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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欧陆国家一样，在英美国家，既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地说，在英美国家，主要有文化唯物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
文化唯物主义是20世纪中期在英美国家出现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旨在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进行唯物主义阐释；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阈对文化内涵的新概括，是关于现实文化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笼统地说，英美文化唯物主义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即形成期和发展期。尽管这两个时期的理论内容有所差异，但理论主题与理论宗旨是基本一致的，标示着文化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脉络。
文化唯物主义形成期可以分为三个具体阶段，即文化唯物主义的创立和深化，包括文化唯物主义的奠基、文化唯物主义的系统化与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涵深化。（1）文化唯物主义的奠基性工作主要是由霍加特完成的，他从人的日常生活态度、话语形式、生存环境等方面理解文化的变革，促使文化的认识方式和表达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使文化逻辑与生活逻辑相统一，形成了普通文化实践者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文化生成机制，其目的在于最终达到文化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文化化，推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在统一，从而培育工人阶级的文化自觉，强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立场，提升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力。（2）在文化唯物主义的系统化阶段，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两书堪称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在这里，他改变了传统文学理论范式，开辟了从多语境条件和社会大视角来诠释文化的新视界。威廉斯从社会批判视角，将“文化”所指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直至社会的每个层面。威廉斯在与马克思的持续“对话”中，通过建构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的形式、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是民主社会的表现等三个理论主题，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唯物主义文化观念，将文化唯物主义发展为一个系统化的体系。（3）在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涵深化阶段，汤普森丰富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涵。他聚焦于经验主义、历史主义、政治理念、主体意识等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为现实政治斗争寻找根据和动力，进而以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为现实政治斗争导航，最终在未来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样，英国率先从理论上“落实”了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从而丰富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将文化唯物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
文化唯物主义发展期，主要表现为英美新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丰富与完善了文化唯物主义，促进了文化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大致包括四个层面的理论内容，即文化唯物主义的政治学转向、文化唯物主义文本生产思想的拓展、文化唯物主义生产方式思想的重构与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实践观的整体阐释。（1）在早期文化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文化研究走向文化政治学的工作是由霍尔完成的，他所理解的“文化”秉持了早期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并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学特征。霍尔逐步介入认同政治学、非政治的社会认同、文化政治学、话语政治学、语言的政治意义等方面，从而使文化研究走向意识形态的批判场域；他用“文化政治学转向”来描述英国社会日益发展的文化中心主义，认为文化不仅仅是对社会秩序的简单反映，而且实际深入地参与了对社会秩序的构建。因此，文化是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力量和理解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霍尔进一步发掘大众文化中的抵抗潜能和彰显社会主义的文化动力，建构了文化政治学理论。（2）文化唯物主义文本生产思想的拓展得力于伊格尔顿的学术贡献。通过文本批判的焦点是审美意识形态、文本批判的本质是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压抑、文本批判的目的是建构社会主义新主体这三个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伊格尔顿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审美与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主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文本批判，既要改造审美的主体即建构社会主义新主体，又要改造文本审美的内涵，即通过修辞学文本批评，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审美意识形态，以促进人类主体与社会客体的和谐，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3）詹姆逊提出了历史分期理论并阐述了后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观点，推进了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詹姆逊提出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后现代主义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知测绘是认识自己的最佳途径的理论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视角阐释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主导生产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以生产方式分析理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梳理和重构，由此重构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思想。（4）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实践观的整体阐释的主要代表是哈维，哈维从当代社会的三个理论主题即现代主义文化的本质是人类思想的一种进步、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逻辑是对现代主义文化的相对主义的颠覆、时空文化重铸是人类走向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等理论层面展开论述，在继承和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把它作为解释现代性社会诸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解释领域，实现了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实践观的整体性阐释。
文化唯物主义作为英美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进行理论批判的新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并以此形成其独特的理论特质：（1）以文化问题为核心，关注文化问题的本质，揭示文化批评的政治效果；（2）坚持、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3）以人的解放为理论宗旨。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借助于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理念，我们获得了一种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方法论，借此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本质，推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由一批英美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发起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研究的学术思潮，它的出现与分析哲学在英美国家的流行密切相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代表人物在理论取向、研究主题和思想观点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都具有运用分析哲学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经典文本，进而研究当下社会政治问题的共同性。由于注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严密性、科学性和实证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相似性和相通性。具体地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下基本特征：致力于抽象概念分析，注重对基础的探究，以非教条的方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就具体的分析方法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采用的方法大致分为三类：（1）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出现于德语国家，而后流行于英语国家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之中；（2）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之后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又以严格的数学形式改进了这种方法；（3）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方法，这种方法同样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属于决策论、博弈论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
分析的方法成为柯亨所有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一直贯穿于他前期对历史哲学的研究以及后期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柯亨的历史哲学以《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为蓝本，在那里，他从区分社会的质料属性和社会属性入手，运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技术清晰地界定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等基本概念，首次提出并严谨地论证了“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明确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主要是功能解释，从而为马克思历史哲学提供了一个清晰而严格的分析样式。柯亨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解释方式是功能解释。在政治哲学方面，柯亨向三位西方政治哲学家德沃金、诺齐克、罗尔斯宣战，面对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柯亨强有力地为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辩护。柯亨认为，为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实际上就是坚持一种道义辩护，而今天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这样一种辩护。
罗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入一种借助数学模型进行研究的全新研究方法，打破了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在他看来，一个理论往往由于新的历史经验的出现而呈现出某种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又对这个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构成限制，这必然导致这个理论本身出现灰色地带，其中的相关概念本身也会变得模糊难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建构关于这个理论的模型来加强解释力。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尤其是数学方法或曰数学模型在这个时候将会起到关键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然而，当代资本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效率优势已经使得人们很难再以原来的标准对它进行有效批判。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批判目标，就聚焦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其生产方式的不公正的论证上了。罗默指出，公正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正义观念，后者构成人们支持或是反对一种经济制度的根基；而不公正主要体现在剥削之中。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但在解释利润趋向下降或是价格理论时，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是有问题的。因而，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的经典定义置于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情景（博弈论）之中加以理解。罗默试图通过建立博弈论的数学模型，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剥削现象扩大到一般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建立起一种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普遍适用的一般剥削理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罗默的研究重心逐步从剥削主题转向了公共所有制，进而转向了政治哲学，倡导证券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并致力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强调表述的精确性和论证的严谨性时，主要运用了三种方法，即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方法。如果说，前两种方法主要与柯亨、罗默有关，那么，后一种方法首先是与埃尔斯特联系在一起的。后一种方法本身的原则，常常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强调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在埃尔斯特那里，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又常常以理性选择理论或博弈论的形式出现，反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仅仅使用功能性解释模式和方法论集体主义。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关联，是从哲学人类学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基础；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构成其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之一。在马克思那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历史目的论，这种态度无疑受到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的影响。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探讨，是围绕着方法论、劳动价值论、积累和技术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等主题展开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利润趋向下降规律基础之上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两种理论并不绝对有效，但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框架之上，却可以发展出某些比他本人的主张更为强有力的观点。比如剥削理论和正义论。如果说，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考察主要限于资本主义，那么，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考察，则扩展到从资本主义到人类历史现象、从经济领域到人类社会现象的全部范围。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为分析框架的理论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等不同名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马克思的阶级、生产、价值等概念作为分析范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阐发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致力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将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
美国学者哈特曼不满意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通常是在女性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而非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中讨论妇女问题；它只聚焦于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与阶级关系的理解，将阶级压迫放在第一位，将性别压迫放在第二位。因此，哈特曼要求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与女性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社会历史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并着重探讨妇女遭受压迫的根源所在，即性别分工。在她看来，性别分工维护男性对妇女的优势，这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因而，必须消灭性别分工、结束男性的支配地位。哈特曼还提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对妇女地位有重大影响。在分析妇女遭受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时，哈特曼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关系理论结合起来的二元制理论框架，不过，这种二元制理论框架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
英国学者巴雷特在结合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考察了妇女遭受压迫的经济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妇女解放与资本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在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中，父权制和再生产概念主要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妇女遭受压迫的特点，意识形态概念提出了妇女遭受压迫是否归根于意识领域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巴雷特概括了这三个概念，认为这三个概念对于进一步发展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作用。她提出，性别意识形态与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因而，将劳动与工资关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这一观点是性别盲的和脱离性别的。事实上，必须从历史角度分析性别与阶级问题。巴雷特通过梳理教育与性别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探讨了教育体制对性别分工与阶级分工的作用，这种探讨集中于妇女与阶级结构之间的双重关系，这种双重性在于妇女作为工薪劳动者受资本直接剥削，妇女依赖于挣钱养家的男性而受到间接剥削。
美国学者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她提出必须超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通过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为妇女解放斗争提供最好的理论指导。沃格尔认为，被剥削阶级妇女地位的形成不仅由妇女生育孩子的过程和劳动力的更替关系决定，而且也由妇女参与到剩余劳动中的程度和特征决定，这使得工人阶级妇女遭受着特殊压迫，既受资本主义压迫，又受工人阶级男性压迫。因而，妇女解放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变革来实现——这种变革首先必须在政治领域进行，即政治上进行民主变革；必须消除将民主局限于少部分人的状况，这种变革必须从减少妇女身上过重的家务劳动负担入手，可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来减少妇女的家务劳动。总之，为使妇女获得真正的社会平等，必须扩大民主、将妇女吸收进入公共生产，逐步变革家务劳动，从而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家庭和两性之间关系的更高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沃格尔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对妇女遭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进行了探讨。
美国学者贾格尔认为，今天不同的女性主义关于女性问题的理解与女性解放的策略，是基于对人性及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就是说，女性问题研究必须以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为基础。实际上，压迫、解放的概念与自由、平等、正义等概念相联系。她指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有否认或缩小男女差异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倾向于只承认阶级差异，激进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倾向于只承认年龄与性别差异，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与它们不同，它不但承认差异，而且将它们视为当代人性的组成部分，从而寻求一种理解这些差异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寻求一种关于男女之间差异之更加合理的理论解释。换言之，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从本质上看，女性与男性是截然不同的，女性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因而，女性解放就是要改变这些关系（废除男性的支配不是变革哪一方面，而是变革所有方面，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全面变革）。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必须根据性别劳动分工探寻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与特定的经济制度以及与关于怀孕与养育、性行为与情感生活的特定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贾格尔利用异化概念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遭受压迫的状况，认为异化为理解当代女性遭受压迫的多种特征提供了统一的概念框架，而且还有可能为如何消灭这种压迫提供理论指导。
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股重要思潮，旨在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这股思潮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以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兰格模式”为产生标志。苏东剧变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市场社会主义却异军突起，西方左翼学者在反思苏东剧变、重构社会主义未来的过程中，重新掀起了对“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探讨，从而重新掀起了一股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热潮，并进一步将这一流派的理论往纵深推进，使市场社会主义更具有现实性和前沿性的特征，其研究的空间与张力随着现实世界经济生活的快速变化得到了持续的拓展与延伸。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包含众多理论模式，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以约翰·罗默为代表的“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戴维·米勒为代表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詹姆斯·扬克为代表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戴维·施韦卡特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在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