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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海尔布隆纳及其“马克思学”之路。海尔布隆纳（Robert L．Heilbroner，1919—2005），美国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新制度学派和马克思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诺曼·托马斯经济学教授。1919年，海尔布隆纳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有的德裔犹太家庭，其父亲路易斯·海尔布隆纳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装品牌“韦伯和海尔布隆纳”创始人之一。海尔布隆纳的中学时代是在美国顶尖的霍勒斯曼私立学校度过的；他1936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40年以优异成绩从哈佛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军队服役，战后从事金融工作。1950年，他进入社会研究新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63年，在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1年，成为诺曼·托马斯经济学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2年，新美国马克思主义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2005年1月4日逝世。在哈佛期间，海尔布隆纳曾修读过哲学、政府管理、经济相关课程，受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社会研究新学院阿道夫·洛威以及旧制度学派的影响较大。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海尔布隆纳同时是一位文笔通俗易懂的大众知识分子和畅销书作家，其主要代表作《世俗哲学家》（1953）是一部仅次于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畅销书。海尔布隆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别介绍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思想。该书同样以穿插故事的形式介绍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危机等问题，其阐述路径基本遵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分析。海尔布隆纳曾先后出版过近20部著作，例如：《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1980）、《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1985）。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更是一种社会分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这部重要著作之中。
第二，海尔布隆纳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成与反对。海尔布隆纳认为，尽管当今时代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依然存在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他认为，即使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很多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情况下，我们也依然无法回避马克思，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创立了一种透过表象研究本质的社会分析方法。海尔布隆纳认为这种社会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正是将这种社会分析方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才最终提出了社会主义。
海尔布隆纳最为重视的部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但他同样认为在我们探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之前首先要考察方法：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海尔布隆纳对辩证法的概念作了历史梳理，从古希腊的对话到赫拉克利特的流变，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到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区分，最终到马克思对矛盾对立统一的分析。海尔布隆纳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哲学史，而是认为“认识到矛盾思想为马克思考察社会世界的社会分析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么这种哲学基础具体是什么呢？从海尔布隆纳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主要有两点：其一，认识到社会本身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其二，辩证法提供了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概念分析方法。
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矛盾集合体，那么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就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海尔布隆纳举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人口概念的分析的例子：“从实际和具体的东西着手（写作）似乎是正确的……然而，进一步考察之后就会发现这是错误的。”
对人口概念的考察离不开对阶级、影响阶级的要素等问题的考察，因此这种似乎正确的分析方法最终只能沦为空洞的概念分析，而无法触动概念本身所涉及的本质问题。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不同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科学家也能透过表象，考察以‘规律’和模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基本真理，但是他们的任务是透过随机去发现可能隐藏在自然界的规律性（非本质）。相反，辩证的观察者试图通过深入考察社会带给我们的系统性扭曲，找到真正的本质（不只是规律性），如矛盾关系”
。
海尔布隆纳认为这种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方法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最为重要的贡献，这是他所要“赞成”的。海尔布隆纳同样提出了“反对”的一面，“这种深刻的方法还有某些缺陷……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评价其结果的方法”
。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只能重新求助于实证主义社会学。
在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阐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为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论述，如“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产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确立其上，又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海尔布隆纳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其敏锐的一点在于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而是掺杂了政治、社会的因素。因此，他同样区分了经济决定论与“历史的决定因素说到最后乃是实际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的论断。
海尔布隆纳认为唯物主义依然不足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的差别，亚当·斯密关于狩猎、游牧、定居农耕、商业社会的四个阶段的论述同样是一种唯物主义，唯有阶级斗争才能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亚当·斯密区分开来。“阶级斗争植根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征中……由于生产力、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对立关系形成。”
阶级斗争源于生产方式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同样意味着承认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社会辩证法中的矛盾。
海尔布隆纳的“反对”主要有两点：其一，如何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要想与经济决定论区分开来就必须引入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如：社会组织的管理、家庭对子女（未来工人）的教育。海尔布隆纳认为，如此一来就会造成一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究竟何为基础的问题。其二，辩证法本身带来的问题。“辩证法本身没有任何结论，甚至就连马克思本人也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异化的最终结果可能也是不确定的。”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最大的缺陷在于目的论的设想。
“马克思给自己树立的一个特殊历史目标是，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动规律’”
，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就是其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结果。海尔布隆纳的阐释主要以《资本论》为依据，其阐释逻辑与《资本论》大致一致，首先以商品概念为起点，分析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进而引申出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具有的交换价值是社会所赋予的”
，然而社会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交换的呢？“劳动是交换价值或者交换价格的调节器，这样的观点通常被称为‘劳动价值论’，从概念上看，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背后的“共同因子”。商品不仅仅是一种物，还体现了社会关系即拜物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得不采取物的形式。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仅揭示了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即劳动。然而生产的自动化和机器化却使得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最终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主义竞争的白热化。
“这样，持续的危机使经济制度的结构逐步发生了变化。积聚和集中将分散的小规模资本转变为大规模资本。随着这一变化而来的是危机影响的加剧，因为大企业破产时产生的危害更大”，进而导致社会政治结构的革命。马克思的商品本身包含着阶级斗争的要素的观点，让海尔布隆纳感到非常震撼，他认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海尔布隆纳“反对”的一面则在于“有关运动规律的判断是不大可靠的，至少从宏大的历史范围内看是如此。无政府的混乱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崩溃，因为资本的恢复力和固有的活力仍然是巨大的”
。
如果说海尔布隆纳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给我们留下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形象，那么其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则值得我们深思。人们摆脱了生产性的物的依赖，“重新评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和跨越资产阶级自由的障碍，成了马克思观念中社会主义的固有目标”
。在海尔布隆纳看来，劳动与自由的问题决定着社会主义能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改善。“对马克思以及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工作体验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界定要素。”
海尔布隆纳“反对”的一面则在于“正如20世纪的历史表明的那样，政治成了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就如同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一样”
。因此，海尔布隆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考验是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非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如果说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还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话，那么他在《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中则彻底开启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工作，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被资本主义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欲望所取代。余斌教授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详细揭露了这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把戏，“其中虽然多处提到马克思及其观点，但这只不过表明作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知之甚少。这也妨碍了作者在其他方面作的分析，例如作者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管理十分无知，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管理也作了极片面的论述”
。海尔布隆纳不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从马克思倒退回了斯密，从《资本论》倒退回了《道德情操论》《国富论》。
在海尔布隆纳对资本主义权力的论述中，有三个关键词“声望（荣誉）”“财富”“权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海尔布隆纳引用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富人因自己的财富而沾沾自喜的论述，并将这种对声望的渴望归结为人类的情感。“对声望的渴求仅仅是财富欲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声誉和荣誉放大了它们所有者的威信和声望，但未必能强迫他人照自己的命令行事。”
声望仅仅是一种名声，而不是权力。海尔布隆纳认为十字架仅仅是一种声望，唯有地主家里的粮仓才意味着权力，“地主可以命令他的奴隶们进行劳动，但十字架不能”
。除了声望与权力的欲望以外，海尔布隆纳认为还有自我保护的动机，即来自其他资本家的竞争。这种自我保护的贪婪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赚钱的经济事务的参与，二是对国家政策的参与。
第三，对海尔布隆纳“马克思学”的评析。在对海尔布隆纳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进行阐释后，我们试图基于“马克思学”的理论范式对海尔布隆纳的“马克思学”作出概括性分析。
（1）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是海尔布隆纳与其他马克思学家共同的特质。“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文献考证、文本研究的学术流派，“马克思学”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分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学的这种客观性集中体现在其“赞成与反对”的表述逻辑中。海尔布隆纳之所以提出“赞成与反对”的观点，就是为了在赞成与反对的二元选择中间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条选择路径，以达到客观分析、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这种“赞成与反对”的阐述路径也使得他在著作中经常抛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例如：他在阐释社会主义是一种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社会秩序后，笔锋一转指出，“当然，也可以通过重新界定社会主义、不把它指定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海尔布隆纳自身的观点蕴含在赞成与反对的两种观点中，要想真正把握其本人的立场对读者着实是一种考验。
（2）海尔布隆纳的马克思学是一种带有经济学色彩的马克思学。相较于其他马克思学而言，海尔布隆纳的马克思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当然这与他的学术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海尔布隆纳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从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工作，在国际上更是以经济学界的大众知识分子著称，是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从社会制度和结构来研究西方经济问题的做法，而旧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对海尔布隆纳的影响早在其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期间就已经形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学的经济学色彩集中体现在其著作《世俗哲学家》中。在这本著作中，海尔布隆纳将马克思放到同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发展脉络中梳理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的研究。作为经济学界第二畅销书作者的海尔布隆纳在传播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也传播了其马克思学的思想。
（3）对待海尔布隆纳的马克思学要仔细鉴别、批判分析。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参考资料、研究视角，在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同时具有一定的潜在风险。对于海尔布隆纳的马克思学，我们同样需要仔细鉴别、保持警惕。在海尔布隆纳的著作中充满了反复无常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
。这从《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与《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海尔布隆纳在前书中还强调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在后书中就替换成了人性的贪婪。当然，最应该对海尔布隆纳保持警惕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辩护：1）资本家不是统治阶级；2）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制。海尔布隆纳认为，“当资本家阶级本身就受市场力量的摆布时，又怎么能将该阶级视为制度中的‘统治’阶级呢？”
；“将资本主义本质上视为一种‘私有’的经济制度是一个深刻的错误”
。海尔布隆纳的主要理由是，资本在无意中执行了政府的职能，资本已经渗透到国家制度和信仰之中，并日益越出国家的范围。
由此可见，海尔布隆纳马克思学的深层理论基点无疑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财富的贪婪、经济自由主义、文化。尽管最后他自己也承认这种社会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承认资本主义也不是一个决定论模型；但他关于资本家不是统治阶级以及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制的论断还是暴露了他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立场。他抓住的仅仅是马克思辩证法这一概念，马克思对资本展开的辩证历史批判及其蕴含的原则始终在他的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这部著作的名称结构或许是对他的这种带有经济学色彩的马克思学及其特质作了最好的注解——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没有历史，没有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