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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克罗斯兰（Charles Anthony Rauen Crosland，1918—1977）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在西方，人们将克罗斯兰和凯恩斯、熊彼特并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三大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修正公式——“社会主义＝凯恩斯经济学＋福利国家＋平等＋混合经济”——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克罗斯兰的主要著作有：《新费边文选》（1952）、《英国经济问题》（1953）、《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政敌保守党》（1962）、《当代社会主义和其他问题》（1974）等。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克罗斯兰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修正观点入手，探讨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主要是作为价值基础或尺度的劳动与资本这种自我增殖的价值形式（商品货币只是资本的不发达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产阶级社会体系之内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在资本增殖力的限度内极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地用固定化和资本化的社会生产力取代人类劳动（用固定资本取代劳动），降低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恰恰是以它试图驱逐的劳动作为其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的，如此一来，必然导致价值的社会实现形式即增殖性的资本形式与它的劳动基础或劳动尺度之间的根本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痉挛式的经济危机中趋于消亡
。
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然而正是这种结论和分析最早为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所抛弃。例如，伯恩施坦就明确说道：“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为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将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
显然，克罗斯兰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追随者之一。他指出，我们不能以处理经典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今天的资本主义，那种“战前社会主义讨论的知识论框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1]
。在克罗斯兰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增殖性发展，必然产生劳动者阶级的普遍贫困化，必然产生两极化的社会矛盾或阶级矛盾等此类的社会图景，并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出现，反而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益缓和的阶级对抗，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入“丰裕社会”。所以，面对日益变迁的社会现状，“马克思很少或几乎没有给当代社会主义者提供实际的政策，也没有给我们分析社会提供正确的分析”
。
克罗斯兰认为，现实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上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马克思的估计，因而那种资本主义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冲破对资本增殖力的桎梏而导致自我消亡的预言已经失去历史根据了。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局限在传统资本主义范围之内的，这种资本主义以“经济生活的自治权、经济决策分散到个体生产单元，并受到市场力量的制约”
[2]
为特征，然而这种特征的资本主义已经被凯恩斯主义国家克服了。在这种类型的国家治理下，资本家阶级的垄断权力已经让渡给国家，分散到社会其他阶层之中，社会收入分配日趋平等，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无政府状态、经济领域的剥削现象和社会领域的压迫和不公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大为缓解了。所以，“几乎所有根本性的、风格独具的1914年前的传统资本主义”即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修改和重塑了”
。在克罗斯兰看来，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体系，权力结构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性因素，一旦权力结构发生改变，那么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形变，而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家的“经济权力仅仅是社会阶级的一个方面”
，只适用于传统的无政府性质的资本主义。所以，随着经济的计划化和国有化、管理革命、公司股份制、劳工谈判权等诸多现象的出现，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结构呈现一种去中心化的、分散性的社会化分布，致使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有着显著的形态差异，社会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两极化结构。
克罗斯兰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在将资本主义偷换为一个有着权力结构奠基的社会体系时，已经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自我增殖和自我生产的价值形式这一政治经济学论断给抛弃了，同时将诸如国家的凯恩斯化、公司的股份化和管理革命、劳资谈判等细节性或局部性的社会内容塞进资本主义的现代转型之中。然而只要人们对资本原则对现代社会的统治性有着常识性的知觉和敏锐度，就可以觉察到商品、金钱和信用等增殖性的资本形式对现代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观念的深入骨髓的统治和支配，而马克思仅仅是发现了资本主义这种增殖性的价值形式必然遭遇它的历史和社会限度，必然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要求和能力相矛盾。修正主义最早遗忘的恰恰是这一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之扬弃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克服和解决。所以，社会主义要真正成为对现代性社会有着革命性和建设性影响的思潮和运动，就必须在理论和科学的高度把握资本主义的问题与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作家才将他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界定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其他诸如价值的或伦理的社会主义，以避免陷入空想或玄谈。
而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所要遗弃的就是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他们首先将社会主义还原为一套继承自由主义原则的价值观，或者还原为一套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伦理原则，对现实社会只具有范导性或调节性的应用价值，而不具有构成性的效能。然而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之间就失去了实质性的区别，就再也越不出与后者一道沦为资本主义之辩护性思潮这一窠臼了。
克罗斯兰正是继承了这样一种修正主义传统，虽然他宣称“该遗忘的不是今天的社会主义作者们怎样异口同声地预测资本主义崩溃，而是要完善他们的分析系统” [3] ，但他还是将社会主义还原为有着伦理内涵的原则和价值，抽调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总体性的认识、洞察和超越这一经典社会主义的基石。他首先站在中立的（value free）立场上来检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以便抽绎出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一般内涵和价值诉求。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克罗斯兰分别考察了自然法哲学、欧文主义、李嘉图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商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独立工党、福利国家、工联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计划学说的理论等12种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试图理出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一般价值。然而这些理论和学说分歧百出。例如，正统马克思主义就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国有化”，而普鲁东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改进我们对社会的每个诉求”，悉尼·韦伯就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理想在经济方面的反映”，等等。诸如提倡合作、团结和利他精神，工人自治或劳动者控制，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个人福利和社会的全面民主，等等，这些学说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4] ，但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学说，那么是什么因素贯穿于所有这些学说呢？
对此，克罗斯兰用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区分来化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分歧，指出“为便于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在目标和用来达成目标的手段或方式之间进行区分，也要在目标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与手段选择的正当性之间进行区分”
。也就是说，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所秉承的价值或目标基本上是相通的，但是在抵达这些价值或目标的手段或途径上却分歧迥异、相互冲突。撇开这些差异不说，克罗斯兰总结出社会主义的五大基本目标：“第一，是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物质上的贫困的抗议。第二，是一种对‘社会福利’的广泛关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为了那些有需求的或受压抑，或遭受不幸的人的利益。第三，一种对平等和‘无阶级社会’的信仰，尤其是一种给工人以适当的‘权利’和工作上的社会地位的希望。第四，一种对竞争性的敌对状况的拒绝和一种博爱和合作的愿望。第五，对作为一个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的无效率并显著地造成为大众失业的一种反抗。”
第一点和最后一点是对“资本主义物资结果的责难”；而其他三点则源于“对一种对公平、合作和无阶级社会的理想愿望”，它们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成为一种“代表广大下层群众的广泛的人权运动”
[5]
。
通过对社会主义史的理论考察，克罗斯兰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诸多制度性诉求降格为实用性的手段或途径，从中抽绎出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原则和价值理想，从而完成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价值或伦理修正。然而问题在于，当克罗斯兰等修正主义者在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用来解决或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问题的变革性的或创制性的制度诉求就蜕变为对资本主义体制只具有修补性的或改良性的技术诉求了。因为这些修补性的技术调整对于资本主义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在总体上是无益的，对于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治实践来说在根本上是有害的。正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毫不妥协地批判那些具有改良性质和修正性质的社会主义实践。
英国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聚焦于所有制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计划和市场问题。它在原则上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自由的企业和市场制度，希望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经济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就是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对经济实行计划调控，其主旨是解决或克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剥削、不公正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问题。在这种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1918年工党党章明确将通过国有化方式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作为奋斗目标，1945年在竞选宣言中也明确表示：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并以此为骄傲，工党最终国内目标是建立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同体” [6]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虽然传统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论争一直伴随着工党的发展，但是这一思想纲领对于工党作为一个左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后期凯恩斯经济学相继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正统经济学，英国工党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始让位于这种凯恩斯经济学，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开始于50年代后在工党内部占据主流位置。如克罗斯兰、盖茨克尔、斯特拉彻等一批修正主义理论家，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托，对工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批判、清算和否定。克罗斯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英国工党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的修正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克罗斯兰认为，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推翻资本主义的迫切性紧密相关”
[7]
。但是今天，传统资本主义得到了改良和调整，所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再也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不平等、失业、危机和经济不稳定），可以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得以克服。他甚至指出今天的英国社会其实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基本目标其实是以社会大众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权运动”，是人道主义价值的社会化实践。为此，克罗斯兰提出了他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即社会主义的修正模式：“第一，自由的民主制；第二，混合经济；第三，发达的福利国家；第四，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第五，社会平等的概念。”
对于克罗斯兰所坚信的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这种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模型已经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图景已经相去甚远，因而再也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纲领和理论工具。此外，马克思那些与此相关的观点和思想，诸如历史的客观性与合规律性、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中的确证、资本主义法则所支配的社会因为其内在矛盾而导致的瓦解和消亡、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形而上学表现，在现实世界中都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因而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政治行动的根据和原则，这些根据和原则对于今天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因为在克罗斯兰等修正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整套人道主义价值，马克思对这些价值的历史哲学解读也许有着思想的价值，但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可证伪的形而上学特征，因而在政治领域并没有实践性的或技术性的价值或效能。
总的看来，克罗斯兰对英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贡献甚大、影响甚深，他是工党意识形态频繁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平等主义与社群主义面相与克罗斯兰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自从克罗斯兰开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转型的先例后，麦克唐纳、吉登斯、布莱尔等人相继成为工党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代表。克罗斯兰在英国工党中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直到80年代英国保守主义的回潮才有所降温，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关于修改党纲第四条的论争，改革派又从克罗斯兰那里寻找灵感，重新发掘克罗斯兰的政治思想。今天要研究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变迁史，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克罗斯兰。2006年，英国费边社特地召开会议纪念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出版50周年，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与当下的关联在于它考察了政治的基本问题，不仅与那个时代相关，同样也为今天的现实提供了指导。
[1] C．A．R．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London Jonathan Cape Ltd.，1956：17．
[2] C．A．R．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London Jonathan Cape Ltd.，1956：23．
[3] C．A．R．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London Jonathan Cape Ltd.，1956：4．
[4] C．A．R．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London Jonathan Cape Ltd.，1956：59．
[5] G．D．H．Col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 - class Movement ， 1789 - 1947 ．G．Allen ＆ Unwin，1948：22．
[6] Lain Dale， Labo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 - 1997 ，Routledge，Politico's Pub.，1999：54．
[7] C．A．R．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London Jonathan Cape Ltd.，195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