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在哲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的发展之外，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也有较大发展，例如，欠发达理论、世界体系论、垄断资本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等。另外，20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社会主义在苏东国家取得了胜利，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甚至出现了剧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从福利国家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同时，关于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效应，以及生态危机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这样，除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之外，人们还对资本主义新发展、新科技革命、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重新解释。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欠发达理论（依附论）最早由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于20世纪50至60年代提出，弗兰克和阿明是古典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弗兰克看来，欠发达问题也是资本主义问题，它涉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从经济层面看，它涉及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及其演变史；从政治层面看，它涉及国家间关系体系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变革；从文化层面看，它涉及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批判。不过，弗兰克对欠发达问题的研究，着重围绕着上述主旨，揭示了欠发达问题的现实状况、实质、成因以及化解的方式。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宗主国-附属国”结构体系是世界性欠发达问题的总根源。在这个体系中，宗主国一直压制着附属国的发展，导致后者长期陷于欠发达状态。当然，这种“欠发达”状况并非现代史上偶然发生的，而是西方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它经历了重商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它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存在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心区发达国家借助帝国主义手段维护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和金融霸权，盘剥边缘区国家和人民的剩余价值。由此来讲，化解世界性欠发达问题，必须变革现行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废除美元霸权，重归金银本位制；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欧洲中心论，创建以“世界主义”为基础的新全球主义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弗兰克对欠发达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阿明长期关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抓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及其世界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探索世界性欠发达问题的成因及化解思路；二是结合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探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阿明指出，长期困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欠发达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世界性欠发达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内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必然导致欠发达问题，是由“中心-边缘”结构体系所决定的，中心区国家借助不平等结构体系之便利，大搞帝国主义霸权，制定不平等的世界市场规则，长期推行不平等交换，追求极其不道德的“世界规模的积累”，导致边缘区国家和人民的剩余价值被迫流入中心区国家，“造福”中心区国家，害苦了边缘区国家和人民，使后者长期陷于欠发达困境。边缘区国家和人民要想摆脱欠发达困境，就必须实行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脱钩”战略，废除西方资本主义五大霸权，努力发展自主的民族经济，推动民主、平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变革。阿明的欠发达理论，深化了世界性欠发达问题的研究，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阿明的欠发达理论在非洲、拉美，甚至在亚洲、欧美都有一定影响。

在《现代世界体系》等著述中，沃勒斯坦用马克思主义修正和补充世界体系分析，同时用世界体系分析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应该说，世界体系分析是沃勒斯坦理论与方法的外在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则构成其理论与方法的内在精神。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为单位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特征，从而使得世界体系概念显示出方法论意义：（1）“世界体系”概念取代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国家”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形态”概念，并被确立为研究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唯一合理的分析单位；（2）世界体系分析将分析方法的历史性和体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超越了结构和历史的矛盾，并走向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视阈，成为一种研究社会现实的单一的认识论方法。

沃勒斯坦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复杂多样、内容博大精深；但从总体上看，它是由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的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构成的理论整体。（1）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不是单纯的世界观，而是现代政治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沃勒斯坦从肯定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却从否定意义上理解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2）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注意三点：一是马克思学说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不曾动摇过；二是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是复杂的，因而不能用某些国家共产党奉行的“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和否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三是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上却出现过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3）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之“具体的总体”研究方法已经显示出对知识的整合力与创新活力。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西方人视为“乌托邦”，但今天，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却成为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生活模式。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某种纯粹的社会理想，而是现实社会反体系运动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世界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应当从意识形态、反体系运动和世界体系上进行。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变化的分析，代表了20世纪70至80年代以后学术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取向。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不断推动着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变化的实际，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以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为标志，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垄断资本学派。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重要理论包括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马格多夫的“美国对外政策经济学”、布雷弗曼对美国垄断资本下的劳动过程性质的探讨、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论、约翰·福斯特的垄断金融资本理论等。此外，还有迈克尔·耶茨等人的探讨。

基于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通过对战后垄断资本的性质、特征、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了资本主义发展繁荣的原因及存在危机的挑战。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研究了很多问题，例如，垄断资本为什么产生？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有哪些特征与规律？垄断资本主义存在危机吗？有哪些力量使增长的剩余得以吸收？马格多夫的“美国对外政策经济学”考察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源与实质，讨论了帝国主义发展新特征、帝国主义体系的历史根源，以及美国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美国如何进行对外扩张及采取何种对外政策。布雷弗曼通过分析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关系，以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过程的发展趋势，弥补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理论的某些空白。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论，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机制的新探索，阐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趋势和危机的特征及其根源。因此，他所谓的“财政”危机，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财政预算和收支上的种种困境，而是指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特殊表现形式。约翰·福斯特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趋势、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形成与影响、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垄断资本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垄断金融资本理论，继承与拓展了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从总体上看，无论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马格多夫的“美国对外政策经济学”、布雷弗曼对美国垄断资本下的劳动过程性质的探讨，还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论、约翰·福斯特的垄断金融资本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20世纪70年代，法国一些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法国年鉴学派为借鉴，以阿格里塔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法文版，1976；英文版，1979）为标志，构建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演变的分析框架，形成了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的法国调节学派。虽然调节学派有着不同的分支、不同的代表人物，例如阿格里塔、利比兹等，但大都强调以下重要结论：首先，经济主体是在一系列制度、游戏规则和惯例的基础上相互影响的；因此，试图在认为部分时空无论如何都普遍有效的原理的基础上解释当前的发展是一种幻想，即应当考察仍然存在于当前经济中的制度的本质。调节理论（或方法）的一般目标在于探讨制度形式和资本主义动态规律之间的联系；调节方法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复兴中的一个重要范式，也是新政治经济学一般发展中的重要范式。它致力于研究经济制度、超经济制度与经济实践之间结合的变化，这种结合的变化能够确保积累的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只是暂时性地表现在特定的经济空间中），尽管资本本身的动态发展产生着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调节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独特、具体的概念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中各种各样的危机趋势以及可能存在的解决危机的方法的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它把经济计量学、行为假设和历史分析技术等结合在一起。

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将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作为重大主题进行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一样，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早期成员，例如魏特夫、基希海默、波洛克、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等人也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0世纪60至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与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遥相呼应，将对苏联模式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对当时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解释体系的批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相比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阿尔都塞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偏差”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70年代为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福利社会阶段，二是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两个阶段都以美国最为典型，其他国家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大致上复制了美国的历史进程。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资本主义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原子技术、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推动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渗透性力量。新科技革命导致的社会效应到底有哪些？还有哪些社会效应由于研究者们本身的理论立场、政治立场、理论方法等原因导致的局限没有被发现和概括出来？如何解释第三次科技革命本身的兴起？无疑，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新科技革命社会效应的阐释，从新科技发展和运用的角度看，可以发现有两个重要的、有着内在关联的主题：（1）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2）科技是否自主。对第一个主题，法兰克福学派一致认为科学技术具有社会控制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第二个主题却有论争：有人认为科技具有自主性，有人认为科技没有自主性，是中立的。

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不协调，担心人类文明难以为继。在探寻20世纪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即生态危机根源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体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能够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深入地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资本与生态的关系”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挖掘或“独创”出来的理论问题。这两个问题构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分别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和核心问题。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成果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研究的，“资本与生态的关系”主要是从具体社会理论层面上展开的，对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比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更具理论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进一步边缘化，在原苏东国家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与学术领域原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过短暂沉寂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出现了“马克思热”。“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不同阐释路径的研究对象有不同侧重，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及其当代价值、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通过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确立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框架，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三次拓展和深化，并进一步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在国际视野中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NG5dQUIFvi9tNEdvSilT9dppvyRXgu7DhCFsade/VfGZ+B7RveE42yUpe8fOf1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