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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洛茨基的后继者中，曼德尔（1923—1995，又译为孟德尔）是最为著名的一个。曼德尔生于托洛茨基主义产生之年。1936年，他参加了反对斯大林的莫斯科大审判、保卫托洛茨基的运动，1939年，他加入了第四国际的比利时支部——社会主义革命党。1940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作为一贯坚决反对纳粹的第四国际的成员，曼德尔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两次被捕（第二次逃走被抓回），直到战后才被释放，成为第四国际领导人和思想家。
从托洛茨基到曼德尔，第四国际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大致说来，第四国际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一是1938年建立到1968年“五月风暴”，可以视为第四国际的前期阶段；二是从1968年“五月风暴”至今，可以视为第四国际的现代阶段。曼德尔理论上的影响主要在其现代阶段。
人们通常将曼德尔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同，曼德尔注意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因此，他通常是从经济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水平远远超出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众所周知，《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最早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讽刺蒲鲁东试图建立“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是指“第一哲学”，因此，马克思批判的是那种不懂哲学的经济学家。遗憾的是，不仅当代所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哲学上没有超出蒲鲁东的水平，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大多不懂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从而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成果的革命含义。
曼德尔是一个例外。作为第四国际理论家，他总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政治经济学及其革命意义。这表现在他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中。本节仅介绍他对《资本论》的研究，以及由此出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的，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又是由它的研究目的决定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例外。不了解《资本论》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因此，曼德尔在《〈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首先分析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曼德尔开宗明义，指出：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基本目的，是揭示支配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他要探索的不是经济组织的普遍规律。《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这样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适用于各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每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规律。《资本论》只限于考察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
因此，《资本论》根本不是“纯粹的”经济理论。资产阶级学者将“纯粹的”经济学看作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纯粹的”经济理论，即设想特殊社会结构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有的。它就同特殊物种的“纯粹的”解剖学一样。任何人，包括资产阶级，总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财致富的。我们可以把将政治经济学当作“社会有机体的解剖学”的比喻往前推进一步。虽然比较解剖学是一门对增进我们关于人和动物的生理知识有用的自然科学，但是它只可能是对特殊物种的解剖认识的发展的副产物。同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包括比较的经济分析——例如考察从奴隶社会通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劳动、人类劳动生产率、社会剩余产品和经济增长的演变，但是这种比较只能来自对其有各自经济逻辑和运动规律的特殊生产方式的分析。这些运动规律不能被“永恒的”经济规律所取代或包摄。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比喻推到它的最后结论。如果我们想要在“所有”解剖学中找到某种基本的共同内核的话，我们就会离开那种特殊科学的领域，而进入另一种科学即生物学或生物化学的领域。同样，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对“所有”经济制度都有效的作为行动依据的基本假说，那么我们就会从经济理论领域进到关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显然，曼德尔以自己的方式复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的论述。
曼德尔由此指出，马克思经济理论及其主要著作《资本论》，是建筑在对所有经济规律的相对性、社会决定性和历史局限性的理解之上的。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或者由“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资源，这并不符合“人类本性”，并不是一向就存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资本论》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时，指出这种社会制度必将衰落和灭亡。它直率地提醒资本家及其御用文人，资本主义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就像它过去诞生出来一样，将来终有一天会灭亡。那时它将被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所取代，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运动规律将完全不同于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
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然而，《资本论》并不单单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发现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它的根本目标。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它以价值生产即普遍化商品生产为前提。普遍化商品生产使它的每个基本“细胞”即商品中潜伏着的各种趋势和矛盾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写《资本论》第1卷既不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也不从分析资本或雇佣劳动开始，甚至也不从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开始。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若不先分析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就不可能对这些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概念或范畴作任何一种科学的、全面的和充分的分析。而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又取决于对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劳动的分析。
曼德尔强调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即它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有一个产生的过程。正如剩余价值和资本在逻辑上是从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从商品生产的成长中产生出来的；没有简单商品生产，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其他经济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分析，这种生产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前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存在了将近一万年，但是只有在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之间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以后在英国（在较小程度上也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曼德尔引证恩格斯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分析，而且对包含小商品生产重大现象的整个历史时期作了重要说明。“这个观点被卢森堡所坚持，也得到我的赞同。”
但是它遭到了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波格丹诺夫、后来的评论家卢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卢齐奥·科莱蒂和路易·阿尔都塞等的反对。在曼德尔看来，这些反对意见是建立在双重混淆之上的。诚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包含着普遍化商品生产的唯一社会经济组织。因此，认为希腊奴隶社会或古代伊斯兰帝国（具有非常发达的小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两种社会形式）是由“价值规律”统治着，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生产，是和明显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组织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归根到底是从属于这种生产组织的，这种生产组织所遵循的经济逻辑不同于支配着商品交换或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但是，这决不是说，在小商品生产已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那里的大多数生产者是自由农民和自由手工业者，他们的劳动产品由他们自己占有和交换），支配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规律并不强烈影响经济的动态。事实上，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展开使得这种社会发生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虽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产生影响的有一系列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素，有的加速它，有的延缓它，或者将它同各种方向的潮流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的确，“建筑在社会均等劳动量之上的经济计算”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达到完成状态，而且只是作为客观经济规律而不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的有意识决定来实现，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量计算”在商品生产成为常规现象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不可能开始出现。事实上，正是当小商品生产已大量发展，但是仍和“自然”经济组织的传统形式（即通过风俗、习惯、仪式、宗教、长者的商议、参加者的集会等对经济资源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形式间进行有意识的分配）交织在一起时，为了在仍然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平等和一致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中避免不公道和不平等的现象，能够而且必须产生出有意识计算劳动量的需要。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的产物”。这也并不是说，这种仍然比较原始的社会同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地狂热追究物质报偿和分秒不差地计算劳动时间耗费——这些的确“纯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这只是说，“价值规律”的萌芽形式能够在商品生产的萌芽发展中找到，正像资本的“基本细胞”商品以萌芽形式包含着那个社会范畴的一切内在性质和矛盾一样。否认马克思分析的这个历史方面，将使资本主义的起源变成一个不可解释的秘密。
人们可能说，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只有人类学家、人种学家或历史学家才感兴趣。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说，对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分析，至少在某些基本点上必然包含着存在商品生产的经济组织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分析，那么我们就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部分的有效性不仅扩展到过去，而且扩展到未来。因为，在那些已经推翻资本统治但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中，例如苏联和东欧各国、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等国家，显然还存在着，至少是部分地存在着商品生产的现象。《资本论》不能作为了解这些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指南，正像它不能作为了解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发达的中世纪后期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指南一样。但是，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在这种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动态（以及解体的逻辑）以及它们给这些社会的特殊的和“纯粹的”运动规律带来的矛盾。这就指明了《资本论》对于所有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的意义，更不要说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了。
曼德尔批评了将《资本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分离开来的做法。他追问道：虽然《资本论》不是一部论述永恒经济规律的著作，但是它是否至少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呢？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德国的柯尔施否认这一点。正像许多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他们认为《资本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按照他们的看法，像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力图做的那样强调《资本论》的“科学”内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诚然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的人生中都是一位革命者，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这样，曼德尔就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恩格斯关于“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的论断。曼德尔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应该成为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石，它要表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和怎么样通过它自己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创造了经济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曼德尔断言，马克思力求用客观的和严格科学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这的确不是与他的革命意图矛盾的，反而正是他的这一意图所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出于革命热情和对被蹂躏被压迫者的同情，简单地对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发泄他的义愤，不用说，他也不是被个人怨恨、物质匮乏或精神创伤所驱使。马克思力求发现客观的运动规律。他最鄙视的，莫过于戴着科学的面具，蓄意歪曲经验事实或伪造研究结果来适应某种主观目的的人，对这种人他甚至比对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人还要更加鄙视。正因为马克思深信无产阶级的事业对人类的整个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要为这个事业不是建立一个自我吹嘘或痴心妄想的脆弱讲台，而是奠定一个像岩石一般牢固的科学真理的基石。
在概述了《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之后，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的目的本身使人很明确地想到马克思应用于他的主要著作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确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的。”
在给《资本论》第1卷法文第1版编辑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中，他坚持认为他是第一个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在他给《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写的“跋”中，马克思将辩证方法的这种使用说成是使《资本论》区别于所有其他经济分析的特点。
那么，如何将辩证法应用于经济分析呢？
曼德尔解释说，当运用辩证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时，经济现象不是被看作彼此分离的、单独的、零碎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由这个生产方式所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总体。这个总体被从它的一切方面和表现去进行分析，它们是被一定的运动规律决定的，这些运动规律也涉及这个总体的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消失。人们发现，一定生产方式的这些运动规律不过是那个结构的决定其本性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一定的经济结构的特征既是这些矛盾的统一，又是它们的斗争，这两者决定它所受的经常变化。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通过适应、改良和自卫的结合而经常发生的量变或进化，与那些通过突然飞跃产生出不同结构即新的生产方式的变质或革命不同。曼德尔由此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对于质量互变规律的意义。
很多人将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混淆，曼德尔根据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德文第2版的“跋”中的论述指出：“马克思明确地将他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方法对立起来，虽然他从不隐讳他对这位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将辩证法思想送回到现代世界的德国哲学家的感激心情。”
黑格尔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基本运动是绝对观念的运动，物质现实性只是观念本质的外部表现。在马克思看来则相反，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曼德尔对这句话的解释表明他避免对“物质的东西”作出旧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历史的基本运动规律是自己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内生产出自己的物质存在的现实人们的运动规律，思维的发展归根到底符合那种基本运动，并且反映那种基本运动，虽然要通过许多中介。因此，马克思借以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的科学思维过程，本身是那种生产方式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及其矛盾的产物。只是其次才能将它看作许多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历史学和政治科学即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只有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矛盾的增长，首先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才使马克思按他独特的方式和方向消化、综合和改造这些科学。然而，既然唯物辩证法是“被倒转过来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那么两者就有基本的共同点。辩证法作为运动的逻辑，假定一切运动、一切进化，不管是自然界的、社会的还是人类思维的，都采取某种称作“辩证的”一般形式。恩格斯和列宁都看到，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构中惊人地运用了这种一般的辩证方法。例如，列宁写道，虽然马克思没有写出他计划中的关于辩证法的论文，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这一“逻辑”（大写字母的）
，它是唯物辩证法在经济现象领域的应用。
曼德尔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为什么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分开。正是因为马克思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它不是从直觉知识、先入之见或令人迷惑的图式出发，而是从充分消化科学资料出发。研究方法必须不同于表述方法。必须先收集经验事实，充分掌握知识现状。只有做到这一点以后，才能对材料进行辩证的整理，以了解一定的总体。如果这点成功了，结果就是在人的思维中“再生产”出这个物质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曼德尔比其他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通过研究目的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然后通过研究方法来说明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或诸如此类。这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性质与庸俗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性质区别开来了。套用韦伯的术语，我们不妨说，其他经济学都是工具科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却是价值科学。
任何科学研究都从问题开始。一个缺乏问题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的。然而，对于工具科学来说理所当然的道理，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却未必总是自明的。相反，人们常常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社会科学，从而失去社会科学所独有的问题意识。为此，曼德尔指出：“对从事社会现象研究的任何科学家说来，主要危险是将任何东西都看作理所当然，即‘问题盲’。”
科学研究的任务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而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者却取消了现象和本质的区别。这在经济学中表现得异常明显。以价值问题而论，庸俗经济学经常混淆作为现象的价格和作为本质的价值，就是一个例子。
曼德尔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辩证研究方法一部分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不断地企图透过现象的不同层次，越来越深入到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按一定方式发展的运动规律。在别人只是看到现成答案和庸俗“证据”的地方不断地寻找问题——创造问题！这肯定是马克思作为在经济科学中的革命创新者的主要优点之一。另一方面，曼德尔强调，在作为唯物辩证法家的马克思看来，“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决不意味着“现象”没有“本质”那样“真实”。价值的运动归根到底决定价格的运动，但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若是以为由于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价值运动决定的，便认为价格是“不真实的”，那就要遭到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嘲笑。“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涉及决定的不同层次，即归根到底涉及认识过程，而不是涉及现实性的不同程度。为了从其总体性上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了解“基本本质”“价值规律”，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将“本质”和“现象”通过它们的一切中间的中介环节结合起来，必须说明怎么样和为什么一定的“本质”表现为一定的具体形式，而不表现为别的形式。因为这些“现象”本身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必须依次被说明，这个说明就有助于透过神秘的新层次，使我们更接近充分理解我们所要理解的独特经济组织形式。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否认这种将“本质”和“现象”重新结合起来的需要，同接受“现象”的外表而不去寻找它们势必要瞒过肤浅和经验主义的观察者的基本力量和矛盾，同样是不辩证的和令人迷惑的。
在这里，曼德尔澄清了对“从抽象到具体”的一个通常的误解。《资本论》从对商品生产基本范畴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基本细胞）商品开始，这种方式常被说成这种唯物辩证法的典型应用。马克思本人说得很清楚，他不是从基本概念——价值——而是从基本物质现象——商品——开始，商品是建立在普遍化商品生产之上的唯一经济组织资本主义的基础
。所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严格地说，是正确的，但不完全
。事实上，他是从物质上具体的东西的因素开始，走向理论上抽象的东西，这种理论上抽象的东西帮助他在他的理论分析中再现具体的总体。充分丰富和展开的具体总是无数理论“抽象”的结合。但是，物质的具体，即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整个科学努力之前就已存在，归根到底决定着它，并且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固定的实际参照点。只有当这种具体总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更接近现实的物质总体时，思维才是真正科学的。初看起来，支配着《资本论》第1卷的运动好像是经济“范畴”的运动，从商品及其内部矛盾到资本积累及其崩溃。常常有人问：这个运动只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抽象梗概呢，还是大大简化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的发展，即反映了从商品生产第一次出现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全面发展的真实历史，不过清除了只会模糊这个运动基本性质的一切次要的和结合的形式？曼德尔的回答是：不可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在生产和消费的基本过程边缘偶然生产的商品，显然不能引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庄严展开的“价值规律”的惊人逻辑。商品生产要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的和占统治地位的特点，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前提，资本主义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本身已成为商品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是逻辑的（建立在辩证逻辑之上的），而不是历史的。
曼德尔进一步解释了所谓“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含义。在他看来，辩证法的意思是，每一种现象都有起源和终结，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或者是一次就完结了的。因此，资本的历史细胞同时是资本逻辑分析的关键：种系发生史和胚胎学不能完全分割开。在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资本积累内部，再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某些方面；若没有那种资本原始积累，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逻辑分析毕竟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某一基本趋势。“经济范畴”（只是被人类头脑所理解和简化了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现实形式）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通常也是它们的原始的即最初的形式。不管这个解释可能如何引起论争，很难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按这种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理解他们自己的方法的。
从庞巴维克、伯恩施坦到波普尔，再到当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出了大量的书讨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辩证方法的“无用的”“形而上学的”甚至“令人迷惑”的性质。曼德尔尖锐地指出：“这些批评家本人的观点的实证主义狭隘性雄辩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马克思借助辩证法达到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由于这个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任何后来的或当时的经济分析著作比起来像是一个巨人。”
它从来不曾打算成为帮助政府解决像国际收支逆差这种问题的手册，也不曾打算在斯密先生发现没有人购买他的一千吨铁的最后剩余部分时，对市场上发生的一切令人激动的事情作出博学的、虽然有点老套的解释。它打算要做的，是解释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出它的一切可怕潜力时，劳动、机器、技术、企业规模、人口的社会结构、经济增长的间断、工人和劳动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从这个观点看，成就的确是令人难忘的。正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撇开成百上千的“不纯现象”和次要方面，从本质上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他的长期的预见——资本积累的规律、日益加快的技术进步、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加速增加、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增长、大多数经济上有活力的人变成劳动力出卖者、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周期性反复发生的衰退、劳资之间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尝试增多——都被历史惊人地证实了。
这个判断一般由于两个理由而受到挑战。马克思的批评者摆脱困境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干脆否认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已被证实。一般的手法是将这些规律变成一些被错误陈述的和过分简化的公式：“工人阶级的愈益贫困化”和“愈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曼德尔在这里指的是萨缪尔森在《作为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对马克思的批评。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章中提出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反对意见，他否认这种“规律”的可能性或者科学性质，将它们叫作“无条件的历史预言”，以清楚地区别于“科学预言”。波普尔说：“科学中的普通预言是有条件的。它们断言某些变化（例如壶中水的温度的变化）将引起其他的变化（如水的煮沸）”。波普尔否认《资本论》的科学性质，说它的假说不像科学理论，不能以科学方式加以检验。
曼德尔评论说，这显然是建立在对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的误解之上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唯物辩证法要求经常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以增加它的认识内容。事实上，如果经验已表明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的事情，譬如说，资本主义工业越发展，工厂就变得越来越小，它就越不依赖新技术，它的资本就越多地由工人本身提供，就有越多的工人成为工厂的所有者，消费品所占的工资部分就越少（用以购买工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工资部分就越多），那么要“证明”马克思的分析错误将是很容易的。此外，如果已有几十年没有经济波动，工会和雇主协会已完全消失（由于劳资矛盾消失，因为工人越来越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控制者），那么我们也的确能够说，《资本论》毫无价值，它未能预见到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在它发表一个世纪后将发生的事情。只要将1867年以来的真实历史一方面同马克思预言它会成为的样子，另一方面同任何这种供选择的“运动规律”加以比较，就足以理解马克思理论成就如何，它是如何出色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伯恩施坦、庞巴维克、萨缪尔森、波普尔之流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些现实，恰恰是由于不懂唯物辩证法，从而变成“问题盲”。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在说些什么，也不可能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
《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曼德尔正确地指出：“《资本论》第1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方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在包括西方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
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然而，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首先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将这种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从马克思写书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将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最后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巨大的工业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承认，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后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方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
今天的西方国家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
曼德尔的观点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只要理解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那么曼德尔的断言就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从科学社会主义立场来看，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产主义，二是国际主义。第四国际在两方面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为了理解曼德尔的断言，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检查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们都加一个限定词，称自己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随便哪种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划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且不同于“批判的空想的共产主义”，它属于“批判的实践的共产主义”。在这一意义上，是否信仰共产主义特别是能否实践共产主义，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例如，伯恩施坦就只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确切地表达了这一含义。按照这样的标准，今天的时代有多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西方经济学家反对共产主义的典型论据是：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因此马克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永远得不到满足。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是指满足人的正常需要，而不是满足人的病态欲望。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地球上的资源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不足以满足人类的贪婪。马克思所谈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并不是相对于病态欲望而言的，而是相对于正常需要而言的。当人的正常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时，对马克思来说，“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就达到了。这一条件就是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有了大幅度提高，英国的工业产量足以满足英国人民的需要，而且有大量剩余，如果不能出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如印度、中国等有潜在购买力的国家，就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这正是英国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宣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日，也是它用炮艇打开中国国门之时。此后，法国在1860年以后，德国在1870年以后，美国在1890年以后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毫无疑问，这些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已经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有剩余，只是由于存在私有制，这种“剩余”才找不到实现自身的出路，从而导致了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相比之下，苏联经济却显得欣欣向荣，以至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相继做出改变，要么采取法西斯主义的统制经济的政策，要么采取罗斯福式的建立宏观经济的政策。
可以设想，如果苏联没有采取斯大林式的爱国主义，而是继续执行列宁的国际主义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的灭亡或至少是彻底改造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一背景中看待第三国际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就会发现，由于第三国际的错误，世界革命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对第三国际的批评并不过分。就此而言，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并不仅仅是德国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悲剧。至于斯大林先是联合纳粹，后来又为联合西方国家反对纳粹解散共产国际，更表现出他的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正如苏德战争的爆发结束了斯大林与纳粹的蜜月期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结束了斯大林的幻想。但他没有改弦更张，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美国相继支援西方和日本发展起来的同时，斯大林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搞大国沙文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违背了国际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谴责了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同时证明：斯大林的做法体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性，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曼德尔沿着卢森堡和希法亭的道路前进，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完善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计划。
众所周知，马克思生前只出版《资本论》的第1卷，第2、3卷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则是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4卷。现在的各卷分别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历史，正好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后一个写作计划即1865—1866年计划。曼德尔指出，马克思最早的计划并不是这样，而是分别用前三卷研究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后三卷研究国家、国际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和危机。显然，卢森堡和希法亭所从事的，实际上是这第一个研究计划的后半部分。考虑到十月革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曼德尔对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进行了研究，前者集中体现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后者集中体现在他的《权力与货币》一书中。
曼德尔将资本主义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古典帝国主义和后期资本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如果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危机是由产品的相对过剩即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导致的，那么古典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解决危机的努力，而后期资本主义则通过增加有效需求甚至创造出一个消费社会，来保证消费和投资都能比自由竞争时期或者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时期有更高的稳定性。后期资本主义倾向于减少周期性的波动，而周期性波动的减少归根结底是国家日益加强干涉经济生活的结果。由此可见，对于后期资本主义来说，国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曼德尔从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角度将国家的作用概括为：“它抵补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慢性开工不足，从而略微防止一些长期停滞的倾向。此外，它还可以用相应增加国家投资的办法，补偿任何私人投资的突然下降。”
然而国家不能随便制造出额外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也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资本主义没落时代摆在国家面前的两条道路就是：在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之间做出选择，要避免前者就不能不让后者严重化。曼德尔提出结论：“‘只’遭受经济衰退的资本主义，绝不是什么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这只不过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它所遭受的危机，同1929—1933年发生的危机相比，灾难性要小一些罢了……从绝对数量上讲，这种衰退所带来的损失和浪费是可观的，它仍然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永久见证，仍然经常号召人们用更加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
那么，怎样用资本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明私人和国家控制经济的越来越多的那些企图呢？怎样来说明这种控制的最高限度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之不能克服呢？曼德尔将这个问题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普遍化商品生产之间的连环应该怎样来说明并加以分析呢？
曼德尔认为，目前，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对后期资本主义进行说明的总的失败原因，可以说就是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于股份公司的那个公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同样，马克思还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
曼德尔认为，除了那些满足于宣称资本主义自马克思逝世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教条主义分子之外，实际上所有想说明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私人和国家统治经济都在设法将这一生产方式的内在经济矛盾排除掉或使之暂时不起作用。这一论点的一些变种，从“混合经济”的种种理论到那些“工业社会”的种种理论，在后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尽管有千变万化，它们仍然趋于共同的结论。
在这种意义上，后期资本主义的“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不论是公开宣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都可以追踪到一个连续的世系，溯源到资本主义矛盾逐渐缓和论的最初理论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溶解成“混合经济”论的最初理论家。这一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卢恩塔尔、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斯特拉契和克罗斯兰继承并传播了这一传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当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当然，后期资本主义的“官方的”理论本身，也是后期资本主义的一种表达。通常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专家治国论意识形态，公开赞扬专家们具有解决一切爆炸性冲突的能力，并且具有使各种对抗的社会阶级在现存社会秩序中一体化的能力，这种意识形态是与后期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计划的特殊功能相适应的。因此，后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就成为后期资本主义声称已经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总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旨。在这种意义上，这种意识形态是目前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的先决条件。它试图对经济和社会所作的种种解释，其性质即使不是完全相同的，也是十分相像的，所以，发现这一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即它们都是同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后期资本主义的专家治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物，它们的著作家忠实地反映了它们这种背景的思想上的结构，并且一再显示着同样类型的偏见或盲目性。
在曼德尔看来，在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这一方面，类似的错误应该或是归之于有一部分未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或是归之于工人阶级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观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这种国际社会地位（东方的共产主义官僚、西方和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官僚和工会组织的官僚）。就西方和日本来说，其社会民主党之所以由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固然有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但不可否认，只有当这些原因与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官僚发生利益共振时，马克思主义才变得不再易懂。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正如托洛茨基曾经分析的那样，其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决定了，官僚主义有其现实基础，正是这些基础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重新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回到意识形态立场。
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苏联作为过渡型国家，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通过政治革命，转化为本来意义的即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复辟。曼德尔继承了这一看法，他指出：与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过渡性质相适应，工人官僚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曼德尔认为，“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借助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财富的影响”
。曼德尔反对将官僚集团看作“新阶级”，认为它并不具备一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行使其经济职能。根据他的定义，官僚集团是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因此，官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失败或社会主义失败，而只是其过渡性的表现。
按照曼德尔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奴役之路，是由于他误将官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混淆。这等于直接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官僚制度，显然是一种闭眼不看现实的做法。在曼德尔看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恰恰是与官僚主义格格不入的。他不仅探讨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即“物质匮乏”、“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社会职能为某一社会集团（官僚）利用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且研究了官僚主义消亡的条件，即“自治”和“丰裕”
。这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以过剩经济为物质基础的理论。曼德尔认为，丰裕并不意味着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的产品和服务这样一种体制，因为“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产品（伴之以‘边际效用’下降），决非人类行为普遍的或决定性特点”，发展自身的才能及爱好，维护健康和生命，关心儿童，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作为精神稳定和幸福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之后便成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为此，曼德尔将“丰裕”界定为“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因为在这个水平上，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因为产品的分配成本会大大降低
。曼德尔完全认识到，“丰裕”只是通往自治之路的基础，“通往自治之路的最重大的障碍起因于一个实际的困难，而非意识形态的神话或偏见”。这个障碍主要就是对专家的需要：“我们依赖于专家，即官僚，要么是国家和准国家的官僚，要么是公民组织的官僚”
。为此，曼德尔专门研究了抵销障碍的趋势。在他看来，只有这些障碍的消除才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当然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
曼德尔以马克思的话结束了自己的论证，“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
。这意味着，只有当大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公民逐渐掌握了“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官僚才会被扬弃；而这，只有在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下，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