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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期，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演变为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1951年，各国社会民主党聚集在一起，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在社会党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开始成为西方社会党信奉的主要理论。诚然，这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主要是立足于批判性研究。他们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可以聚汇于一点，即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或资本主义问题的克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在他们那里，随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被否定，社会主义最终演变为只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一系列价值清单，演变为一种“能够产生一整套社会主义价值”的道德理论，或者说一系列参照“民主的、社会的价值”的纯粹“思想启示、生活方式和行动方法”。
20世纪下半期，西方社会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例如：（1）布鲁姆是奠定法国社会党思想和政治传统的理论家与活动家，虽然他的生涯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但几乎是由他塑造了法国社会党修正主义的精神气质，使法国社会党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不仅如此，布鲁姆思想还反映了法国乃至西欧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蜕变的过渡。（2）克罗斯兰是战后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之一。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凯恩斯经济学＋福利国家＋平等＋混合经济”公式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重要影响，因而他的社会主义基本目标是以社会大众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权运动”，是人道主义价值的社会化实践。（3）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吉登斯以研究现代性理论著称，但他也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存在着诸如“还原论”“进化论”“功能论”等缺陷，这些问题都是有待反思和重建的。作为对解放政治的反思性改造，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或乌托邦现实主义，是一种与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相契合的“中左”（Center-left）政治学。（4）迈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是苏东剧变后第三条道路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应当以“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提法替代“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民主是社会化组织的唯一合法性原则，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社会组织和团结上的基本表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其实就是自由主义所依据的基本政治原则，即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探索。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西方共产党理论家仍然固守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那么20世纪下半期，他们则逐渐偏离了这一体系，加入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或者说用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行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探索。苏共二十大之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理论家的立场、观点、主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加上50—60年代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显示出新的特征。例如：（1）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由于反对教条主义的需要，他们大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批判现当代西方思潮，而且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2）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以便从理论上批判性反思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非民主的、专制的现象等。（3）与20世纪上半期注重辩证唯物主义不同，到了20世纪下半期，他们普遍关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例如：国家、民主、战争、专政等问题成为理论的主题或思考的重要背景，探索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是成为理论的焦点。当然，这些理论家都能够较为辩证地看待苏联道路的历史功过，而不是一味地否定。（4）与20世纪上半期为了国际共运需要，主要是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因此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不同，20世纪下半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学术化，对西方各种思潮拥有了更加开放的心态，往往能够在分析比较中吸取当代思想。不论对西方思潮的吸收，还是对新兴自然科学成果的关注都更加积极，也更加深入和具体。
以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为主形成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政治路线，标志着西方国家共产党已经远离传统马克思主义基础，将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法国哲学家伽罗蒂是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了反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批判的哲学，但他同时批判那种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哲学，那就必须放弃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排斥自然辩证法，而且必须将它包含在内。伽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它并不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和技术发展，就忽视和抹杀人的主观性、个人的内在性、个人自由。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塞夫围绕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同阿尔塞展开论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它所追求的真理也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它与自然科学是相分离甚至是相对立的。塞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概念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和它的科学性，同时也涉及青年马克思哲学人道主义著作和成熟时期科学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塞夫甚至认为，人类的个体性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核心问题，是建设无阶级社会的核心问题。塞夫强调，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弃了人道主义的主题，而是在批判抽象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人道主义。
西班牙共产党领袖、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卡里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并立足于社会历史条件变化探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不同于革命和专政的民主化方式。他认为，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只有一半的道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是以民主方式确立、实现劳动者的领导权。“欧洲共产主义”道路是一条特殊的道路，但只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多条道路中的一条，它不同于暴力革命道路，也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第四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理论方面，但并没有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果说，第一国际与马克思的名字、第二国际与恩格斯的名字、第三国际与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第四国际理所当然地与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四国际的整个理论体系是由托洛茨基奠定的，他主持起草的“过渡纲领”，即《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是各国托派组织的基本纲领。托洛茨基主义形成于20世纪上半期，但真正产生重大影响是在20世纪下半期，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尖锐对立。从研究侧重点看，斯大林主要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托洛茨基则主要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面。显然，研究第四国际的理论，对于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托洛茨基是第四国际的创立者和主要领袖，以“托洛茨基主义”来概括第四国际的理论是妥当的。如果说，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主要表现为他对整个世界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经济联系的理解，那么，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则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发展观点的理解。托洛茨基专门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理论，并将它同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立起来；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并分析了“布尔什维克纲领和苏联现实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苏联的双重性质和过渡性质：如果工人阶级战胜官僚，那么苏联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从而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上层建筑条件；如果官僚战胜工人阶级，那么苏联将有可能堕落成彻底的官僚国家，而无产阶级将成为被压迫者。托洛茨基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引出“不断革命论”，他的后继者将“不断革命论”发展为“世界革命论”。
在托洛茨基的所有后继者中，曼德尔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作为第四国际理论家，他总是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革命意义。曼德尔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应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它要表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和怎么样通过它自己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创造了经济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曼德尔断言，马克思力求用客观的和严格科学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这与他的革命意图不是矛盾的，而是他的这一意图所要求的。曼德尔说，哈耶克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奴役之路，是由于他误将官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混淆；这等于直接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官僚制度，显然是一种闭眼不看现实的做法。由此可见，在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两个方面，第四国际都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当然，也有许多不同。
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阐释。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学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西方马克思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观点也存在差异，但他们注重对马克思生平、著作的文本学研究，主张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从而作出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范式，这是西方马克思学共有的一个理论特征。
法国学者吕贝尔最早提出“马克思学”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路向，这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版本进行所谓的“独立研究”，主张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从而得出了“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等结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主张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喜欢以及对法共和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强烈不满，使吕贝尔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之路。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并强调《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贯穿着人道主义逻辑。他认为，马克思学说中的伦理因素体现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必然性的统一。
在西方马克思学中，德国学者费彻尔与吕贝尔是齐名的。通过考察马克思特别是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一致性，致力于以马克思早期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全部马克思学说，坚持将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共产党领导地位，主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费彻尔马克思学的基本思想。费彻尔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以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主要目的在于阐明这样一种理论见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就是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哲学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因而，费彻尔对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费彻尔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立场，与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前者为后者奠定了思想基础。费彻尔提出只有实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克服苏联社会主义及其无产阶级专政高度集权的统治，并进一步勾勒出一幅民主社会主义的远景。与吕贝尔一样，费彻尔的研究实际上并不“中立”。从基本理论倾向来看，他的有些观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近，有些观点则明显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麦克莱伦以介绍和研究马克思生平、思想及其思想发展的极富编年体特色的系列著述，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独特地位。这一独特地位也构成了他对国际（特别是英语世界）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主要贡献：（1）翻译、编辑的英文版马克思著作，成为以后众多英语世界马克思思想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2）关于马克思的系列传记性著述和带有编年体性质的研究性论著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提出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来源）的积极探索及其引发的争议丰富了英语世界马克思学研究的内容；（3）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源起和流变的专题性探索，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中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海尔布隆纳对马克思学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赞成与反对”这一独特的表述中。他认为，即使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很多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情况下，我们也依然无法回避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创立了一种透过表象研究本质的社会分析方法——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正是将这种社会分析方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才最终提出了社会主义构想。这种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方法，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贡献。这是为海尔布隆纳所“赞成”的。与此同时，海尔布隆纳指出，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评价其结果的方法。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只能重新求助于实证社会学加以检验。马克思辩证法最大的缺陷在于目的论设想。然而，海尔布隆纳抓住的仅仅是马克思辩证法概念，而马克思对资本展开的辩证历史批判则处于他的视野之外。海尔布隆纳之所以提出“赞成与反对”的观点，就是为了在赞成与反对的二元选择中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条选择路径，以达到“客观”分析、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如果说，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还有马克思主义痕迹的话，那么，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中则走向了为资本主义辩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