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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1950）是法国社会党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奠定法国社会党的思想和政治传统的理论家与活动家，虽然他的生涯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但是几乎是由他塑造了法国社会党修正主义的精神和气质，使法国社会党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不仅如此，布鲁姆的思想还反映了法国乃至西欧社会主义思想基础完成由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蜕变的过渡状态。
在西方，法国的饶勒斯和布鲁姆、奥地利的鲍威尔和伦纳、比利时的王德维尔德等人一起，被称为继伯恩施坦之后20世纪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在布鲁姆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社会党曾经拥有的盖德奠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饶勒斯奠定的改良主义传统的融合，也可以看到法国社会党的分裂和独立（如1921年从社会党中独立出法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党的精神气质中所留下的烙印。不过布鲁姆最终是饶勒斯思想的继承者，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主逻辑的扩大，社会主义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而不是从历史进步方面被确证为正确的理论和实践。所以，布鲁姆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的，必须用饶勒斯关于民主、人道的思想加以补充，因为人道主义的观念是整个文明进步的原则，它为道德、习惯和权利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基础。
布鲁姆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以饶勒斯的人道思想为基础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历史结果，而且也是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道价值的体现，是这些价值和原则的社会或政治实践。
布鲁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本上融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饶勒斯的人道主义批判。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分析。他说道：“我们完整地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证明“经济事实，即所有制的形式，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现象，日益对现代社会的进化起支配作用，日益对它的制度和它的政治关系起确定方向的作用”
。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必然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尖锐化的对立最终会为社会主义积累革命性的条件。所以，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初始原则”的。另一方面，他还补充了饶勒斯的人道思想。他指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从根本上违反了人道原则，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否定”，因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道德或价值上都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许拥有比历史上在它以前的任何制度更多的抵抗力，但是马克思向我们指出了它在自身内部包含着促使它消灭的逻辑上必然的原因和条件”
。而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根本上改变这种违背历史必然性的、违反理性人道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实践。
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一文中，布鲁姆明确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和饶勒斯的综合立场。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教导我们，事物的必然性是对我们有利的，它的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注定要使当前社会倾向我们所设想的那个新社会的，集体财产的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正如婴儿是在母亲的腹中长成一样”
；另一方面又指出，“饶勒斯教导我们，社会主义是对人类本性的最深刻的要求的反应，是对那些与人类同样古老的感情的反应，这些感情经常受到生活的伤害，经常被社会摧毁，但是它们构成普遍的道德”
。通过马克思的证明，社会主义有了历史的必然性；通过饶勒斯的辩护，社会主义有了道德的合理性。布鲁姆认为，通过单纯的历史必然性，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因为“必然发生的事物不一定是公正的，不一定是能满足批判的理性和道德的”；同样，单纯凭借道德合理性，社会主义也会缺乏历史实践的基础，因为违背历史法则的道德和价值理想必然陷于空谈。所以，社会主义既是那种摒弃资本主义化的过去或传统的努力，是使“制度和法律准确地适应当前的经济必要性的努力”，又是“关于社会的一种纯粹理性主义构思的结果”，是实现社会公正或社会制度与理性之间协调的结果。他指出：“社会主义因此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道德，而且几乎是一种宗教”
，它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与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完全符合人性设想”的社会。
因此，在布鲁姆看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产生的社会革命不仅是经济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的理性和道德的要求的永恒进步。不过这种社会革命不只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苏维埃政权，它的根本目标就是饶勒斯所说的民主原则的彻底实现。如果缺乏这一目标，很可能“摧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却没有摧毁资本主义本身”。他认为，苏联就是这样的例证。有鉴于此，布鲁姆主张，必须赋予社会主义道德或价值的原则性尺度，才能在具体的实践中不至于歪曲或误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正因此，布鲁姆指出，这种秉承人道原则的社会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既可以通过革命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只要有利于人道和民主的真正实现，任何基于历史必然性或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社会实践都是社会主义所能容忍和采纳的，而不是囿于一定的形式和路径。
布鲁姆一直声称自己的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饶勒斯的唯心主义的综合，而法国社会党所秉承的就是这种综合性的社会主义观。饶勒斯首先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的经济的唯物主义”并不妨碍人们对历史作出道德或价值的唯心主义解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布鲁姆继承了饶勒斯的看法，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的经济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现”，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基础，其他所有一切社会关系诸如国家、法律、道德乃至宗教在本质上只是这种生产方式或经济体系的政治性的、观念性的或伦理性的反映，随着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理性与正义等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变化。他甚至说：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起作用，更有威信了”；“它的任何一个基本论据都没有因为事件的进程或思想的运动而被击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基础完整无损，与其说它由于时代的发展而被削弱，不如说是更加巩固了”；等等。
尽管如此，布鲁姆还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表述方式上仍然存在歧义和含混之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历史规律的学说，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作为涉及历史的哲学，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某种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当作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如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将马克思思想体系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必然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与某种世界观联系起来，将这种世界观强加给那些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或行动者，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法国社会党历来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取决于任何哲学的和宗教的差别的”
，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是多元化的，社会党的世界观和思想纲领也是多元化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党的传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垄断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权的，是反对党的思想基础的一元化的。布鲁姆甚至抨击那些恪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信条的人是对马克思的“偶像崇拜”，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蒙尘”，他说，“如果说今天有某种事物使马克思主义蒙上阴影或受到怀疑，那就是它的某些信徒所宣称的过分的精神上的虔敬，那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文献普遍存在的狂热和偶像崇拜”
。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是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被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和政治实践所损害了，“但是我相信马克思会胜过他的误入歧途的或堕落的门徒”。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对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性的解说或注脚，布鲁姆便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隶属于这种社会主义所援引的更高的人道主义原则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人性”的完满实现，是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公正而实现人的幸福，通过自由而实现个人之间的和谐”的社会；维护和发展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公式”和“内容”，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基本观点和法国1789年革命的古老原则”的结合，是马克思辩证法和饶勒斯的观念论之间的合题。“马克思辩证法向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地（我不想说是命定地），也就是按必然性的逻辑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进化中产生出来；饶勒斯的唯心主义向我们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存在着自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贯穿人类的所有伟大思潮的终点和成果，这些思潮包括精神流派和信仰流派以及对公正、对人道、对人的慈爱心的渴望。”
对于布鲁姆来说，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辩证法的主旨和目的就是赋予那种体现理性、人道和民主价值的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社会限度和被克服或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然而要使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替代性的历史道路，就必须以人道主义的原则和价值作为其道德合理性的支撑和证明。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布鲁姆之所以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先驱，乃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所作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或“修正”。因为在布鲁姆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经济的唯物主义，因而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不能确保它自身一定符合人道的价值理想，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或道德空场”做人道主义的补充和修正。布鲁姆与法国社会党所代表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人道主义修正可能与当时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形象有关。
我们知道，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是由诸如考茨基、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阐述的，它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以至饶勒斯自我概括道：“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歇莱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予思想以充分的活力，希望将迫切要求统一的思想和神秘的宇宙密切结合起来。”
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那里被解释为关于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的科学，而忽略或否定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无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自由等人道主义或人类学主题的深刻论述，所以，布鲁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补充还是有一定的缘由和道理的。
然而，布鲁姆也许并不知晓，他对用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或观念已经蕴含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之中，对于熟悉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的人来说，马克思思想根本用不着做人道主义的补充或修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批判，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人道精神，以至他将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称为“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
但布鲁姆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饶勒斯的道德理想的综合在实践中就是对法国社会党据以行动的一系列理论原则作出修正主义的调整。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国际存在革命和改良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布鲁姆声称，在法国和欧洲，只存在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但他对诸如革命、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等都作出了修正主义的解释，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范畴。例如，在对待改良和革命的态度上，布鲁姆提出“改良即是革命”，革命可以是暴力性的，也可以是合法性的；又如，用“阶级行动”理论取代“阶级斗争”理论，为法国社会党走议会道路和工会道路，参与组阁，诉诸改良的政治实践奠定理论基础；再如，用“行驶政权”概念替代“夺取政权”概念，在实现普选权的国家可以走议会民主道路，行驶政权，达到温和左翼的改良目的。布鲁姆的观点折射了当时法国社会党所采取的方针策略。
在布鲁姆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和理想是关联在一起的，与人权和公民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想是关联在一起的，马克思为这种社会主义奠定了历史的和经济的必然性，饶勒斯为它奠定了道德和价值的合理性。
1948年布鲁姆为《共产党宣言》的法文版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共产党宣言》的作用与意义。他指出，《共产党宣言》历经百年的历史，依然是诸多人推崇的基本著作，这部著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久经考验，历久弥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论据都不会由于事件进程与思想波动而失去生存的空间。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将成为诸多人所尊崇的“法典”、行为的准则。但他同时在序言中指出，假如有某个事物使马克思主义遭到质疑，这个事物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过度虔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的偶像崇拜。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相通之处，而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却使马克思主义蒙尘。
总之，在法国社会党的历史上，布鲁姆是继饶勒斯之后另一位对党的理论和政治路线有着深刻影响的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中间偏左路线，以及试图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修正主义的综合，很大程度上是饶勒斯及其后继者布鲁姆遗留给法国社会党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