时间的基准点，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社会大动荡，答案就开始浮现出来——因为就在这个基准点的一年多以后，也就是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的二月间，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

东汉末的桓、灵二帝时期，皇帝昏庸荒淫，宦官专政结党，官员贪污腐败，政治一团漆黑，全国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是有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以奉行“太平道”为名，秘密组织信教民众。十余年间，发展到数十万人之多，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并且公开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184年），天下大吉”的口号，准备取东汉朝廷而代之。张氏兄弟将麾下的组织系统，分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余人，全部用黄巾裹头，故名为“黄巾军”。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在全国起事，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到处都可以听见“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惊天动地的呼声，到处都可以看到头裹黄巾的起义军队纵横驰骋。虽然黄巾起义后来被强力镇压下去，但是经过这场沉重的打击，东汉朝廷实际上已经进入“脑死亡”的状态，国家政权开始瓦解，大批割据势力纷纷在全国涌现。于是乎，一场更长时间的社会大动荡，也就是群雄割据的混乱时期，很快就要开始了。

对于诸葛亮一家来说，尤其不幸的是，无论是家族的所在地琅邪郡阳都县，还是诸葛珪担任官职的泰山郡行政中心奉高县，都属于黄巾军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这样一来，社会的大动荡，当然就直接冲击到诸葛亮小家庭的安全和平静了。

如上所言，诸葛珪的去世，应当是在光和五年（182年）之后。如果他的去世是在黄巾起义爆发的中平元年（184年）的话，那么这个小家庭，就会在同一年之中，既遭受家庭的大变故，又遭受社会的大动荡。如果他的去世是在黄巾起义爆发的中平元年（184年）之后，那么这个小家庭，就是先遭受社会的大动荡，再遭受家庭的大变故。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形，那都属于不折不扣的“屋漏偏遭连夜雨，暴雪又加冻骨霜”。如果一定要做比较，那么诸葛珪死在中平元年（184年），对诸葛亮的打击显然最大，因为这一年，他虚岁也才四岁。父亲死在这以后，他年龄稍大一点，总归要略好一点。

中国古代先哲孟子早就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使其经受巨大的磨难。诸葛亮正是如此。家庭突遭大变故，再加上社会大动乱，使得幼年时代的诸葛亮，一下子就从日子过得相当不错的厅局级官二代，变成既没娘又没爹，连生存都存在严重问题的孤儿。

在此艰难危急的关头，就显示出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重要性来。难怪古代的中国社会，对于家族以及宗族力量的维系和凝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诸葛亮很幸运，有一个叔父，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叔父，名叫诸葛玄。眼看侄儿侄女们陷入困境，他尽其所能给以帮助和关心，使他们终于在黄巾起义之后的动荡岁月中，安然生存下来。

但是，谁能想到不久之后，与黄巾起义密切相关的“董卓之乱”又开始了。

原来，当初东汉朝廷为了尽快平定黄巾军，曾经号召地方上的社会力量，各自组织武装，协助中央进行镇压。其严重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据势力。后来，羽翼丰满的群雄纷纷起兵，以讨伐董卓为借口，割据地盘，占山为王，相互攻击，你争我夺，新一轮的社会大动乱重新席卷了全国。

好在诸葛亮家乡所在的徐州，其主要地域包括今山东省的东南部和江苏省的江北部分，地理位置处于相对偏东的滨海地区，距离战乱最为激烈的中原稍微远一点，所以受到的摧残也要稍微轻一点。《三国志·陶谦传》就说：“董卓之乱，州郡起兵。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丰赡，流民多归之。”徐州因为受到的摧残轻一点，所以人口并未减少，粮食供应也很充足，外地的流亡难民有很多都逃难来到这个地方安身。

在社会大动荡的岁月中，有幸处于相对安宁的福地，诸葛亮就这样成长为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小少年。

但是，相对安宁的日子，有一天又突然中断了，因为诸葛亮就要离开家乡远行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的叔父诸葛玄要到长江以南的豫章郡去当郡守。为了得到一份宝贵的俸禄以维持全家生计，诸葛玄决定带上侄儿侄女，千里迢迢前去赴任。当时的豫章郡，属于扬州的江南地区，其郡府设在南昌县，即今江西省南昌市。

对于诸葛亮而言，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行，更是命运攸关的离别。首先是因为这一去，就不知何时能回来。其次是因为这一去，从此他就与一母所生的同胞大哥诸葛瑾天各一方。既然此番远行，对他而言堪称是命运攸关，那就必须对这次离别的种种谜团，好好来破解一番。

第一个谜团，任命诸葛玄为豫章　郡太守的“委任状”是谁发布的？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谜团，是因为史书上对此的记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一种是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正文，说是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意思是被袁术任命为豫章郡太守。另一种是同传裴松之注引的袁晔《献帝春秋》，说是“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意思是刘表上奏请求任命诸葛玄为豫章郡太守。一种说法是任命来自袁术，一种说法是任命来自刘表上奏推荐，究竟哪一种记载更为可靠呢？这个问题，牵涉到今后诸葛亮对辅佐对象的谨慎选择，所以首先要把它弄明白。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应当依据陈寿的记载，即这一任命出自袁术之手，笔者也赞同这一判断。但是，《资治通鉴》为此做出的推断过于简单，说服力还不够，所以这里必须补充更多的理由。

理由之一，这一版本的原始记录者陈寿，距离诸葛亮生活的年代最近，因而对诸葛亮的家世情况相对更为了解。他原本就是蜀汉的臣僚，父亲还在诸葛亮的北伐大军中担任过职务。蜀汉灭亡后，陈寿到西晋王朝效力，不久就写下这部记载三国历史的《三国志》。

理由之二，陈寿在西晋王朝当史官时，还接受了朝廷的指令，亲自整理诸葛亮本人留下来的各种文书档案，最后编订了一部《诸葛氏集》。此书二十四篇，十万多字，编订后直接上奏给西晋武帝。这件事，被陈寿详细记录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因此，就诸葛亮本人留下来的第一手文书档案而言，陈寿是最易亲眼见到，最能直接了解，最能完整掌握，并且最能准确记述的人。这当中，当然包括上述诸葛玄如何出任豫章郡太守的史事记载，因为这是有关诸葛亮家世的重要内容。

理由之三，上面陈寿的记载，其表述也最清楚明白，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但是，袁晔的《献帝春秋》就不一样了，《三国志》裴松之的两处注释中，引用了此书中有关诸葛玄这一任命的两处记载，而两处的说法竟然不相统一。《三国志·刘繇传》中被引用的《献帝春秋》，说是“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意思是诸葛玄的太守一职，是由刘表自己所任用。而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被引用的《献帝春秋》，就是上面“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这一条。此处的“上”字，是向朝廷上奏或上表进行推荐的意思。按照东汉的制度，郡太守属于相当重要的地方行政长官，其任命权在中央。作为荆州军政长官的刘表，可以推荐诸葛玄，但是没有任命权。更为关键的是，豫章郡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扬州，并不归刘表所在的荆州管辖，刘表对于豫章郡太守的职务，更没有自行发布任命的权力。既然如此，那么诸葛玄的这一任命，就应当是由东汉朝廷来发布的，刘表只是做了推荐人而已。同样的一件事，在《献帝春秋》同一本书中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看来连作者袁晔本人，也对事情没有吃透和认准，其可信程度就很成问题。

理由之四，从刘表、袁术二人当时的政治表现上看，在诸葛玄接到“委任状”的时候，刘表刚刚被东汉朝廷正式任命为荆州刺史，他正在忙于站稳脚跟，所以主动向朝廷中央派遣使者，呈献贡品，表示忠心。而东汉朝廷也奖赏了他一个“大红包”：提升他为镇南将军、荆州牧，还封他为成武侯。在这种敏感的时候，他不可能目无朝廷，擅自越权去任命另外一个州的下属郡太守。举荐别人去当太守，这有可能，而且也不算违规，但是“委任状”一定要由朝廷发出。然而史书上明确记载，此时的东汉朝廷，已经公开发布了豫章郡太守的人选任命，此人名叫朱皓，而且已经到任就职，这在《三国志·刘繇传》中记载得清清楚楚。朱皓死后，东汉朝廷马上又任命了新的太守华歆，华歆同样也完成了到任就职的程序，这在《三国志·华歆传》中同样记载得清清楚楚。一女不能同时嫁给二夫，一官也不能同时委给两人。这就证明：诸葛玄的这份官职，既不是刘表本人直接任命的，也不是刘表推荐之后东汉朝廷任命的。袁晔《献帝春秋》中的两处记载，都站不住脚，因而不可信。

但是，割据淮南的袁术，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把东汉朝廷放在眼里，正在做他当皇帝的春秋大梦呢。不要说扬州下属的豫章郡太守，就连扬州的刺史，他也敢擅自任命，而且一任命就任命过两人：先有陈瑀，后有惠衢。他甚至还任命过孙策的堂兄孙贲为豫州刺史，而豫州还根本不在他所控制的地盘之中。另外，扬州下面管辖的九江郡太守陈纪、庐江郡太守刘勋，也都是袁术自行任命的。所以袁术把诸葛玄任命为扬州下属的豫章郡太守，对他而言完全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

理由之五，从地理上看，那时候的扬州，特别是与徐州接壤的扬州北部，正好是袁术的势力范围，而袁术与刘表却是一对冤家。当初袁术在南阳郡时，就派孙坚去攻打刘表，结果孙坚被刘表的部将黄祖用暗箭射死，从此两家势同水火。而诸葛玄要想从琅邪郡阳都县的家乡向南前往豫章郡去上任，袁术所控制的扬州北部，又恰恰是必经之路。如果诸葛玄是刘表所任命，或者是刘表所推荐的话，那么对于袁术来说，诸葛玄都属于死对头刘表的党羽，他不仅绝对不会让诸葛玄一家子安然通过，还很可能要了他们的小命。然而诸葛玄又确确实实带着一大家子人，安安全全地通过了袁术的势力范围，最后到达了豫章郡。这就有力地反证：这一“委任状”根本不可能与刘表有关。

因此，这一谜团破解下来，完全可以确认：“委任状”并非来自他人，就是来自袁术。

袁术，字公路，豫州汝南郡汝阳县（在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南）人氏。这汝南袁氏，属于东汉后期天下数一数二的高门望族，与杨修所出身的弘农郡杨氏，并称为“东京袁杨”。袁术与袁绍，乃异母兄弟，两人都在声讨董卓的大战中，成了割据一方的实力派大军阀。袁绍以联军盟主的身份割据冀州，后来成为与曹操争夺北方控制权的最强劲的对手。

至于袁术，这时候割据的地盘是在淮南一带。当此之时，四海分崩，汉献帝形同傀儡，一心做皇帝美梦者大有人在。比如，辽东郡的太守公孙度，制作了皇帝专用的车辆和仪仗，又按照皇家礼制，举行郊天、祀地的仪式。还有益州的州牧刘焉，也在成都预先制造了皇帝专用的车辆，准备到时候好好享用、显摆一番。但是，这些人想归想，梦归梦，都还没有公开宣布，自称为“皇帝”。唯独这袁术不然，他最着急，最想过皇帝瘾。东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春天，他就在淮南正式宣布称帝登基，堂而皇之地当起天子来。可惜两年之后，这位自封的袁皇帝，不仅垮了台，而且还丧了命，成为公众的笑柄。

袁术的称帝闹剧，在当时曾引起主流舆论的纷纷声讨，这从孙策的事例可见一斑。孙策和他父亲孙坚，当初都是袁术的部下，并且孙策借助袁术之力，打回家乡江东去创业。但是，他一打下江东站稳了脚跟，立即就公开宣布与袁术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并且向东汉朝廷表示效忠拥戴，以此来洗刷自身政治上的污泥浊水。此前接受了袁术任命的诸葛玄家族，与孙策的情况相类似，显然也被溅上了政治上的污泥浊水，他们痛切地认识到：今后要想投身政治，并且还有长远的发展，那么对于自己为之效力的主子，在选择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一失足即成千古之恨。后来诸葛亮之所以不惜长期在隆中等待自己理想中的效力对象，又让前来礼聘自己的刘备，前后往隆中跑了三次，这才答应出山为其效力，除了先祖诸葛丰的影响，还有这样痛切的亲身经历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接下来是第二个谜团，诸葛玄一行究竟是何时离开家乡，前往南方豫章郡赴任的呢？

这个谜团，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因为这涉及诸葛亮走上“流离乱世天涯路”的年龄，关系到我们对他早年不幸遭遇的深入理解，特别是还关系到下面第三个谜团的揭示，所以也必须深入探究一番。

破解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来确定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

确定时间范围上限的钥匙，不在诸葛亮本人的身上，而在他大哥诸葛瑾和袁术这两个人的身上。

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诸葛瑾死于吴赤乌四年（241年），终年虚岁六十八。据此推算，他出生在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前面已经说过，诸葛亮出生于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因此诸葛瑾比二弟诸葛亮要大七岁。传文还记载了两点：一是他在“汉末避难江东”，并未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豫章郡去赴任；二是孙权曾经亲口对他说过“卿与孔明同产”的话，所谓“同产”，就是同母所生的意思，可见他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既然是同胞兄弟，那么叔父诸葛玄对他，也会像对诸葛亮那样关爱，而不会有所偏心。因此，如果诸葛瑾本人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话，诸葛玄肯定不会让他离开自己，只身前往江东去谋求政治上的出路，从此天各一方。然而诸葛玄确实又让他去了江东。这就反过来证明了一点：这时的诸葛瑾已经成年、独立，可以走向社会去打拼了。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定下的标准“男子二十而冠”，男性二十岁算是成年人，要举行加冠礼的仪式。因此诸葛玄一行离开家乡前往豫章郡赴任的时间，应当不可能早于诸葛瑾二十岁成人的那一年，也就是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

至于袁术，他进入淮南的九江郡一带，开始经营自己的地盘扬州，正是在初平四年（193年）的春天。在此之前，他还在南阳郡和兖州一带彷徨和流亡，凄凄然如同丧家之犬，这在《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袁术传》《资治通鉴》中都有非常明确且一致的记载。这豫章是扬州下属的郡，袁术只有占据了淮南，开始经营扬州根据地之后，才有可能委任诸葛玄为豫章郡的太守。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实力，也根本没有资格来发这张“委任状”。这就再次证明：初平四年（193年）这一年，确确实实是时间范围的上限。

确定时间范围下限的钥匙，也不在诸葛亮本人的身上，而在孙策的身上。

据《三国志》中的《孙策传》和《刘繇传》记载，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挥兵南渡长江攻占江东，开始创建孙吴的基业。这位骁勇无敌的孙郎，打得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招架不住，被迫向上游的豫章郡撤退；而这时在豫章郡以太守的名义管理政务，但并未得到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正是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由此可见，诸葛玄离开家乡前往赴任的时间，再晚也晚不过孙策打回江东的兴平二年（195年），这就是时间范围的下限。

上限初平四年（193年），诸葛亮虚岁十三；下限兴平二年（195年），诸葛亮虚岁十五：这就是他永远离开家乡，从此漂泊天涯的时间范围和年龄范围。至于最有可能的精准时间点，将在下文做深入研判。

确定了上面的时间范围，就可以来破解第三个谜团了。诸葛玄为何要下决心离开家乡，前去远方的豫章郡上任呢？

从诸葛亮的老家徐州琅邪郡的阳都县，前往正南方的扬州豫章郡南昌县，不仅路途相当遥远，直线距离也在一千六百里左右，而且通行也非常艰难，必须横渡的大江大河至少就有三条，即泗水、淮河和长江。加之这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大动乱之中，一路上保证人身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诸葛玄既然能被“任命”为郡太守，正儿八经相当于现今的地市级公务员，年纪应当也不小了，他也应当有自己的妻室儿女。带着自己的一大家子，再加上哥哥家的一大家子，千里迢迢，跨越江河，在动乱年代之中前往南方遥远的异乡去赴任，客观而论，这是非常艰难、冒险的，因而也显得很不明智。

但是，诸葛玄最终却依然动身赴任了。这就说明，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艰难选择。

严酷压力来自哪里呢？破解的钥匙，依然是在诸葛瑾的身上。上面说了，《三国志·诸葛瑾传》明确记载，他离开家乡的原因是“汉末避难江东”。这“避乱”二字，就已经透露出粗略的玄机来。上面又说了，东汉末的徐州，最初是一片相对安静的富庶福地，还是外来难民纷纷前往躲避战火的安身之处。为何家乡原本就在这里的诸葛家族，此时此刻反而要离乡背井、跋山涉水，到别处去躲避战乱呢？原因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徐州本地后来也出现了巨大的战乱，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考查，我们就找到了巨大压力的来源。

原来，在上面我们所确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也就是上限初平四年（193年），下限兴平二年（195年）之间，在徐州的辖境之内，发生了一场极其罕见、极其残酷的人间浩劫。而这场浩劫的始作俑者，就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氏。他也是东汉末崛起的割据群雄之一，不过此时他所控制的地盘还只限于兖州，即今山东省的西部。他的老爸曹嵩，乃宦官曹腾的养子，曾经当过朝廷的太尉。但是，曹嵩这个官职的得来，却很不光彩。昏庸腐败的汉灵帝在朝廷公开张榜卖官，明码实价，一手交钱，一手交官。顶尖级别的第一等高官，朝廷三公之首的太尉，价格也最高，整整一个亿。曹嵩眼睛也不眨，出一个亿现金把太尉买来当了。要问他哪来这么多钱，只消看他在这之前当的什么官儿就会明白。

什么官儿呢？就是大司农。这大司农可了不得，九卿当中最大的肥缺，一手掌管全国黄金、货币、粮食、布匹的收支调度，相当于现今中央银行、中央粮食储运仓库、中央物资仓库的大总管。所以一个亿对他来说算是九牛一毛。当时还有一个崔烈，才花了五百万，就买下三公之一的司徒来当。他的儿子崔钧，就讽刺他说：你这顶司徒的官帽好倒是好，就是铜钱的味道太大了。这就是后世“铜臭”典故的由来。崔烈花的钱，只有曹嵩的二十分之一，已经遭到亲生儿子的辛辣讽刺；曹嵩花天价买来这一顶级高官，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可想而知，引起的社会轰动也可想而知。哪知道社会的轰动效应，也是一把双刃剑。这一轰动，就把曹嵩送上了一条通向阴曹地府的不归路。

此时的京城洛阳，已经成为群雄逐鹿之地，一片战火纷飞。此前一直在这里享福的曹嵩，只好跑到外地去躲避战乱。安宁之地在哪里？找来找去，来到了东边徐州的琅邪郡地界，也就是诸葛亮家乡的所在地。到了初平四年（193年），曹操终于在兖州打下一块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于是就派人去把漂在东边外地的父亲接过来养老。这曹嵩在战乱之中搬家，依然很高调、很张扬，足足有上百辆满载财物的大车，排着一字长龙上了路。

结果他们刚刚从徐州的琅邪郡，向西进入兖州的泰山郡地界，就引起徐州下属阴平县（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南）一支地方官军的注意，他们立刻从官军变成强盗，向北冲进泰山郡的地界，在泰山郡下属的华县、费县之间，即今山东省费县的北面不远，把途经此处的曹嵩车队的财物抢了个精光。他们不仅劫财，而且害命，把曹操的父亲曹嵩、弟弟曹德，还有曹嵩的小妾等，全部杀光。

曹嵩一大家子被杀的事件，究竟是发生在哪一天呢？《三国志》当中没有明确记载。北宋《太平御览》卷五二六引录的曹植《求祭先王表》中，透露出一条宝贵的信息来，文中说：

夏节方到，臣悲感有念。先王公以夏至日终，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于先王，自可以令辰告祠。

意思是说，夏季的节气即夏至，正要到来，微臣悲哀感触的心中，有了想要祭祀先人的念头。先王公（指祖父曹嵩）是在夏至这一天去世的，所以我家的习惯是不在夏至这一天祭祀先王公。至于先王（指曾封为魏王的曹操），自然可以在夏至这个好时辰进行祭祀的。

此表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呢？这也值得一说。

原来，这是曹植在自己的封地之中，向刚刚继承了魏王位置的哥哥曹丕请求批准自己能够在当地的黄河岸边祭祀先王曹操。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死，曹丕继承王位。到了当年的十月底，曹丕正式称帝。十一月，又追尊曹操为“武皇帝”。自此以后，曹植在上奏的表章中，在称呼曹操时，照例改称为“先武皇帝”。但在这通表章中，称呼还是“先王”，可见此表章是写在延康元年（220年）的五月间，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即将到来之前（当年的农历没有闰月，是正常年份）。按照当时的礼制风俗，夏至这一天，是一个适宜于祭祀先人的好日子。可是因为先王公曹嵩是死在夏至这一天的，所以曹家照例不在这一天祭祀曹嵩。但是曹植认为，不能祭祀先祖曹嵩，总可以祭祀先王曹操吧，所以才提前上奏曹丕，请求批准，让自己表示孝道之德和悲伤之情。事实上，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想提醒曹丕不要忘掉自己，因为自己也是曹家的血脉至亲啊。

但是，曹植表章给我们的确切信息，则是曹嵩死于非命之日，乃初平四年（193年）的五月，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这一天。

狂怒之极的曹操，认定当时徐州的军政长官陶谦，就是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于是在当年的秋天，亲自指挥大军杀往徐州报仇。血战半年多，曹操一连攻下徐州十多座城池，然而一直杀到第二年，也就是兴平元年（194年）的春天，也没能抓获他认定的“元凶”陶谦。陶谦在哪里呢？原来他向东退避曹操的锋芒，退到下属东海郡的治所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凭借牢固的城池坚守。曹操因为军粮不够，只好向西撤回兖州。一去一回的途中，曹操把胸中的所有恶气，全都出在当地的老百姓身上，挥起屠刀大开杀戒。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包括他们饲养的鸡和狗全都遭了殃。一直杀得曹军沿途所到之处，见不到人间烟火，听不到鸡犬之声，几万人的尸体，竟然把南北流向的泗水都堵塞得不能流动了。

春天刚过，曹操再度挥兵杀向徐州。这一次他兵锋扫荡的路线，在《三国志·陶谦传》中有明确记载：

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

意思是说，兴平元年夏天，曹操大军再次向东出征，扫荡的路线首先直接向东，杀进了徐州他老爸曾经栖身的琅邪郡；然后掉转向右，向南杀进了与琅邪郡南部接壤的东海郡。所到之处，这两个郡下属的各个县全都遭了殃。

由此可见，琅邪郡的阳都县，也就是诸葛亮的家乡，正是在这一次人间浩劫笼罩的范围之中。哪知道杀过来杀过去，曹操这一次同样没能抓获陶谦。他又把心中的恶气全部出在当地老百姓身上，指挥大军放肆杀戮。经过这两次屠杀，徐州这个原本平静、安宁的富庶福地，完全变成了横尸遍野的人间地狱。

这场血雨腥风的人间浩劫，肯定给诸葛亮家族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怖。继续留下来不走，那就是死路一条；艰难远行，至少还有可能保住性命。两害相权取其轻，除了赶快逃离，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所以曹操的血腥屠杀，就是迫使诸葛玄一家离开家乡的巨大压力了。

难怪后来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宁可久久等待当时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刘备，也不肯为称雄北方的曹操效力了。因为他有一个大大的心结：你这个万恶的汉室奸凶曹操，不仅欠下我们徐州老乡的万千条命债，还逼得我们一大家子从此漂泊天涯，骨肉兄弟分离，我又岂肯去为你尽忠效命！

破解了这一谜团之后，我们对于诸葛玄一行离开家乡更为精准的时间也就有了第二步的合理判断。

前面说了，曹操发动第一次徐州大战是在初平四年（193年）的秋天，在这之前，徐州是一片相对安静的富庶福地。客观而论，曹嵩一行人的被害，是当时徐州境内的一大新闻，何况凶案发生的泰山郡南部的华县和费县，就在阳都县西边还不到一百里的地方，所以住在阳都县的诸葛玄一家，不仅肯定会知道这件凶案，而且对于曹操将会来报复，他们肯定也会有所预感。但是，究竟曹操会实行什么样的报复，报复的范围有多大、有多残酷和血腥，报复的方向会确定在哪里，他们都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当年秋天曹操发动第一次徐州大战之前，在灾难还没有直接袭来，在安土重迁思想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在侥幸心理也来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们举家离开家乡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一旦曹操挥动屠刀进行第二次大肆杀戮，诸葛亮家族所在的琅邪郡，将首先成为曹操大军扫荡残杀的地区，此时他们家族能够幸存保全下来已经非常困难。即便侥幸生存下来，但由于曹操大军在扫荡琅邪郡之后，又掉转向右，扫荡了琅邪郡南边接壤的东海郡，这样一来，从阳都县南下江南的通路，就被曹操大军完全截断和堵死，此时此刻的他们一家，就是想向南逃走，也根本走不过东海郡这又一个人间地狱了。

由此可知，老天爷给他们家族留下来的逃生时间，不可能是在初平四年（193年）秋天曹操第一次出兵之前，更不可能是在兴平元年（194年）夏天曹操第二次出兵之后，而应当是在兴平元年（194年）春天曹操大军撤回兖州休整还没有进行第二次出兵的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这就是他们离开家乡最为合理和精准的时间。

这一年，是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才十四岁，他大哥诸葛瑾已经二十一岁。这正是：

遭逢苦难离乡去，此后前途未可知。

要知道诸葛亮一行离开故土之后，又碰上了什么样的人生坎坷，又为何会转而远赴荆州去栖身，请看下文分解。 l+6w4ht+0wp5qhTL1Dmx1GCWqPr2JNpbbOJwwkZfqZsQlPZXPAQkGVxUXi2Xo6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