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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1：诸葛亮家姓氏是如何从“葛”变成“诸葛”的？
看点2：诸葛亮的名字背后有哪些有趣的知识谜团？
看点3：诸葛丰为何因“刚者”美名流芳百世？
看点4：诸葛丰担任的司隶校尉是个什么样的官？
看点5：诸葛丰对诸葛亮从政有哪些重大影响？
认识诸葛亮，先要从他个人说起，再来说他的先世；而要认识他这个人，又应当先从他的姓氏和名字说起。
记得我刚上初中的1956年的一天去看很感兴趣的川戏，戏码是著名的三国戏《借东风》，主要人物是诸葛亮和周瑜。戏台上面专门承担搞笑任务的丑角一本正经地对台下观众发问说：“你们知道周瑜的妈妈和诸葛亮的妈妈分别姓什么吗？不知道吧？可是我就知道！”稍微等了一会儿，他才大声说出答案：“周瑜的妈妈姓‘既’，诸葛亮的妈妈姓‘何’！知道不？”看到台下观众议论纷纷、大惑不解的样子，他又拿出“证据”来说道：“《三国演义》当中，周瑜被诸葛亮气死之前怎么说的呀？他不是高叫了三声‘既生瑜何生亮’吗？可见生下周瑜的就是既家妈妈，而生下诸葛亮的就是何家妈妈呀！”于是台下一片哄堂大笑。
这当然是舞台上的笑谈，并非历史上的真事儿。但是，我要是说孔明先生他们的诸葛家族，原本也并不姓“诸葛”，而是从“葛”的姓氏，变成“诸葛”的姓氏，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吧，然而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儿。下面，我们就来解读这一姓氏文化上有趣的谜团。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明确记载：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
意思是说，诸葛亮，表字孔明，是东汉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人氏。
当时阳都县的建制，现今已不存在，其故城的遗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南郊约22公里处的砖埠镇孙家黄疃村，已被列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城遗址东临沂河，河岸边尚有残存的故城墙基一段，长1500余米，其附近曾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各代文物。先秦时期，此处有阳国，后来秦汉时期设置了阳都县。1992年，当地政府在砖埠镇东北直线距离大约4公里处的孙家黄疃村，建了一座诸葛亮故里纪念馆。全馆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馆内有一株千年银杏树，高25米，树围3.75米，已被列为当地重点保护文物。
附带说一句，这砖埠镇还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世代居住之地，所以此处完全可以用“钟灵毓秀”来形容。
关于诸葛亮家的姓氏来源，陈寿《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而诸葛瑾就是诸葛亮的同胞大哥。在这里，裴松之引录了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孙吴韦昭撰写的《吴书》：
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意思是说，诸葛家的祖先原本姓葛，乃琅邪郡诸县（今山东省诸城市）人氏，后来迁徙到了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因为阳都县先已有了姓葛的人家，当地的人为了区分，就把从诸县刚刚迁来的葛氏家族，称为“诸葛氏”了。
第二种说法来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
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
意思是说，秦朝末年的葛婴，当过陈胜（也名陈涉）的大将，立下大功却因冤被杀。到了西汉，文帝追记葛婴的功劳，就将他的孙儿封为诸县的侯爵，而侯爵家族的后代，就把诸县的“诸”字，加在姓氏“葛”字的前面，以显示荣光，这就变成“诸葛氏”了。
以上两种说法，前者说诸县是其原居住地，后者说诸县是其封爵地，但最关键的地方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他家的先世原本是姓“葛”，而不是“诸葛”，后来只是因为与诸县发生了关系，这才把诸县的“诸”字加到了“葛”字的前面，使得姓氏变成了“诸葛”。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家族，原先确确实实并不姓“诸葛”。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谜团，即上面的两种说法是完全矛盾、互不相容的吗？
回答是，两种说法表面上虽有不同，实际上并不矛盾，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你看，葛婴的孙儿在西汉文帝时被封为诸县的侯爵，就在诸县定居下来，坐享侯爷的清福了。后来的子孙为了显示家族的荣耀，还把诸县的“诸”字，加在“葛”字的前边，姓便成了“诸葛氏”；另外又有一支葛氏子孙迁到了阳都县，因为不屑与当地普通的葛氏人家相提并论，又用同样的办法来抬高自己。但是在阳都县人的眼里，你们诸葛氏，不过就是从诸县迁来的外乡人而已，有啥值得显摆炫耀的呢？于是就把对方改变姓氏的原因，归结于原居住地在诸县。这样一来，两种说法不就统一起来了吗？
如果再追问一句，他们家原本的葛氏，又从何而来呢？唐代专门记载姓氏来源的书《元和姓纂》对此也有记载：
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
意思是说，葛氏的来源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国君的后代。以上两种来源比较起来，还是后一种比较可信和可靠，因为葛天氏是传说中还排在伏羲氏之前的帝王，年代实在太遥远，遥远得难以进行考证了。
这样看来，诸葛亮的老祖宗葛婴，不仅原本姓葛，而且当初在秦朝末年，还跟着陈胜、吴广闹过一阵子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从而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留下一段明确的记载。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就会有另外一个谜团了：姓氏，那可是一个家族群体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呀，难道在当时，能够将姓氏如此这般变来变去的吗？回答是，能够变的。且听我一一道来。
清代初期的大学者顾炎武，也就是曾经喊出振聋发聩的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一位，他的家乡在今江苏省昆山市的千灯镇，前几年我还专程去拜访过他的昔日故居和青青墓园，还有幸在南京图书馆的书库中亲眼观赏过他《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珍贵手稿。他在自己的文史名著《日知录》中曾专门论述说，上古时候，“姓”与“氏”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以周代的贵族为例，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功能、性质和使用三方面。
首先在功能上。“姓”乃血缘基因的标志性符号，主要用来“别婚姻”，也就是区别婚姻对象的；“氏”乃身份贵贱的标志性符号，主要用来“明贵贱”，也就是区别身份高低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先民，早就知道近亲通婚会给后代造成身体上的先天性缺陷，使得子孙都不佳，即《左传》中所谓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为了避免这一严重后果，必须发明一种标志血缘系统的符号，以免同姓的男女相互通婚，于是就有“姓”的产生。
而在同姓的一个大家族中，各个分支的成员，在社会上各自进行打拼，有的身份会上升，有的身份会下降，于是就有了标志身份贵贱的符号产生，这就是“氏”。
其次在性质上。由于“姓”是血缘基因的标志性符号，而人的血缘基因不会随便改变，所以“姓”也不能任意改变。但是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氏”是身份贵贱的标志性符号，而身份的贵贱是会改变的。身份改变了，所以“氏”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最后在使用上。先秦的贵族当中，曾经有一条“潜规则”，就是女子照例称姓，男子照例称氏。姓，大多带有女字旁。比如孟姜女的“姜”（“孟”表示排行老大），秦姬的“姬”（“秦”是其配偶所在国的国名），等等。这些带女字旁的字，其实是母系社会的一种文化遗存。
至于氏的来源，那就多种多样了。根据学者的解释，孔丘的“孔”是以祖先“孔父嘉”的字为氏，孔子学生司马牛的“司马”是以官名为氏，屈原的“屈”是以先祖受封的城邑名称为氏，等等。
但是，在战国这一大变革的时期，“姓”与“氏”之间此前的严格区别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接下来的汉高祖刘邦，又从底层的草根阶层崛起，手提三尺剑，开创了一个统一的汉朝，把传统的贵族社会翻了一个底朝天。这样一来，以往与贵族制社会相配合的姓氏文化，至此无法继续保持了。于是在汉代以后，“姓”与“氏”完全混同为一体，上至尊贵天子，下至草根平民，都有各自的姓氏。而且这时候的姓氏，既用来“别婚姻”，承担过去“姓”的功能，同时又保留有从前“氏”的特性，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发生改变。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种社会变化大背景下的产物。
不过，汉代以来，姓氏虽然完全混同为一体，但是因为历来“姓”的数目少，而“氏”的数目多，故而“氏”在数量上处于强势。到了三国，当人们单称姓氏的时候，往往用“氏”来表达。比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陈寿向西晋朝廷上报自己为诸葛亮编定的文集，就将其命名为《诸葛氏集》，而非《诸葛姓集》。《三国志·关羽传》中裴松之注引《蜀记》，说到曹魏大将庞德的儿子庞会，在攻灭蜀汉政权，为父亲报仇一事时说：“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所谓的“关氏家”，即关羽的家族后代。关羽在樊城一战中，曾经擒杀庞德。史书中这种使用“某氏”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今，诸如我们谈到三国时常说的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就是例证。
另外，《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
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意思是说，后主刘禅继位，任命诸葛亮为丞相，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并对他说：“政务由您葛氏去办，只是重大祭祀由我来主持进行。”史文中“葛氏”二字的称呼，既与诸葛亮先世最初的姓氏完全吻合，也与当时的用语习惯完全吻合。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因此，改变姓氏的现象纷纷出现。有的是为了躲避仇家的报复，有的是因为过继给别人当养子。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最奇葩的例子，还要数孙吴的是仪。
据《三国志·是仪传》记载，是仪他家原本的姓氏，正好是姓氏的“氏”字，他原本叫“氏仪”。后来他在北海郡当官吏，上司是郡守孔融——当时闻名天下的一位大名士。孔融对他开玩笑说：“你家的‘氏’字有问题啊！你看‘氏’字的字形，是‘民’字没有上边那一横，暗含的意思就是目无上级，这含义很是不好呀。应当改，必须改，要改为同音的‘是’字才对。”是仪听了，果真就把姓氏改成“是”了。
由于随意改变姓氏成风，成为当时社会管理上的一大问题，所以一些有见识的人就站出来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比如曹魏的著名高士管宁，专门写了一篇《氏姓论》，坚决反对“妄变氏族”，认为这是“违圣人之制”的严重不良行为。
破解了诸葛亮的姓氏谜团，再来琢磨他名字背后的种种知识性谜团。
诸葛亮，字孔明，这在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一开头，就介绍得清清楚楚。但是，马上就有了两个谜团。
第一个谜团，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孔明的孔，是孔洞的孔吗？
其实，孔明的孔，既不是他的姓，也不是孔洞的孔。准确地说，他的名字中，“亮”的意思是光亮，属于名词；而孔明的“孔”，意思是非常，是副词；“明”的意思是鲜明，是形容词。整个名与字相互配合的含义，是比喻他这个男娃娃的出生，好比是一道光亮出现在人间，非常鲜明耀眼。看来他们家在给他取名字时，对他未来的期望值是相当高的。
说到这儿，还必须补充另外一个重要证据，就是三国时期把表字取为“孔明”的，并不止诸葛亮，还有另外一位。此人姓胡，名昭，字孔明，颍川郡人氏，其详细事迹见于《三国志·管宁传》。也就是说，三国不止有一个孔明，而是有两个孔明：一位姓诸葛，是诸葛家的孔明；另一位姓胡，是胡家的孔明。这也充分证明，孔明的“孔”，并不是诸葛亮的姓。这胡家的孔明也很不一般，品行高洁，学识丰富，擅长书法，受人尊敬，而且还对官场敬而远之，一辈子在幽深山林的草庐中当隐士，活到八十九岁的高龄才潇潇洒洒地离开人间。
第二个谜团，为什么诸葛亮有了名，还有字？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其实，古人既有名，又有字，是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一出生后就取名，那是为了与别人有所区别，你张三我就李四，你王五我就陈六，可以有效避免相互混淆。但是，成年之后又有字，后世叫作“表字”，那是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我们泱泱中华，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而社交活动场所，更是展现礼仪修养的重要场合。一般而言，在社交场合称呼平辈时，要称字，以表示尊敬，而不能直呼其名，否则就是失礼；称呼自己时，则要称名，以表示谦卑，而不能称字，否则就是自大。由此可见，如果只有名而没有字，这种谦和有礼的修养，就完全没有办法展现出来。
名和字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在含义上总会有某种联系，从而共同展现出一种美好的意愿或期望。诸葛亮的名和字也是这样。他们家期盼和希望他这个男娃娃，会像一道非常鲜明的光亮，将来能够光大门楣，照耀人间。
那么诸葛亮的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盼和希望呢？这就必须要说到他们家的先世了。
《三国志·诸葛亮传》明确记载，诸葛亮的先祖，乃西汉名臣诸葛丰。
这位诸葛丰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是一位有罪必究、执法必严的朝廷监察官。他在西汉的政坛上，曾经有过非常出色的政绩，因而在丹青史册中，得到了“刚者”的崇高美名，从此流芳百世。
当时所谓的“刚者”是什么意思？诸葛丰又为何能够得到“刚者”的崇高美名而流芳百世呢？这是一个必须解读的有趣谜团。
班固《汉书·诸葛丰传》记载，诸葛丰，字少季，在西汉元帝时进入官场，很快被提拔为司隶校尉。这是他一生担任的官职中，最能展现他才能风范的重要职务。要想了解诸葛丰如何在任上展现才能风范，先要对当时的司隶校尉这一官职有所了解。
司隶校尉，又被简称为司隶。诸葛丰所在的西汉，在行政上实行郡县制，以郡管县，以县管乡，全国有上百个郡，上千个县，史书记载的在册人口将近六千万。西汉武帝时，为了强化君权，整肃风纪，又开始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个监察区派遣一名特派使者刺史，前去巡视该州下属的郡县，重点是监察地方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两大类违法群体：一是贪污腐败的地方行政官员，二是为非作歹的地方豪强大族。凡有不法情况，必须尽快向中央举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刺史是皇帝的特派使者，权限不小，所以被尊称为“使君”。其中，负责京城长安所在监察区的使者，官名不叫刺史，而被特别称为“司隶校尉”。这司隶校尉所监察举报的对象，不仅是所在监察区中地方各郡县的不法官员和黑社会势力，而且还包括了京城内中央机构之内的官员，权限更是不小。
诸葛丰一当上司隶校尉，立即严格认真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凡是不法的官员，无论你的来头有多大，背景有多深，一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严从快，如实举报，果断处置。一时间，京城内外贪污腐败的官场人物、欺压良善平民的黑社会头目纷纷落马，不是入监被判刑，就是被问罪掉脑袋，以至于当时的贪官之间有这样一句顺口溜：“间何阔？逢诸葛！”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请问，怎么长时间都没见到你？哎呀，活该我倒霉碰到了那个诸葛丰！”
但是说老实话，经过他这么雷厉风行地一收拾，京城黑白两道的嚣张气焰还真是大有收敛，广大民众当然是人心大快。这时的汉元帝，对他的节操和风骨还很嘉许，所以下令提高他的俸禄以示奖励。
要问诸葛丰为何会有如此凌厉的工作作风，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性格使然。《汉书·诸葛丰传》说他“名特立刚直”，意指他是出了名的为人特立独行和性格刚强正直。二是思想使然。这一点就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了。大体说来，汉元帝的父亲汉宣帝刘询，即汉武帝刘彻的曾孙，在位期间曾经大力推行严格的法治，在政治上收到很好的成效，所以班固才会在《汉书·宣帝纪》中加以高度赞扬：
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意思是说，孝宣皇帝执政时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对官员的名声和实际政绩实行综合考核，因而官员都很称职，民众也安居乐业。他的功劳光耀祖宗，他的业绩流传后代。可以说他是一位实现中兴的君主了。
但是，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刘奭，却是一个过于温柔仁慈、非常信奉儒家仁恕思想的人，所以他对于父亲采用法家思想的治国之道非常不以为然。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曾劝谏父亲说：“陛下使用刑法太严厉，应当多多任用奉行仁恕之道的儒生才好。”汉宣帝气得当场就大声斥责他：“汉家天下的政治，向来就有自己的制度和规矩。主张刑法的霸道，主张仁义的王道，必须结合起来施用才对，怎么可以偏向一端，纯粹只采用道德教化，去模仿周朝的政治呢？唉！看来今后搞乱我们汉家政治制度的，就是你了！”
汉元帝尽管受到父亲的严厉斥责，但在父亲死后自己接班当上皇帝之后，依然按照自己喜欢的路子，大搞仁慈宽容的政治。再加上他的性格又是非常优柔寡断，这样一来，就给一心搞贪污腐败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于是，不法官员纷纷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官场风气迅速恶化，政治局势也随之衰败下来。按照诸葛丰本人向汉元帝上奏中的原话来说就是：
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义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秽浊溷之气上感于天，是以灾变数见，百姓困乏。
意思是说，现今我大汉朝虽然拥有四海之大，却没有敢于为了节操道义而牺牲生命的臣僚，官场中都是不讲原则你好我好大家好、结党营私、追逐私利之徒，全然忘掉了国家的政治大局。邪恶污浊之风气玷污了青天，才会造成灾害性的怪异现象不断发生，使得老百姓完全无法生存！
诸葛丰就是在如此恶劣腐败的政治大背景中，开始就任司隶校尉的。
他到职之后，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义无反顾，认真履行自己的监察职责，向一切违法行为开刀；另一条则是私字当头，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甚至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性格刚强正直的诸葛丰，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恢复先帝当初严格的法治，坚决推行依法治国，才能使国家转危为安。于是，他勇敢地选择了前一条路。
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诸葛丰公而忘私，开始针对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进行严厉惩治的时候，汉元帝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下令削减诸葛丰执行公务的威权。诸葛丰上奏请求单独面见皇帝解释一切，然而汉元帝不仅断然拒绝了他，而且从此不再采纳他的任何建议。失去汉元帝的赏识和支持，又受到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攻击，诸葛丰很快被调离司隶校尉的任上，改去担任看守京城长安城门的城门校尉。然而，就算是这样的次要职务他也没能担任多久，很快又因莫须有的罪名丢官免职，回家后在悲愤中郁郁而终。
以上，就是西汉名臣诸葛丰的一生。
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诸葛丰传》这一卷的末尾，对诸葛丰有如下评价：
诸葛虽云狂瞽，有异志焉。孔子曰：“吾未见刚者。”
意思是说，诸葛丰虽然显得太倔强和不明智，但是他心中确实抱有异于常人的志向。孔子就说过：“我还没有见过真正刚毅不屈的人。”
孔子所谓的“刚者”，意思是真正刚毅不屈的人。他这句“吾未见刚者”，出自《论语·公冶长》一篇。孔子说了这句话之后，就有人回答说：“申枨就是这样的人。”孔子马上反驳说：“申枨的欲望太多了，哪里算得上刚毅不屈的人啊？”可见“刚者”一词，是孔子对人高度赞美的话。班固的言外之意，即诸葛丰就是孔子所赞美的这种“刚者”。亲自为诸葛丰撰写传记的班固，他的这一评语，显然是正面肯定诸葛丰的高度评价的。
一贯重视法治的曹操，也曾亲口赞美过诸葛丰。《三国志·徐奕传》记载，曹操出征汉中时，后方的邺县有魏讽等人谋反，主管监察的官员杨俊被降职。曹操因为一时难以找到能够承担监察重任的人选而感叹说：“安得如诸葛丰者，使代俊乎！”意思是说，如何才能得到像诸葛丰那样非常称职的监察官来接替杨俊啊！
不言而喻，这种极具个性色彩的故事，这种积极投身政治、崇尚依法治国的思想作风，必定会在年轻的诸葛亮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对他后来的从政生涯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么诸葛丰对诸葛亮后来的从政生涯，有哪些方面的重大影响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破解的重要谜团，所以在此处要好好来解读一番。
对比后来诸葛亮从政的实际表现，诸葛丰对他的重大影响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
一是从政对象的谨慎选择。
诸葛丰有志向、有才能、有风骨，也有显著的政绩，然而最后却落得被政坛完全排斥在外的悲惨下场。他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结局，最根本的原因，是碰到了一个并不能让他充分施展抱负的君主。因此，对于诸葛亮而言，如果要从政，一定要对从政对象进行非常谨慎的选择，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终身辅佐的对象，这是他从先祖那里得到的深刻启迪和认识。他之所以长时间在隆中“躬耕陇亩”，一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出山投身政治，就是因为他在等人，苦苦等待那个符合自己条件的人，绝对不愿意勉强将就，去辅佐像汉元帝那样的君主。实在找不到的话，那就像他在《出师表》中所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宁可苟且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也不勉强去为那些不符合自己条件的地方割据者服务。可见这两句话，就是他为自己确定的选择底线。
好在上苍眷顾他，让他找到了自己非常满意的辅佐对象刘备。关于两人相遇的情形，后面还要详说。
二是从政态度的坚定不移。
诸葛丰虽然后来的下场非常悲惨，但是当初他一进入仕途，就坚决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义无反顾，认真履行自己的监察职责，向一切违法乱纪的官员开刀；即便后来失去汉元帝的赏识和支持，他依然坚持这样的从政态度绝不改变。不从政则已，一从政就要不忘初心，按照自己的理想坚决走下去，这是诸葛丰无比坚定的从政态度。对比后来的诸葛亮，也是不出山则已，一出山就在施政理想上不忘初心，终身坚持，“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直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明显也是继承了老祖宗的从政风范。
三是对从政风气的高度重视。
诸葛丰就任司隶校尉之后，对于官场上从政风气的普遍败坏最为痛恨，认为朝廷政治中最为严重的现实问题，非此莫属。这从上面所引的他给汉元帝的上奏中，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而他后来被排挤出官场之外，在家郁郁而终，也可以说是从政风气败坏的直接受害者。对比后来的诸葛亮，他在《出师表》中直接向后主刘禅明确提出的施政原则，是应当“亲贤臣，远小人”，而绝对不能“亲小人，远贤臣”。提出这一原则的目的，正是要在官场当中提倡正气，抵制歪风。而他在执掌蜀汉国政期间，确实也做到了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末尾所赞美的“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这是他以毕生的精力，在优良从政风气上进行切切实实的建设才能取得的成就。从这一点上看，他也从诸葛丰那里吸取了政治的营养。
四是从政行为的严于律己。
诸葛丰自从进入官场，就很注意在从政行为上严于律己，不然他也不会在史书上留下“名特立刚直”的美好声誉。尽管他在与违法乱纪的权贵作坚决斗争之中，不断受到对方的打击报复，但是对方始终不能在他的从政行为中，找到任何违法乱纪的污点，否则早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直接置他于死地了。对比诸葛亮，也是在从政之后，始终坚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从无贪污腐败的罪恶行为。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详说。
五是从政思想的兼收并蓄。
诸葛丰在司隶校尉任上的作风，显然属于法家奉行依法治国的施政思想。此后的诸葛亮，是以推行法治为突出特色，在指导思想上，重视吸取法家理论的精髓，明显是与诸葛丰一脉相承的。
必须指出的是，诸葛丰与诸葛亮两位，在施政思想上又都是兼收并蓄的，并非只认同法家而排斥其他学派的思想政治学说。只不过在他们施政的时候，根据当时现实政治形势的需要，都正好侧重于法家而已。
诸葛丰早年在从政思想方面的知识储备上，对各种学派都是兼收并蓄的，所以他也同样重视奉行仁恕之道的儒家经典，而且在这方面还很有造诣。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就是他家乡所在的琅邪郡乃先秦时期齐鲁的故地，距离孔子的老家曲阜，直线距离还不到三百里。近水楼台先得月，受到孔子儒学风气如此近距离的熏陶，早年的他才会在儒学上极有造诣。《汉书·诸葛丰传》说他最早是“以明经为郡文学”，即因为通晓儒家经典而被任命为本郡政府中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员。此处的“文学”，不是指现今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而是文化教育的意思。汉代在地方上的郡府中，设置有文学掾，专门主管文化教育，简称为“文学”，相当于现今地级市政府中文化局、教育局的局长。
再来对比后来的诸葛亮。诸葛亮的从政思想同样也是兼收并蓄的。他对刘氏王朝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明显是儒家的风范。但是他又采用严格的法治来治理蜀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不乱下大赦的政令，这又明显是法家的作为。另外，修身方面，他在《诫子书》中教育下一代：“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崇尚淡泊、宁静的思想，又有道家学派的思想渊源。
一言以蔽之，在从政思想上，兼收并蓄才是诸葛丰与诸葛亮最值得注意的家族文化特色，仅仅着眼在儒家或法家单一方面的传承是不够全面深入的。
六是从政举措的审时度势。
前面说了，汉元帝从当太子时起，就偏重于仁恕之道的儒家，主张尽量重用奉行仁义王道的儒生。而诸葛丰在司隶校尉任上的作风，显然属于奉行法治的法家。这就有疑问了：汉元帝继位之后，最初怎么会选中诸葛丰来担任司隶校尉这个极为重要的监察职务呢？
其中的玄机，在于诸葛丰从政之后的举措又根据现实政治形势的需要，及时采取了应变性的变化，改而重点采用法治了。
前面已经说到，诸葛丰最初是以儒学方面的突出造诣而进入仕途的。而他入仕之后，其儒学造诣又引起一位同乡高官的注意。这位高官姓贡，名禹，因为年高德劭，又精通儒家经典，所以深受汉元帝的敬重，被安排在朝中担任御史大夫的高级官职。这贡禹也是琅邪郡人氏，所以特别注意扶持提携故乡的青年才俊。诸葛丰既是他同郡的老乡，又同样具有儒学的深厚造诣，加之年过八十的贡禹又特别思念故乡，向皇帝辞职又得不到允许，于是就把诸葛丰从老家调来，任命为自己御史大夫府署中的随身下属，以便天天能够听一听熟悉的乡音，使自己寂寞的心灵得到一点慰藉。不久，爱才的贡禹，又向汉元帝推荐诸葛丰，让他有更大的发展。汉元帝以为，崇尚儒家的老纯儒贡禹推荐的人肯定也是不折不扣的纯粹儒生，再说诸葛丰也确实是因为擅长儒经而进入官场的，于是痛痛快快给了老臣贡禹一个大面子，破格提拔诸葛丰为司隶校尉。
然而汉元帝却不知道，这位青年才俊诸葛丰，却并非一个只知道一味奉行过于宽容的仁义王道的迂腐儒生，而是一个头脑清醒，手段灵活，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客观现实及时在从政举措上进行应变性变化的实干型人才。这一点倒很像汉元帝的父亲汉宣帝：既有儒家的仁义，也有法家的法治，两手都要有，两手都要用。至于具体要用到哪一手，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当时的政治现状来对症下药，临机应变。
其实，诸葛丰并不绝对排斥儒家奉行的仁义王道，只是在进入官场之后，深感汉元帝的政策实在过于宽松，宽松得已经走向反面，导致强势的官僚群体肆意妄为，政风大为败坏的严重后果。特别是他从地方基层的郡府进入京城中央的官场之后，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痛切。面对这种非常严峻的现实，他深感亟须采取法家的法治来改变和纠偏。所以他一上台，就针对现实的急迫需要，重点使出法治的一手，针对弊端痛下猛药，很快就收到明显的成效。
后来的诸葛亮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后面同样也会详说。
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探究了诸葛丰在从政上对诸葛亮的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从这种强劲的文化遗传基因上去观察和审视诸葛亮的人生，才能对他有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这正是：
追寻姓氏根何在？先祖为人影响深。
要知道诸葛亮正当小小少年之时，为何就会碰上一场人间的浩大劫难，使得他被迫离开齐鲁大地的故乡，从此漂泊天涯，请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