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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一开始时当事人以何种方式感知咨询员受到他的期望的影响，这些期望的范围很宽。当事人可能期望咨询员像父母一样保护他免受伤害，指导他的生活；他也可能期望咨询员像个精神上的外科医生一样，直指他困扰的根基，让他在痛苦中能够抵抗自己的意志。他还可能期望咨询员像个出主意的人，他会真诚地希望、依赖这些主意，或者有时候会希望自己能证明这些主意是错的。他可能期望，由于以前和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员的不幸经历，期望这次新的体验能给他贴上标签，希望自己被认为是不值得尊重的、不正常的、受伤的，而又因此害怕这种治疗关系；他可能期望咨询员是权威，能指导他得到牧师、退伍军人管理局、法庭的帮助；如果他有一些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知识的话，他可能把咨询访谈看做一个他解决自己问题的场所，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而又具有威胁性的可能性。而这些当事人可能带到治疗中的期望还只是上述可能有的期望的一小部分。
我们从一个商业经理的初次录音访谈中抽取出一些话，表明他对治疗关系的期望。他是被他工厂里的私人心理学家介绍来的，那个心理学家通过人格测验发现，他存在过度疲劳和内心冲突。
他说我应该……只要告诉你我告诉他的事情。医生认为你可以纠正我的问题。现在我对浪费你的或我的时间不感兴趣，如果你要告诉我去学学摄影或者诸如此类的……
哦，我不知道要用你多少时间……
我要告诉你任何事情吗？或者我只是坐在这里，做我的事情？
我不知道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值得说的。
好吧，如果你想告诉我，啊，你的建议是什么或其他事情，嗯，啊，我还是想听听。
我是个容易担心的人。是的。啊，你可以对我说：“好，回家去别担心。”嗯，要是这就是答案的话，我可以叫我的朋友对我说，没必要跑这么远来找你。嗯，我有些夸大对你和你能做的事情的感觉，但是我有些不确定，是不是那就是答案，或者对我来说根本没什么答案。
现在，这个人有被治疗师转交的愿望。他表面上很合作，希望给出重塑人格的必要信息；但是同时他给出了大量警告，他会抵抗任何他想要的建议。要提出的是，有这种依赖—抵抗矛盾态度的当事人很难把访谈体验为治疗性的。是否这归结为我们缺乏促进的技巧，还是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很难治疗的，只有时间和研究会告诉我们答案。
另一个当事人，一个学生，把同样基本的期望说得更简洁些：
你让我为自己想想，而我不喜欢这样。我要的是建议。我找了每个人要建议。如果你得到建议你不会失去什么。如果人们给的建议你喜欢，那让你感觉不错；如果他们给的建议你不喜欢，那说明他们是笨蛋，这也让你感觉不错。（147，p.26）
这里，就像对大多数当事人一样，他们发现了期望与治疗实际经验的不同。而这种发现或者引起怨恨，或者有放松感，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反应。
因为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在来咨询前都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有所了解，给出一个说明可能是有利的。在咨询结束后有一位当事人写出她来前的感受，她说因为希望得到支持，她读了一些有关非指导咨询的书：
可能是我太希望自己得到帮助了，我在书中看到的是对一种安全、奇迹般疗法的描述。那时候我忘记了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要点——实质上没看懂我读的大部分东西。在我问医生——用我在这些书中发现的当事人们说的有关这些体验的话——“它痛苦吗？它有效吗？信任其他人有多安全？”这些是我在咨询开始前提出的问题。
所有当事人最有代表性的态度可能是小心翼翼的、矛盾的、害怕的，无论他们有没有关于治疗的知识。
显然当事人们带着各式各样的期望，这些期望很多都与他们的体验不相符合。然而，这些期望在某种程度上会统治他们的知觉。显然上述商业经理会把咨询员看做一个出主意的人，一个会控制他的人，这种看法会维持到一定的程度，即便他没有得到建议并体会到没有咨询员会这么做。同样，上述的女性当事人把治疗关系看做是安全的，有可能发生奇迹般康复的，即使咨询员的态度和行为不能满足这个期望。真正的治疗进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咨询员和当事人以相同的方式感知治疗关系，从而得到促进的。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不断提出问题。我们的经验发现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要告诉当事人他应该如何体验关系。有意义的感知是一种直觉的体验，如果治疗师试图理智地描述关系
的特点或整个过程，不但没有帮助相反可能破坏完整的感知。故此，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咨询员倾向于放弃任何“建构”技术，虽然在早期这是有价值的。
对于当事人以什么方式体验咨询员，已经做过一些描述（第二章）。从现存的来自当事人的治疗报告中可以看出，诸如咨询员的性别、外表、举止等所起的作用比设想的要小。当当事人把咨询员感受为受欢迎的，他会觉得咨询员是温暖的、关注和理解当事人的。一位当事人如此描述咨询员：“她是第一个理解我怎么看待焦虑的人。”
另一方面，当治疗师被体验为不能帮助人的，通常是因为这些因素对当事人来说是缺乏的。一个学生在和第一个咨询员进行了一次访谈后几个月完成了和第二个咨询员的治疗。治疗结束后，他被问到为什么他的问题看起来有可能在第二个咨询员那里解决，而和第一个咨询员的关系破裂了。他想了一会说：“你做的事情和他一样，但你看起来更关心我。”
关于当事人中心疗法咨询员使用的方法，当事人一开始不时会感到迷惑，后来感到有价值。莱普金（Lipkin，117）摘录的一个不复杂的当事人写出来的反应也许可以让这个问题明白：
第一次会面时这种心理学帮助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想：“鬼知道这能怎么样帮助我？——只是说甚至对我来说也不清楚的事情。”我不会否认在第一次会面后我曾怀疑它是否能帮助我。
把我的困惑变成词语和有逻辑的句子，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不能比咨询员沉默的时间更长，我对这些困惑的理解更好了，并且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它们。咨询员把我的有些模糊的想法变成了词语说出来，以便于我对我关心的三件事情有更充分的理解。我告诉他我的问题后，他没有给我解决的方法，而这是我希望从咨询中得到的。我又一次发觉沉默让人很尴尬，发觉有必要想出些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这些方法后来被咨询员改述了一遍，开始有意义了。
在访谈中我的心理治疗师带着我的观念和想法让我理解到在发生什么。他没有对这些观念和想法做评论，而只是对我重述了一遍，让我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讨论的事情对我来说变得更加清晰了、有组织了。到此，我相信我能自己想出解决事情的方法。（117，p.140）
从当事人的观点看，反映态度的优势在于——正如以前提到的一位当事人的陈述——“咨询员的功能就是把我带给我自己，在我所说的一切中和我一起帮助我，让我认识到我在说什么”（见第二章）。
当事人在治疗过程中经历自我的真正重组的时候，他和咨询员及咨询访谈的关系包括了安全感的特殊意义，而这是很容易被任意改变和颠覆的。一位有着自己执著和显著态度的当事人，在不同的办公室会见她的咨询员，而且有时候时间不规则，她提到了对咨询有些部分的怨恨，并如此描述情景（第21次会面，录音）：
比如说，从一周中的一天改成另一天，从一天的一个时间改成另一个，从一个地方改成另一个地方——啊，这些事情不是怨恨的唯一原因，但是怨恨的感觉是到处都没有安全感的结果。而且因为，有时候，唯一安全的是治疗的一个小时，任何改变，不管是在这个小时前，在这个小时后，或在这个小时中间，都是，啊，非常重要的，这超过其他的事情。
在当事人的体验中，如果问题是深层的，体验中唯一稳定的部分是治疗师一小时内不变的接纳。在这种意义上，当事人中心疗法是被体验为支持性的，就像苦海中的一个不会沉的岛屿，虽然它在表面感觉上不是“支持性”或赞赏性的。正是这种稳定性和安全性让当事人体验到治疗，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