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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初始反应中突出的一点是，他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系中要负责。关于这点，当事人们以不同方式来描述，一位退伍军人写道：
我在你的存在中迷失了，特别是当我被告知我可以和你谈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可以坐着或说话或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的印象是我被孤独地留在那里，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着我的问题。但是我很快发现，通过谈论我的犹豫不决和我的问题，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的问题有我自己的动机，而不是我的咨询员解决了这些问题。（117，p.141）
看起来治疗关系中有些咨询员的结构化，这可能部分造成了当事人的孤独感。当他以自己的步伐发现责任时，就不会有这种反应了。另一个在咨询中和在探索时感觉自己恼怒——也许是一个特征反应——的退伍军人，认识到了对自己负责的价值所在：
咨询员试图让我自己为自己思考。有时候他的沉默会让我发怒，但我觉得他可能有什么目的。
因为他的沉默不能给我答案或意见，我必须越来越深地钻研自己。也就是我，答案完全在我这边，如影随形。（117，p.140）
还有一位当事人在不明确的期望和负起责任的现实体验之间摇摆不定：
一开始我希望发现他希望我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我试图看透他，或者更希望自己能诊断我的情况，就像他一样。那没成功。我做了所有的事情。（117，p.141）
迄今为止给出的反应都是引导治疗的，或使治疗可能发生的。在探索态度的过程中，当事人一开始体验到的是他被安排的这个过程会让他自己发生改变，这一点是他没有看到的。他对自己朦胧看到这些改变既渴望又恐惧。这种态度由一位结束治疗的当事人如此描述：
我记得在访谈中第一次提到同性恋的时候我十分紧张。我感觉自己的心在下沉，沉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以前从没到过、从没去过的地方。我觉得我对那次的访谈的害怕程度超过早期的任何一次访谈，因为在访谈开始前我就害怕会涉及那个主题，又害怕不会涉及这个主题。我很惊奇的是，在这些条件下我很快就谈到这个主题了，特别是在谈了担心别人的关于我和咨询员关系的议论后（而这是我之前错误理解的）。我仍然记得咨询员温暖、接纳的嗓音，我感觉这种接纳比我表达的恐惧多，但还不足以让我感觉到完全没有威胁。
这个探索时期经常出现的一种体验是自我的不稳定感。在可以自由地谈话、自由地表达态度后，当事人们会发现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矛盾。哈尔小姐给出了对这种感觉的明晰的陈述，她是一位老师，在几个月的咨询后，自愿写下她对体验的反应。与其他大多数当事人不同的是，她后来听了自己访谈的录音，并读了记录。她如此总结自己的体验：
我知道这是一个主观的报告，而且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精确地描述“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认为我的报告是有价值的，因为在过去的8个月内——从咨询开始及在咨询期间——我感觉到我已经变得能够做到真诚，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在咨询中，真正的真诚。对我来说这好像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能够这样，真诚地面对自己和任何事物的关系。因为在我对其他事物真诚之前，我必须首先能够真诚地对待自己。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形。在第二次访谈中我先说：“两三天来我都想说些事情——纠正不完全真实的印象——这些事情是我不喜欢的。接着我想——噢，管它的，这没什么区别。”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很为难，因为我既相信又不相信我以前说的东西。我看不出不稳定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真实的。一开始，存在于我对自我的感觉（在会面中所说的）以及我对自己的看法之间的不稳定是最让人苦恼的。后来，一次访谈与另一次访谈间的不一致让我大伤脑筋。我第一次享受到真诚的快乐，我不喜欢这很明显的不真实。
我不能说后面的陈述比先前的更加真实或更不真实。在咨询后期我试着对一个朋友解释。她说：“你的意思是你后来发现你以前说的东西不是真的？”我说“不”，她说：“那你的意思是仍然是真的？”我不得不又说“不”。我对她和对我自己感到有些恼火，因为我不能满意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东西比不一致更加深刻，这些东西让不一致产生并允许不一致是真实的。
也许对治疗的一种解释是不一致本身被认识到、面对和重新检查的，而自我被产生一致性的方式改变。
和咨询员的安全关系完全地免除了任何威胁，让人们能够真诚地表达即便是不一致的东西，使得这种探索不同于日常对话。一位当事人说，她对朋友们谈了她所有的困难，实际上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说的事情其实是真正困扰我的事情以外的事情。”把治疗访谈看做一个能够直接地谈论他们关心的事情的地方，这种对治疗的感觉看起来是这种体验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不是说当事人要把所有让他们关心的事情联系起来，或者他们要尽力这么做。哈尔小姐在读了她早期咨询的记录后，表达了绝大多数当事人共有的感觉。谈到第四次访谈她说：“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是我说的，而是说它们只是我想说的1/10。”
这点可以扩展为，当事人仅仅只能表达他体验的态度和情绪的一小部分，而且他在治疗中所想到的也只是治疗给他带来的结果的一小部分。埃特太太提到第三次咨询时这种让她惊奇的体验：
当事人： 接着我注意到这一点：前两次我离开治疗室的时候，就好像我，不是我离开了你，那之后我仍然自己给自己进行治疗。（笑）我对自己说话，这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我发觉自己对自己说话，而且我会说——啊，换句话说，访谈的效果没有因为我一出门就消失，这让人感觉爽快，我能说，我后来发觉自己非常兴高采烈。
咨询员： 在访谈结束后还有些事情发生。
当事人： 就是。这是让人激动的事情。它让我感兴趣，因为一般来说在任何访谈后你去做自己的工作或者思考的时候……
也许正是这种持续的效果，当事人意识到在他的体验中有些新的过程发生，让他满带惊喜地坚持咨询，即便要面对深层的痛苦。在咨询中心做的一个为期3个月的研究发现，在1 500次预约中最多只有3%的是中断治疗。其他的当然是改变了时间，但100个人中只有3个没有再来。考虑到所有联系完全是自愿的本质，以及经常有人感到强烈的不适和咨询员不够完美的处理技能等因素的干扰，有这样的记录是令人吃惊的事。这也是让当事人吃惊的。埃特太太在第七次咨询谈到了这一点，可以作为很多人的代表：
我对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坚韧感到吃惊。我一般开始做一件事情尝试一两次后就用各种各样傻乎乎的理由放弃了，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没有帮助，没什么好处，我指的是艺术、音乐等等。然后，啊——我来到了这里，我想这是我的第七次或第八次来这里吧，而我心里一点疑惑都没有。我来这里就像我只是——就像你必须到漂亮的客厅一样，或者，喔，这是基本的。（笑）你知道这是愚蠢的，虽然在某些方面这是可以的，因为我发展我的人格就像我发展我的外表一样。我来这里就像我会——我的意思是我就 来了 这里，我不能理解我 为什么来 这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开车来到这里。来这里要费不少劲儿。这意味着要为孩子们准备好，女仆会照看好他们，准备好食品，开车到火车站，早早起床，像个疯子一样冲出家门，孩子们不愿意让我走。所以这要花力气——真的很费事，但是现在这些事情不像以前那样让我丧失勇气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就真的像一次我神秘的旅行。（笑）
口头探索态度和问题的结果是发现当事人曾经体验过但是他否认了从没有意识到的态度。当事人把这说成“谈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试用其他的话来描述他们的体验。一位教育程度有限的当事人这么说：
一开始我对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感到困惑，但是咨询开始后我看到它的效果就在于让我深刻地挖掘自己，并且把我几乎不知道的困扰我的事情带到表面上来。我知道实际上每次开始的时候我都无话可说，可是随着时间过去，我说得越来越流畅。
哈尔小姐生动地描述了对父亲的怨恨，而她否认这种怨恨现在还存在，而对父亲的爱，是被更深地否认的，这些在现在都被发现了。下面是她第21次咨询的录音片断：
说我恨我父亲仍然是——去年的话我不能同意的……我感觉我已经摆脱这种恨了，但是没有——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我说，那是我在军队里的日子，我感觉不到自己恨他，虽然人们提起他的时候我会觉得恶心。在那以后，喔，直到去年我都没感到自己恨他。我想通过我那么说并且转到其他方向我就不恨他了，但是有些事情不证自明。但现在我开始考虑——至少我能相信最近几次的咨询——说我既恨他又希望自己喜欢他，有时候甚至会想念他，特别是有些在我自己身上显现的特质，这些特质是以前我感觉我应该憎恨的，因为它们来自我的父亲。
请注意即便是接受了这些态度她仍然是心存疑惑的。她说：“至少我能相信最近几次的咨询。”而不是相信这些态度是真实的。这些态度仍然被她看做是身外之物。接纳被否认的态度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是痛苦的，这在以下的小节会提到。发现自己现在的态度和情感以前已经体验过，但从来没有被意识认识到，构成了治疗最深刻和最显著的现象。一位退伍军人以第三人称简要描述了这种体验：
在咨询中，他被迫在他自己心中承认有些事情错了。他开始考虑并且实际上承认有些他以前从未考虑承认的事情。他开始看到他所有行为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他经常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自己做过的事情。（117，p.142）
当这些被否认的体验被带入意识中，一种我们称之为自我重组的过程就成为必要。当事人的自我形象受到扰动，要承担新的体验。如果这些体验只是与自我有些许不一致，这可能只是非常轻微的改变，或者这会变成最激烈的重组，这时候自我和现实关系中的自我改变到几乎没有什么部分是没有触及的程度。在第一种情况下只会有中度的不适。在艰难的重组中，当事人要经受最痛苦的折磨，完全的混乱。这种痛苦也许与人格结构的快速改变有关，一天变成了一个新人，第二天又回去变成旧有的自我，只是为了发现细小的事件让新的自我又恢复旧的经验单位。我们尝试从某些当事人的陈述中刻画出与这种重组有关的感觉。
首先来看看这位年轻的、不太识字的退伍军人，他发现治疗给了他更多的是对自我的现实感，而不是安慰。这有些不舒服但是程度不严重，他如此描述自己的体验：
对咨询我能说的是，它真正让人剥开自己的心，当一个人这么做了以后，他就知道了他自己的真实面目和能做什么，或者至少他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超过我自己的真实情况，我现在知道人必须从自己的水平开始做事情。
现在，4次会面后，我对我自己和我的未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让我感觉有些忧郁和失望；但另一方面，这让我走出了黑暗，负担轻了一些。这就是我现在能看到的自己的路，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知道我现在能够做什么，我能看清自己的目标，我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工作得轻松一些。（117，pp.142~143）
另外一位退伍军人重点描述了他经验中情感的激烈摆动，在咨询的这个阶段这是常见的：
我开始谈论困扰我的事情，中途，L先生把我散漫的思维总结为几句清晰明了的话——我心中的很多思想和恐惧是含混不清的——我不能把它们变成准确、明了的话。恐惧是占据我思维的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清晰地认识到。我不能把它们变成对我有意义的话。
L先生接受了这些思维和恐惧，并把它们变成我能理解和明白的话。这样做我就能够看到它们的重要性。有些我害怕的事情现在看起来没有它们实际上那么重要。恐惧，由于战争，还是合理的。我需要帮助而L先生给了我帮助……在第二次会面时我第一次出现了犹豫。他用几句话把我含混思想的真正含义告诉了我。我突然全身出汗，颤抖不停，还有些惊慌。这几句话为我开启了一扇门。当我走出来回到大街上，感觉就像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人们看起来不一样了，更有人性，世界是一个更好的、适合生存的地方。
在学校里我运用了一些我学到的东西，发现它们还真有用。我和其他学生相处更加融洽，有时候恐惧和紧张几乎消失了。有时候，恐惧和紧张仍然出现，不过是如潮水般来了又去，当我努力的时候，它们就走了。
在随后的会面中我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多，直到现在，我们的15次会面，我告诉了他真正困扰我的事情——我以前告诉他的困难都与这个主要的困难有关。
一夜之前我写了另外一篇小说，6年以来第一次我在里面说的东西都是我想说的。写得很好，我的朋友们证实了这一点。
驱散这些恐惧、紧张和相关的痛苦是一种即刻的放松。（117，pp.145～146）
哈尔小姐对深刻重组的体验做出了总结，她的生活和自我的大部分都与对父亲的恨有关系。当她认识到这一点，她用自己的话否认了相反的情感，以下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
第18次访谈给我带来了混杂的情感。在这次访谈中我逐渐开始说我有时候也喜欢我父亲。
我接着感觉到我好像来到了可怕的山谷前，我后来以为这是我给自己布下的陷阱。当我问道：“那和我整个生活的基础有什么关系？”我几乎不能言语。我的感受如此深刻无法形容，我已经达到的这一点和我曾经知道所能达到的距离如此遥远。绝望、恐惧、哀伤——所有都比我以前体验到的要强烈——就在这个问题的后面。
会谈一结束我就想回带重听一边，就像我们偶尔会做的一样。我记得躺下来听带子，当靠近那一点时，我开始发抖，我害怕我说了：“我爱我父亲。”我想我从来没听到我等待的那一刻。我睡着了直到带子放完。醒过来的时候，我感到害怕、不快。在后面的会谈里，我开始说的都是这件事情。整个以后的会谈，我变得愤怒和混乱，害怕我下面会说或做的事情。在其中两次会谈间，我真的惊恐发作了。这是一种不整合的体验，虽然结果是变得整合了，但是那时候是很难忍受的。接下来的3次访谈中我试图逃离，但是怎么可能否认已经被启蒙的体验。直到第22次访谈，8天以后，我才可以冷静地处理这件事情。
请注意第21次访谈的失整合感（见前文），在那次访谈中，哈尔小姐开始接受这些矛盾的观念。在这时候（18次访谈），被否认的体验得到了组织，它们对人格产生了混乱。那个问题即“那和我整个生活的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每个当事人面对被深层否认的有意义的体验时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作为结果的混乱被哈尔小姐在第21次访谈中描述为：“我进入了无组织状态。”这种流动性和无组织性是很难承受的，即便它预兆着自我组织中不适应部分的丧失，并有可能保持一种更加有效、更少脆弱的人格结构。
对这种失组织感和重组感的进一步描述是阿尔弗莱德在第16次访谈谈到的，他第一次来做咨询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退缩的学生，与世隔绝，充满幻想。在这次访谈中，他不仅仅谈到了内在的冲突，同时也意识到了重组的结构，虽然本质上是痛苦的。
我当然认为现在问题比以前要清楚多了——然而——也许——这就像春天池塘里的冰破了一样，这是——当事情更加接近——而池塘更加接近于什么都没有只有清水，但事物也许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与以前有冰覆盖的池塘比较起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最近就像在可怕的浓雾中，可是我的确感觉比以前要好得多，因为以前我没认识到关键的是什么。但是也许这些浓雾和所谓的困难是由我内心相反的力量造成的。你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让某个人变成超人，而是突破和重组正在进行的、让事情变坏的东西。所以我比我想象的要好。
自我重组过程中有一部分是让咨询员难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倾听当事人的体验的话，这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晰。这是事实，虽然当事人能够在探索知觉域方面做出显著的进步，能够把意识之光带到迄今为止否认的情感和态度上，能够朝着积极重建自我的方向前进，但在这些过程中相伴的情绪似乎与这些达到的过程无甚关系。在深刻显著的领悟后，当事人会坠入最黑暗的深渊中，想到自杀，感觉绝望。当冲突和问题看起来要解决的时候，最初的紧张和不适没有任何要减少的倾向，反而时常显得更加明显。也许埃特太太的描述可以说明这一点（见图3—1）。她已经获得了显著的领悟，但是她说出了自己的一种冲突：
图3—1
当事人： 也许这就是我本周所感觉到的，我不知道，但是每件事都让我非常、非常紧张。
咨询员： 这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
当事人： 是的。在我心里我在画一张图。也许整个事情是，嗯，我很——啊，我一点程度也没有（显然是指没有放松程度的体验）。看就在表面下面，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看。（她画了一条波浪线，见图3—1，第一阶段）现在，当我来到这里我感觉我已经理清它了。看。（她把波浪的一部分阻止了）我在这个程度上（她在更高水平上画了一条新的、更短的线）但是仍然是这样。（波浪仍然是汹涌的，见图3—1，第二阶段）现在我正在不断地走，不断地走，到更高的一级，看……现在当然还有那些感觉（汹涌）。但是我有一种进步感，我生活的那一部分阻隔开了，就像这样，已经谈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阻隔开了……然而我不能把这个水平平静下来，它仍然在那里，仍然波涛汹涌，但是这是一种带着这种汹涌的心情取得进步的感觉……（见图3—1，第三阶段）这当然是一个进步，这不是就像我感觉到的，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没希望的，像我以前那样。我说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但是所有的事情还是没希望的，……但是换句话说我感觉到，啊，经过治疗所要发生的是，我将要继续向前直到没有这些起伏为止。（第四阶段的图）
这个描述有助于认识到内在的紧张和起伏是如何被体验为治疗过程的。“起伏”和“绝望”作为整体的体验从治疗开始就存在，不断地出现，到后期仍然有激烈的起伏。这位当事人试图把治疗中的体验画成图。从整体上来说，在治疗的后半部分体验到的不愉快、恐惧、抑郁，要超过前半部分。并且会有相当激烈的摆动，摆动在兴高采烈和不愉快之间，或者在自信和抑郁之间。这是一个规律而不是特殊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当事人在治疗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体验到的情绪——也就是说，决定的态度——是一样的。
这种自我重组的体验和心理剧有些类似。当事人正在尝试着，在语言和象征的层面上，新的自我、新的行为，而又为此挣扎。在咨询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当事人很少说出这种体验。这里我们再次引用哈尔小姐的例子。当她尽力要发现与她的知觉体验相匹配的、自己对父亲的真实感情时，她把咨询当做是一个尝试的场所。在第19次咨询中，她说：
上次我使用治疗时间的方式与我通常的做法有些不同，因为我正在尝试着对自己说话，然后看看说的是不是真的，或者我能知道它是真的在我说了以后……有些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感受，看看是否它们起到好的作用，它们是合适还是不合适。
与人们预测的相反，进步在一开始就被当事人体验到了。他会发现他讨论的事情的重点，有些被否认的体验已经被接受，不再造成他的痛苦和焦虑，鼓励他继续向前。对人格的一部分的重建的认识，以及从此得到的新行为，是建立当事人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的基础，并让他进一步探索自我。
我们要再一次借用哈尔小姐对此过程的描述。在第四次咨询时她讨论了她情感的改变，这主要是通过宣泄达到的：
能这么轻松地谈我去年都不能想的事情，感觉真好。这些事情需要说出来，摆脱掉。去年我不断地想，摆脱疾病的感觉是多么愉快，今年在我做白日梦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说：“嗨，不，这不是我想要的。”
她也谈到了行为方面的改变，这更增加了她的满意度。她描述的那次咨询发生在还不到整个治疗的1/3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还在前面等着她。但是重要的进步已经被体验到了，正如她在治疗结束后的总结里写的：
我对几次咨询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至于治疗结束后我还经常想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快乐、激动、兴高采烈和在第七次时我感觉到的自我满足的高峰，那时候我能面对别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治疗师，我有这种感觉很多年了：每个人都会以为我表达的是同性恋倾向。我感觉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证据，证明我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或者，和他们想象的我相当不同。我记得我多么敏锐地感觉到我自己的快乐反射在咨询员的眼睛中，那是我第一次在咨询室正视他，那是我从第一个小时开始就想做的事情。在这次访谈中，我第一次想到了咨询的结束。在那之前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会情愿离开这个安全的、令人满意的环境。
这种进步和成就的感觉不仅仅是在高兴和快乐的时候才体验到，同样在路途黑暗、最困惑的时候也感觉到。埃特太太在对自己绝望的时候，如此说：
我正在沉入坟墓。就是这样，一点点地我正在走进坟墓。所有的事情都对我闭上了门。（停顿）如果我能突破这些围墙。（停顿）但是实际上还没有，我来这里得到了帮助，你看，所以也许我必须继续来这里。也许这会帮助我摆脱这一切。这不是全部，那幅画解释了我怎么感觉的。我已经清理了一些东西。
显然，即便在她感觉退步的时候，进步的体验仍然伴随着她，并且支撑着她，这是大多数当事人的特点。这并不是罕见的，最黑暗的情绪和最深刻的绝望往往在治疗结束前不久出现。更深刻地看，我们可以说，要面对最具威胁性的被否认的态度，当事人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它来自对一件接一件事件的解决的认识，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新体验就可以被吸收。但是这些基本的否认仍然是让人烦乱的，当被带到咨询中时，所有过去的自信不能避免当事人坠入绝望的深渊。因为当事人发现他人格组织的很多部分是虚假的，而且必须痛苦地重建。虽然如此，这种沮丧情绪的背景是内在重组中的一系列重要的进步体验，看起来现在的探索是黑色的、悲惨的，但是这种探索发生在积极的设置中，它们对当事人来说，也是整体体验的一部分。
当事人如何来体验治疗的结束？在治疗的其他部分，我们发现当事人对这一阶段的体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治疗结束前的倒数第三次访谈，埃特太太总结了她关于治疗结束的暂时不安的感觉，以及惊人的自信感，而仅仅几天前她的情绪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低潮。在访谈的开始，描述了她和丈夫有关她明显重组的危机行为的长谈，但是她此时总结了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个片断来自第13次访谈记录：
当事人： 我要告诉你我对来这里的感觉。我认为我没必要每周来两次。考虑到时间，我更乐意一周来一次，只是一周谈我的问题一次。接下来，如果一周一次顺利的话，那么我就会觉得我好了。唯一一个我不停止治疗的理由，虽然我现在就觉得我不需要治疗了，就是我只是希望维持最后的一些波浪，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咨询员： 在你退出之前你希望能确定你真的好了。
当事人： 如果这是这些安静的星期中的一周，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我还必须每周来两次，或者三次？我希望不是这样。
咨询员： 大体上你感觉到你接近结束了。
当事人：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人怎么做决定呢？
咨询员： 就像你做决定那样做决定。
当事人： 噢，是这样啊，就只是感觉到你没必要来得那么频繁就行了？
咨询员： 如果你喜欢把它叫做退出的话，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退出好了。
当事人： 嗯哈，那么以后，就不再回来了，啊？
咨询员： 噢是的，如果你感觉想这么做的话。
当事人： 也就是说我比你有优选权，是不是？
咨询员： 噢，是的，是的。我们不会关上门锁上锁，我们只是在说再见，如果你感觉到还想和我联系，请自由地和我联系。
当事人： 我的意思是，我感觉到我已经克服了差不多所有困难，并且，嗯，我想一个人可以不停、不停、不停说这件事情，如果这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话。我想说的意思是，如果治疗没有开始，我认为它开始了——我稍微有些平静了，这对我来说很突然，因为上一周，噢，是上星期二，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正处于可怕的状态中，就是这种可怕的状态。我想到了自杀，这是我大概有一年左右没有想过的事情了。但是那个星期二的晚上，也许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或者诸如此类的，你知道，陈词滥调。
咨询员： 有些时候是，（当事人：是吗？）有些时候不是。我的意思是，这很有趣……
当事人： 是的，但是我真的达到了低潮，而且看起来有些肤浅，三四天后我恢复过来，而且感觉到像是换了一个人。但是我想也许我是达到了一个情感的——我揭示我的情感，我不知道揭示前我的情感是什么样的，但是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咨询员： 达到了你必须对整个情况做点事情的那一点。
当事人： 是的，我意识到了那种情况，我必须摆脱它，而且我做到了，星期二晚上，我没有坐在那里说：“哦，阿诺德，让我们说出来，让我们发泄一下吧……”我没有那么做。我对他的恨是那么深刻，以至于我已经变弱了。真的我是那么软弱——我说了些事情，他误解了我。接着我误解了他，我说：“阿诺德，我们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对吧，阿诺德？”他就说：“呃，让我们谈谈吧。”于是我们坐下来谈话。因为他采取了主动，我和他谈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事情说开之前我恨他，我不能和他谈话。“哦，他不会理解的”，“我们不在同一个水平上”，我对自己说，“让我们离开对方。我不能忍受和你在一起，你让我发火……”然后突然，我说：“阿诺德，你知道吗，在性别上我觉得比不上你。”的确是这样。我能告诉他的就是这一点。这就是，我想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要承认的整个思想，不是对我自己承认，因为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而是把这种想法带出来向他承认，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
咨询员： 能够承认你认为你最深处的软弱。
当事人： 是。
咨询员： 接着说。
当事人： 性别上的不完整感，但是现在他知道了——这就不再重要了。这就像是我带着一个秘密，我想找个人分享，阿诺德就代表了所有的人，最终他知道了这个秘密，我感觉好多了。所以我也不再感觉不完整了。
咨询员：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被迫知道和接受。
在治疗要结束时，当事人体验到恐惧、丧失感、暂时的不情愿来独自面对生活，因为背后没有来自咨询的支持，这不是罕见的情况。这是哈尔小姐描述的离开时的情景：
第23次咨询，这是我想要做的最后一次了，是最伤感的一次。我感觉到自己需要同情、安全、保证——所有我通过非指导咨询相信的东西都是“错的”——而且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确定我的咨询员也一定是这样的。在这次咨询中我完全忘记了以前咨询所取得的进步。在那个地方充满着疑惑、羞耻和深深的沮丧。所有的访谈中，这是唯一一次我不想再经历的。
这次访谈的气氛是如此的忧伤，以致她不能就此停止治疗，所以要求再做一次访谈。在最后一次见面中，她的态度恢复了基本的自信，只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恐惧。她的恐惧的基础在她10周后写的总结中提到：
我没有完成整合及重组自我的任务，但这只让我感到困惑而不是沮丧，现在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是过去的6周咨询里我不知道的，那时我害怕咨询结束，因为那时候我想，不管我的结论是什么我都要留下来：“我怎么知道这些结论比我在其他会谈中做出的结论更正确呢？”这几周过去后，我的担心少了一些，因为我看到我的行为反映了一些内在的改变。这些行为让我更喜欢自己，所以更容易接受偶尔的动摇。这是令人激动的，有时候让人烦恼，但深处是鼓舞人心的。感觉到你自己在行动，而且明明白白地知道你要去哪里，虽然你不总是知道那是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