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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共产党理论家一直十分活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界，法国共产党理论界的观点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讲，其前期主要是坚持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到了后期，随着以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流行和对苏联教条主义的批判，许多法共理论家抛弃了以前的正统立场。其中以伽罗蒂（Roger Garaudy，1913—2012）和塞夫（Lucien Seve，1926— ）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我们将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一般理解、对辩证法的新阐释以及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几个方面介绍二者的主要思想，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下半期法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内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斗争同理论和学术上的论争往往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哲学领域是最集中的表现。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深入批判，共产党内部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作为法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和党内理论家，伽罗蒂的理论探索充分地反映了这一变化。为了反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哲学。这一基本的特征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如果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将它变成一个僵化不变的、具有绝对真理性的教条主义的科学体系，势必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伽罗蒂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它的本性上是永远不会自行封闭在一个体系里面的，它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辩证法而无终止地发展的，这种创造性的辩证法能够掌握到完全的人及其主观的和历史的各个方面，而且能够采纳思想上、行动上和艺术上的一切成就，作为它的研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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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黑格尔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倒转”，在马克思那里，人走出了他的被看作孤立的、自主的内心世界，意识不再脱离于它的存在条件，我们从而得以揭示思维的现实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所实现的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颠倒和过渡，不仅是要确立一种思想上的真理，而且要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建立根据。批判哲学的特征在于一心要为思想和行动提供一个根据，在于不将任何的价值或真理当作一个现成的东西，当成既成的事实来接受。因此，伽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远不是一种同其他一切别的世界观相脱离的仅仅适应于某一个阶级的主观要求的世界观；它也研究其他学派所研究的同类问题，他用批判的方法去研究这些问题，不过这种批判不只是局限在个人意识之中的。它不是一门主体的哲学，因而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自我扬弃的条件，能够在历史中生根的条件，包含着使它所启示的行动能够获得效果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时而在批判思想中反省自己，时而又回到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的意义和召唤、矛盾和问题是人类主观性的粮食和生命。“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他找到了思维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他在实践中、在改造世界的有效活动中找到了这一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本身就意味着其实践性，它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实践的第一性，将它看成认识的源泉和验证，肯定了从思辨到科学的过渡。因为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以此同其他的哲学体系鲜明地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存在哲学，不是神学家和机械唯物论者的那种哲学，因为后者将意识和认识等同起来，只保持无人格的、意识之外的东西，以至于取消了主观性；并且将真理设想为与存在的同一，从而取消了任何现实的变化和真正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这就是说，这种哲学，使意识和产生意识并使之不断丰富的人的实践成为一种真正的实在，它根置于先前的活动和现实之中，并反映它们，但又经常超越现成的东西，并以创造性的行动给实在增添一种非自然所给予的东西。”
从理论意义来讲，实践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不只是倒过来的唯心主义，其辩证法也不只是倒过来的思辨辩证法，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被颠倒过来的黑格尔的体系，也不仅仅是被历史化了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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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强烈地要求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伽罗蒂在批判苏联哲学体系时指出，斯大林在哲学上的基本错误是理论和实践相分离，这是其他错误的根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鲜明地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一切哲学相区别：要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说明世界。将实践放在思维的中心，当作思维的源泉及其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所完成的在‘哲学上的革命’就在于此。在这个新的实践观点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着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并与其他一切旧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根本区别开来：实践成为一切真理的源泉和标准。（1）唯物主义不再可能是教条的：它不再是一个出发点，而是一个到达点，是一切实践（社会实践或科学实践）的结论。它必须是辩证的。（2）辩证法不再可能是思辨的：它不再是一种精神结构，而是与自然界密切接触的结果，它的任务是反映自然界的运动，它必须是唯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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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主客体辩证法。在这个问题上，伽罗蒂一方面批判了各种反对自然辩证法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在清理斯大林解释模式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核心问题作出了一些新的阐释。在伽罗蒂看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内在地统一的，其基础范畴就是自然辩证法概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反驳的“中心主题天然地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比如杜林、科热夫、梅洛-庞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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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罗蒂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结束了其体系的思辨性质，将他的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思辨的辩证法不过是现实的物质在观念中的反映，伽罗蒂引用列宁的话指出：“事物的辩证法产生了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
。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绝对相反，因为作为观念的思维过程被黑格尔认为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现象不过是被移植于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现象而已。在认识的形成过程之中，人本身和他的行动成为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人的认识不是一个直观，而是一个辩证法，它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世界、同现实世界的全部历史相联系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活动，既不是一个事实，也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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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罗蒂坚决地批判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批判的哲学，那就必须放弃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排斥自然辩证法，而且必须将它包含在内。在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时候，马克思不仅密切地注视他的研究工作，而且着重指出了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有现象的辩证性质。社会历史中的辩证性质并不构成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相反，“自然史和人的历史的共同的基本特征在于两者都服从客观规律，从而两者都是科学的对象”。
当然，这决不否定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忘记指出人类历史与生物进化或无生命的自然物的变化之间的特殊性。伽罗蒂说：“从自然到人，同时存在连续性和间断性。假如认为只有连续性，那就会变成机械唯物主义。假如认为只有间断性，那就会变成唯灵论。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既存在着连续性又存在着间断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人类的历史服从着特殊的规律。人不能将自己还原为他的生成条件的总和。”
因此，对自然辩证法的承认，并不会导致社会领域中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认为恩格斯强调自然辩证法，势必否定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原则的指责是错误的，事实上，“自然辩证法是通向自由的辩证法”。伽罗蒂认为，要更深刻地创立关于主观性和超越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承认存在主义提出了主观性这个现实的问题，尽管它对问题的提法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20世纪60年代，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力图将哲学和科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在法共理论界内部挑起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及其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论争。塞夫认为，哲学与科学在研究的任务、目的和职能上都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与差异关系的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它所追求的真理也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它与自然科学是相分离甚至于是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并不是建立在某条具体的哲学原理与具体的东西符合还是不符合的基础上，它只是以一种间接性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真理性，将自己的理论基石奠定在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列宁的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之间的确区别，原则上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典型的深刻说明。
塞夫认为，马克思哲学要实现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获得一种相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的理论地位，就必须成为一种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思维的方法。他说，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地所谓先天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开始就同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当然，塞夫和其他的法共理论家一样认识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决不可以归结为‘一次性的从头到脚颠倒过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按其结构的确不可能与黑格尔辩证法完全相同，它不可能简单地将唯心主义原则换成唯物主义原则，将普遍逻辑规律换成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普遍的物质规律”
。塞夫强调，要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联系，如果放弃和否定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不带行李的迁居”。
正如伽罗蒂所说，辩证法论争的核心是对自然辩证法的承认与否，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所在。塞夫明确地肯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辩证的规律性，虽然其规律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辩证法就是对这些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既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不直接涉及存在，而是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作为思维对象的存在的规律和范畴；它们都包含有认识论的方面，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它们只有主观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从哲学上说，辩证法不是本体论，而是借助批判的认识论走向客观本质的道路。它的对象不是直接就其本身而言的‘世界’，而是客观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基本范畴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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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出发，通过对其作品中异化范畴的阐释，主张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常常将人道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哲学而完全加以拒斥，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任何联系，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严重地忽视了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伽罗蒂结合人道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对马克思异化范畴的解释，从理论上批判了这两种理论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它并不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和技术的发展，就忽视和抹杀人的主观性、个人的内在性、个人自由。
伽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给每一个人以人为其自身所生产的一切人类财富的繁荣手段，它是一种不欺骗、不虚妄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它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原则上：“第一，如果没有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基础上的物质生产的强大发展，那么，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发扬是不可能的；第二，每个个人的利益，以及他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能力的发展，只有在全体的人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提高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两个不变的原则：唯物主义和集体主义。”
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的积极扬弃，马克思规定的具体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到了那个时候，劳动本身重新获得使人类有别于一切其他动物的创造性，真正地扬弃了它的异化的形式，“人的劳动产品对人的异己的性质也就消失。需求和供给的盲目作用以及作为经济生活的神秘调节者的价值规律便退到次要地位，然后消逝，而人们则变成他们生产、交换和一切现有关系的自觉的主人”
。当然，这样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所消除的不仅是劳动异化的一切形式，也是一切其他异化的形式，因为在伽罗蒂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是关于那些将人束缚在种种社会关系、束缚在一个超越的上帝、束缚在一个不变的自然界上面的奴役状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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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罗蒂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展开一场能够打倒和消灭异化的非人道世界的运动，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它是唯一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它是只有在整个推翻现存秩序以后才能完全取得它的人性的阶级。有人非难马克思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任务的实现要依靠暴力革命，现实世界的辩证法的哲学本身就是这种暴力的根据和论证。非难者反对历史的暴力，好像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暴力的具体化和典型的代表。伽罗蒂认为这是一种将暴力和绝对的非暴力对立起来，将意向上的道德和达到效果的道德对立起来，将目的和手段对立起来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并不持这种形而上学的看法，认为只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伽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地主张暴力革命，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它强调和平手段的重要意义。
塞夫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概念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和它的科学性，也涉及青年马克思哲学人道主义著作和成熟时期科学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塞夫概括批评了两种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对立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关于“全面的人”通过历史不断自我实现的哲学，这种观点忽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1844—1847年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反，另一种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将马克思哲学仅仅作为一种认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理论在成熟期与早期之间有一种根本的断裂，青年马克思著作不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被简单地拒绝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被当作一种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塞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也不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科学的人道主义，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的理论，一直是贯穿马克思前后期著作的共同主题。
受到阿尔都塞的启发，塞夫认为马克思思想前后期的确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人的劳动，但总的说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还是抽象的、思辨的。“在1844年手稿中，人的概念是指一种抽象的人的本质和历史的主体，这种观念认为，比如经济范畴等社会关系，仅仅是一些现象和外在的表现。”塞夫指出，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本质上已经突破了他们之前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在关于“人的本质”概念方面。正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标志了他们向成熟时期的概念的转变。正是在这里，通过思想的批判，他们明显地同思辨的人的概念区别开来，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但是，塞夫强调指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弃了人道主义的主题，而是在批判抽象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人道主义。从理论意义上讲，如果人道主义是指历史被看成人的实现的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它是一种科学的人道主义，它说明个人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先在和外在于社会的人的本质的外化和实现过程。
塞夫认为，一些存在主义者从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人道主义的解读，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事实上，存在主义仅是抽象的本质主义的一个镜像。不管是为了承认还是拒绝这种看法，它们都只是将人的本质看作一般的个体。正因为如此，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基本命题，以及后来的《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和根本原则的。“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得到一种科学的解释，它使我们从历史中了解个人行为的基础……更进一层来说：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得到关于历史和人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概念，而在萨特尔那里，我们却钻进了一种唯心主义和偶然性的概念里面。”
在塞夫看来，作为辩证法，尤其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类学的基础，是所有关于人的科学的奠基石。塞夫一生理论上的大部分努力就是为了将心理学的研究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