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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有一个以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最早见于《启蒙辩证法》，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论解放》《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马尔库塞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来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尔库塞的这两部著作。另外，施密特在《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概念》中所阐述的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渊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生态政治学，试图建立生态学与政治学的内在关联；它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视为生态学与政治学内在关联的真正中介。它强调，这种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它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政治的，从而它不会忽视人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政治的生态学，所以它能够在对自然剥夺这一背景下把握这些关系。换言之，作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为出发点，而且也以对剥夺自然的批判为出发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都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但又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发展”或“超越”。
高兹利用生态政治学观点分析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并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资本主义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生态问题紧密相连的社会危机。高兹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利润动机，资本主义利润动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范畴。这样，他就从对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这是从较抽象的哲学层面来探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所谓经济理性原则，就是计算与核算原则、效率至上原则、越多越好原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强调，现代化不能在经济理性支配下继续下去了，而应该超越经济理性，确立一种新的生态理性。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确立这种生态理性，才能消除生态危机。因而，他提出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设想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生活模式。高兹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视为其他危机的最终根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本质上都是生态危机，这个说法并不可取；但将生态危机与其他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思考，则给人们许多启示。
莱斯师承马尔库塞，他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莱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正是从他开始，一些生态主义者公开地、明确地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控制自然观念，而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观念。在进一步论述控制自然观念的负面效应时，莱斯提出这一观念的最大危害不仅在于人对自然的控制，更在于人对人的控制。就是说，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莱斯强调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竭力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现象，预言社会革命的导火索将出现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他注重对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明确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要求。就是说，他提出了建立稳态经济的解决方案：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莱斯提出人的最终满足在于生产活动而非消费活动。他说，现行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妨碍人的才能的发展，而人的真正满足和幸福又取决于这种才能的发展，那我们就应该设法促进人的才能的发展。其主要途径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人从事各种活动。莱斯还强调，社会将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让人们在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的过程中获取幸福和满足，并不意味着强迫所有人都采用单一的生活方式，而是让人们有比现在更富于吸引力的其他选择。因而，莱斯提出的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设想，表现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
奥康纳主要从“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三个方面具体揭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来说已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现在需要做的是将其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撇开它另外建立一门什么生态科学。凡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而另外再构建什么生态科学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正确地回答有关自然危机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在他看来，马克思论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所使用的方法既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的观点”，也相异于后现代主义的“混乱观点”，而且要比今天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更具全面性和实践性”。他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研究生态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资本在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既把自然界当作“水龙头”，又把自然界当作“污水池”；（2）工人在遭到经济剥削的同时，又蒙受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3）资本积累既会面临内在的经济障碍，又会受阻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奥康纳指出，人们只知道在马克思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分析，而不知道实际上还有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分析，尽管后者与前者相比显得不是那么充分和系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使人们看到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题，更存在着生产不足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正从需求的角度冲击着资本，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则从成本的角度向资本发出挑战。他强调，马克思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于使我们能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体现在帮助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在阐述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的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态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奥康纳认为，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社会化形式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走向社会化，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实际上，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即生产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福斯特相信只有唯物主义才能够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资源，并再三强调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这种生态观直接导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他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构成了马克思生态理论的一个出发点。诚然，马克思生态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形成。这就是：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城乡对立的解决乃是超越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要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马克思生态理论集中在《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中。在福斯特看来，《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完整地论述了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以及解决途径。当然，福斯特并不满足于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一般性地说明生态与资本的对立，而是依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具体地阐述生态与资本的对立是如何展开的，就是说，对资本主义如何按其内在逻辑破坏生态环境这一点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揭示，以及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佩珀指出，尽管不能认为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流派，但马克思主义中确实包含了足够丰富的生态学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坚信“由于劳动者和自然都受阶级统治的剥削，从而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自然都能随着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获取自由”，所以，他们必然有一个“明确的生态立场”。佩珀认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生态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生态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它与资本主义的第一大矛盾即经济矛盾一样都可以用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来解释。按照马克思基于抽象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需要不断扩大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过度生产，而过度生产一方面破坏了自身的市场，另一方面则直接损害了生态环境。在研究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环境问题论述的基础上，佩珀指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追求不断增长的动力机制，资本主义要为满足日益扩展的市场提供足够多的商品，这样，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中才能生存。但随着消费的增长，对资源的使用也必然日益增长。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环境面对的是资本积累这一铁的规律，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使利润日益增长、资本不断扩大是必要的，但对于自然和环境来说，将必然是灾难。佩珀说，今天许多人都在做“绿色资本主义梦”，但这不过是一种“梦呓”而已，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成为“绿色的”。
柏格特力图重构马克思的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和资本的讨论从理论上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将自然还原为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了工人阶级斗争和大众生态斗争之间具有根本亲缘关系。因而，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社会生态学的阶级分析模式。柏格特把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为其研究重点，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然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时，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剥离而非同一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欢呼人类控制自然的胜利——如一些生态思想者所认为的那样。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包含生态危机理论，并考察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类生态危机：（1）资本积累危机，这类危机源于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原料生产之间的不平衡；（2）人类社会发展的更一般性的危机，这类危机源于物质和生命力量的循环出现了紊乱，而这种紊乱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对立造成的。柏格特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组成部分，而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决定的，即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危机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发展到顶峰时的表现和状态。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是将自然资源理解为无限的，并且是主张人控制自然的反生态的伦理观。但在柏格特看来，马克思勾画了一个本质上丰富的人-自然关系和人-人关系的图景，这个图景是亲生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