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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1940—），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40年，生于英国的海尔福，先后毕业于牛津泰勒斯商业学校和圣约翰学院，长期在英国肯特大学任职，担任政治学教授。此外，他长期兼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印度西姆拉市“印度发展研究协会政治研究部”的外籍会员，现为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客座教授。
麦克莱伦从事马克思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2年，麦克莱伦大学毕业之后非常渴望做一名传教士，但遭到其母亲的极力反对，于是去了法国，后来又从法国去了苏联。在苏联，麦克莱伦第一次读到了卡尔·马克思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本书促使麦克莱伦再次回到大学，选择了马克思作为其研究的方向。根据麦克莱伦的回述，1964年，当他在法兰克福着手进行关于左翼黑格尔派的博士论文时，能够找到的有关马克思的英文著作是极为有限的。在德国，麦克莱伦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度过了六个月，那里的相关著作相当丰富。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给予其一定帮助，将其引向专题文献的重要的实质内容。
返回牛津后，麦克莱伦不满足于他的导师I．柏林只考虑S．胡克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想法，即追溯马克思从他的黑格尔学派之根源的解放，而渴望完全改变这个研究重点，去显现马克思思想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它自己所处的（1815年至1848年德国的）三月革命前的理智环境中的。不过当时，在英语世界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展现，其中有两部著作十分出色。R．图克在1961年就已出版了他的《哲学和卡尔·马克思的神话》。然而，麦克莱伦认为，图克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误导为一种比哲学包含了更多神话的人造宗教，因此其中就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内容。尽管这样，麦克莱伦仍然认为，图克的书提供了一种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及其理智来源的详细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描述。接下来的一年，E．卡门卡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在麦克莱伦看来，像图克一样，该书只是以一种更为严密的分析模式，提供了一种强烈地依赖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叙述。但是这本书与后来30多年间开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著作的泛滥相比较，仍是很有价值的。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麦克莱伦以介绍和研究马克思生平、思想及其演化发展（在马克思之后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的极富编年体特色的系列著述，奠定了自己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独特地位。这一独特地位也构成他对国际（特别是英语世界）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1）他所翻译、编辑的英文版马克思著作，成为以后众多英语世界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参考工具；（2）他是系列传记性著述和多少带有编年体性质的研究性论著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青年黑格尔派来源）的积极探索，及引发的多样性的争议丰富了英语世界马克思学研究的内容；（3）在上述两方面工作的基础之上，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源起和流变的专题性探索，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语世界中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4）麦克莱伦的工作，不仅突破了此前英语世界马克思学研究主要依赖俄文版和德文版的语言上的局限，从而方便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和研究者；更为马克思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便捷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麦克莱伦一生著述颇丰，尤其是在马克思思想来源、思想发展史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69）、《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70）、《马克思思想导论》（1971）、《马克思思想》（1971）、《马克思传》（1972）、《马克思思想与生平》（1973）、《马克思著作选》（1977）、《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马克思的遗产》（1983）、《马克思诞辰百年》（1983）。在基本问题探讨领域，麦克莱伦倾向于宗教、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编写了《意识形态》（1986）、《马克思主义与宗教》（1987）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麦克莱伦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1957—1958年手稿）第一个英文本的译者。
在《意识形态》一书中，麦克莱伦首先就“意识形态”的概念演变史进行了简要考察。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人们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大体呈现为“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前者肇始于以特拉西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后经涂尔干到结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不断修订，强调真理、科学和理性的客观性和在认识社会现实方面的有效性；后者起源于德国，主要以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后经曼海姆直至哈贝马斯，强调意识形态的“不是经验观察，而是创造真理”
。在此基础上，麦克莱伦明确地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纳入起源于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其主要理由是：
一方面，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批判和政治国家讨论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带有激进的否定意义和批判色彩。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中，麦克莱伦曾就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想支援背景作过集中论述：“马克思由于他具有特别敏锐的和睿智的头脑，从他与同时代人的接触中获得了很多的启发。他采纳了鲍威尔的尖锐的甚至是可怕的宗教批判，将它当作自己分析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样板；他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系统改造，否认黑格尔思想是至高无上的，而以一种彻底的人本主义为出发点；施蒂纳是所有青年黑格尔分子中最具有否定精神的一个，马克思不得不超越费尔巴哈有点静止的人本主义；最后，赫斯是德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宣传者，他首先将激进思想应用在经济学方面。”
在麦克莱伦看来，青年黑格尔派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舞台布景，并带有历史主义德国传统的理论特质。
另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奠定了“颠倒式”的批判逻辑和“比喻式”的论述方法。按照麦克莱伦的分析，鲍威尔对宗教的颠倒式比喻和批判以及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有关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的思想，都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为马克思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提供了思想的“出发点”和“结构”。此外，在赫斯和施蒂纳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又具有了政治社会的维度，为马克思后来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颠倒了方法论基础。
基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论缘起的考察，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历史生成和德国传统提出了颇具创造性的见解。在他看来，马克思自从黑格尔那里（当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了解到两方面事实，即“存在一种从观念到物质现实的颠倒”和这一“颠倒的过程并非不自然地模糊了事物的真实本性”
之后，他不同程度地认为任何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颠倒的观念都有其现实的基础。麦克莱伦进而指出，这一深刻的理论洞见最终形成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主要框架，正是在这一框架中，马克思才将“社会和经济基础是怎样和为什么在本质上是冲突的，以及意识形态在这种冲突中起什么作用”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紧迫任务，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正是作为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按照麦克莱伦的判断，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从“否定性”到“肯定性”的转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早期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颠倒的观念，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后来当马克思深入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他就从原先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转向了对其“肯定性”方面的理解，即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真实的力量”
。这种真实的力量一方面体现为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体现为意识形态作为资本抽象统治的权力。这样，在麦克莱伦那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绝非等同于一种虚假意识，而是一种带有深厚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观念。
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缘起考察的基础上，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演化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简言之，麦克莱伦基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划分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两大理论阵营。麦克莱伦指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是试图在意识形态探讨的范围之外寻找一个固定的阿基米德点的各种尝试的历史”。在他看来，这个“阿基米德点”就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主义传统和理性主义传统的“分界点”，前者奠基于“一个特殊的群体或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寄希望于一种客观的社会科学”
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统主要包括恩格斯、第二国际、列宁以及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麦克莱伦看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秉持理性-经验二元分立的结构主义路线，如将马克思思想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坚持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坚守由恩格斯开创的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等同论”传统；列宁的意识形态“中立说”则消解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观所固有的批判力量而日渐成为一种为后人所恪守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赋予意识形态“精致的形式”和现实的基础，而在阿尔都塞这里，“建立在马克思本人的某些思想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则“开始吸收某些非马克思主义方法”
。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在麦克莱伦那里，主要包括韦伯、涂尔干和曼海姆。
由此可见，坚持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日渐呈现出一种偏离马克思本人的意识形态概念的非“历史主义”理论路向，是麦克莱伦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基本判断和价值立场：基于理性-经验的二元分立、意识形态-科学的截然对立、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叙事传统，通过寻求意识形态的“阿基米德点”，明确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和非马克思主义属性，旨在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界。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麦克莱伦的这种“划界”工作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甄别非马克思主义，反对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从事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麦克莱伦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制造对立和紧张，在一定意义上割裂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机联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褫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承性、理论发展性和实践整体性。对此，我们务必要保持清醒的理论认识和批判立场。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学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学派，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观点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注重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著作版本的历史考察，主张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作严格区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坚持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反对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主张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西方马克思学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基本上没有关系。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紧紧抓住马克思本人曾拒绝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明确主张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法国学者吕贝尔首开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在他看来，尽管恩格斯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继承人，但他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一方面，恩格斯置马克思生前的“禁令”于不顾，擅自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从而致使“马克思主义”术语泛滥；另一方面，恩格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一个与马克思本人的意向毫无共同之处的混合思想体系”
，而且这种思想体系在今天已完全蜕变成知识分子精英加以利用的意识形态，这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吕贝尔由此开创了通过独立客观、非意识形态地研究马克思生平著作和思想发展的马克思学，以区别于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得到了许多西方马克思学者的积极响应。费彻尔曾宣称，“独立于任何组织和政党之外，是每一项真正的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在单个的回到马克思的批判学者那里”，“才有对马克思的全部作品最好、最成功的评价”
。
第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马克思学者进一步提出，恩格斯将“人道的马克思”解释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由恩格斯制造出来的神话，它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其政治统治目的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造成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根本对立的责任主要由恩格斯来承担。在西方马克思学者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体现在：（1）在自然观上，由于马克思坚持从人本主义出发，注重人的实践活动对人的本质的积极作用，因此这与恩格斯主张自然辩证法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当恩格斯将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他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名义将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等同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马克思学说中人的主观能动的意义。因此，西方马克思学者竭力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主张历史辩证法。（2）在认识论上，他们认为恩格斯、列宁等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背离了马克思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并且将这种反映论贬斥为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如费彻尔认为，恩格斯和列宁的认识论是一种“天真的现实主义（反映论），事实上不能辨认在社会发展整体中发现的存在和意识之间的特定联结。反映论本质上是非辩证的”
。（3）在历史观上，他们认为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只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它已完全涤荡了马克思学说的社会批判功能和人道主义诉求，因为这种“在实证自然科学意义上理解的理论失去了马克思和黑格尔所阐述的与社会历史的统一，变成一种单纯的认识工具或阶级斗争的武器”
。
第三，主张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者普遍责难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种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因果性分析，这不仅从根本上褫夺了马克思学说中的人道的、伦理的诉求，而且最终蜕变为一种由少数精英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和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学说中虽然有科学的因素，但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核心是激进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蕴含着乌托邦精神的伦理诉求。法国学者吕贝尔就曾明确将马克思视为最大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他认为，“由于马克思提出恢复具有充分人性的人的见解，因此，他就站到了最伟大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的行列”，并强调指出，与恩格斯、列宁等人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是从社会主义走向科学，而不是从科学走向社会主义”
。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学的大部分学者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