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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总结本章，我们最好回到基本前提，并检查它和治疗的联系以及和我们一般经验的联系。基本假设是关于个体能力的，个体有自我发动的能力，能建设性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这个假设还没有被来自治疗领域的研究证据完全证真或证伪。关于临床经验，有些临床工作者宣称他们的经验支持这样的假设；有些对此抱怀疑态度的人宣称，在他们的经验中任何如此对当事人能力的信赖的有效性都是很可疑的。
在此种从科学观点来看令人不满的情况下，我们值得花费些时间来看看在治疗领域之外的其他分散的证据，这些证据与我们的假设有关。当然其他领域有不少的客观证据也有些经验证据。
在一项由李普皮特和其他人领导的对独裁小组、民主小组、松散小组的研究中发现，在民主小组中，领导者的角色是关注和容纳的，小组自己承担起责任，在生产的质量、士气、敌意的缺乏几个方面，民主小组的得分都超过其他小组。在松散小组中，没有稳定的结构，没有领导者的关注；在独裁小组中，行为是被领导者的愿望控制的。这两组的结果都不怎么样（118）。虽然这项研究的人数数量很小，而且民主小组的领导者是真实的，而在其他小组中不过是进行角色扮演，但仍然值得思考。
很多年前，赫伯特·威廉斯（Herbert Williams，223）做过一项研究，把一组品行最恶劣的青少年违法者聚到一间大教室里，正如所预料的，这些孩子的智商（平均82）和学习成绩都很低下。教室里没有其他设备，只是在一张桌子边有很多人读书，桌子上还有很多不同年龄阶段使用的课本。只有两条规则：一个男孩必须不断做事情，其他男孩不允许骚扰他或打扰其他人。这是一个提供了真诚的、有宽泛的现实限制的容纳情景，责任明显是交给了个体。只有在自我发动后才给予鼓励或建议。如果一个男孩做一些艺术活动，他就会得到支持，被安排到一个特殊的艺术班；或者如果他对数学或机械感兴趣，他就会被安排到这些主题班级。整个小组在一起4个月的时间，虽然有些人并没有全程待在小组中，但在这4个月中，教育成绩的测量表明，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年龄提高了11.2月，数学能力年龄提高了14.5月，其他科目的内容也相似。总教育年龄提高了12.2月，如果把中途退出、参加时间过短的3个人不算在内的话，教育年龄平均提高了15.5月，超过预期4倍。这是在一个阅读和其他教育能力缺陷的小组取得的结果。
另一项研究是在战争期间对饮食习惯的研究，在勒温（112）的督导下。发现如果小组是被演讲者催促食用某些肉类——如心、肾、脑——少数人（10%）会遵循建议。在其他小组中，组员们讨论了战争期间物质匮乏的情况，给了他们有关肉类的简单信息，随后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自己做决定。随访表明，这些决定大部分都得到了贯彻，52%的人确实食用了建议的一种或多种肉类，证明自我发动和自我负责行为比指导行为有效。
科赫和弗伦奇关于产业工人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41）。在报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些小组被分配了任务，任务已经精心设计好了，如何处理如何提高效率；另一些小组也分配新任务，但是允许组员们自己讨论、计划、实施任务以解决问题。后者生产力提高得更快、提高程度更高，保持了较高水平，而且士气明显高于设计好任务的小组。
调查研究中心（206）在某保险公司对督导风格做了研究。把生产力和士气较高部门和较低部门做了比较，发现督导者的方法和人格显然不同。生产力较高的部门中，督导和小组领导总是首先关注工人，其次关注生产力。督导者鼓励小组成员的参与和讨论，小组决定与他们工作有关的事情。最终，这些高产出部门的督导者很少督察工作，而是让工人们自己负责。
其他工业研究（62，116，126，207）虽然在本质上不那么客观，但结论与上述两个差不多。很多美国和英国不同地区的工厂都发现，当工人们被信任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他们的效能和士气都会提高。
除了来自工厂的证据外，关于这个主题还有显著的社会经验。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115）描述了在TVA计划发展中利用小社区的自我指导能力的方法。在另外的问题情景中，在训练潜艇攻击力时，卡尔森（Carlson）将军非常信赖个体的自我指导能力，发展了有名的卡尔森突袭队。
处理青少年违法者也有类似的经验。肖（Clifford Shaw）发展了针对违法的区域计划，当他们建立起小组力量时，发现是很成功的。如果领导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他能真诚地接受他人，放手让小组朝着真正的目标走去，结果就是违法者们的社会化。给匪徒、政客、酒店招待机会表达自己真实的态度，给他们完全的自由来选择目标，他们都会选择让小组向更加社会化的目标前进。以下情形则相反：
依靠社区外的人使协会或项目完成、计划、发展、管理并试图为社区制造变化的动机看来没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过去也是这样。这种程式在心理上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把社区的居民放到一个自卑的位置上，而且暗示着对他们的能力和他们对自己福利的关注的严重不信任。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忽略了所有社区的最伟大的资源，也就是说技能、能量及其他人自己拥有的资源……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信任，信任在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自助的组织性和激励性。（183）
在另一个领域——处理健康问题的领域——我们发现了相关的社会经验。著名的佩卡姆（Peckham）试验从另一个有利角度提供了研究基本假设的机会。佩卡姆中心是由一组生物学家创建的一个研究家庭健康和重组的中心。关于促进个人和家庭的健康和富裕，研究小组有很多经验，这些经验与理解心理治疗有密切关系。让我们首先听听处理医学检查的问题的发展：
另一个有关健康检查的显著特点需强调，提出的事实及其意义是用通俗的话向整个家庭说明。没有什么意见是自愿产生的。对外行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寻求什么建议。但是对任何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说——给建议是很重要的——这很困难。实际上“给建议”对处于权威位置的人来说是一种无法抵御的冲动，我们接着试着不给建议并且避免给人留下权威、有特殊知识的印象。就像一个组员说的，“医生就只告诉你该怎么站着”。从那以后让他们自己的知识决定该怎么做。这是个有趣的研究观察，并记录了人们随后的不同行为（经常要牺牲其他方面），家庭智慧被发动起来研讨检查后告诉他们的事实。很少是个人而是整个家庭对检查结果做出反应。这种结果的出现与我们使用的一种技术有基本关系，因为它给了家庭一个机会来练习深藏的责任感。这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新的环境下对满口蛀牙的随便态度会改变，但的确发生了；为什么对无用的超重沾沾自喜的态度会改变，但的确改变了。改变的结果是对个人和家庭都带来了显著利益。实践发现，检查者以做出结论的态度指导、给出建议的话，被检查者家庭经常会没有行动；而把结果留给个体及其责任感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采取行动。这些行动表现一种长期暂停的功能的锻炼。在这种功能的运用中促进了健康。负责任的功能当然也不例外。（145，pp.49~50）
在这种处理下，在对个体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和权利的深层尊重的情况下，90%有障碍的人去治疗了。
基本假设不仅仅在与健康活动有关的事情中是有效的，其核心目的是给家庭机会重新创造生活和丰富生活。对这个朝向现实目标的经验描述与当事人中心疗法理论的思维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类似：
我们的问题是“街头汉”。他是一个没有自我驱动力的人。因为他缺乏动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自我资源。要吸引他到任何组织就已经足够困难了。而要把他留在这些组织内又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他告诉大多数人他是最值得研究的，任何社会组织的成功都要依靠他。
一开始，鼓励人们去做事情的实验方法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一般人们都喜欢效仿更优秀的人。表现出更高、更完美的技能会刺激起模仿的能力并导致行动。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没有用，试验不支持此假设。
根本上，个体仅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并相应地行动。他们可能会崇拜甚至嫉妒外在标准，但是当他们不会使用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即便有刺激也没有用。超过他们能力的技巧让他们害怕，这阻止了而不是吸引他们效仿优秀的人。“老师”的状态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信。我们头18个月工作的失败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个体，从婴儿到老人，愤恨由别人或权威通过训导、规则、建议呈现给他们的任何东西，或不愿显示出对这些东西的任何兴趣（即便非常“中性的观点”也有权威的味道，这让我们的召集工作更加缓慢）。
然后我们仅仅提供一种利于采取行动的环境——给人们一个机会去做事情。虽然有些慢，但是人们肯定会抓住这些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来发展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行动的手段都有共同的特点—— 他们必须为自己做主 。研究者类似售货员或教师的声调会让潜在的使用者害怕。
这个事实怎么反映到组织和就此材料的试验观察的机会上来？
提供成员做事的机会后，我们发现我们应该让他们自己使用这些机会。对行动的出现我们学会了采取旁观的态度。我们这边的任何不耐烦转化为帮助的话，都会扼杀他们的努力——我们自己不得不在自我内心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耐心。除培养耐心外，另一个选择当然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的强迫，最常见的方式是劝说。但我们对自发行动的根源有基本的兴趣——所有生物学家都必须有此兴趣——即便是激发行动的设施，我们也必须抛弃。甚至是诱惑这种最轻微的强迫形式都不起效，因为人们，就算是孩子，都知道胡萝卜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至少我们已经超越了蠢驴！
我们不是说团结、组织、规则、系统、训导、权威、建议是不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抛弃了这些东西的人有什么错。我们不是传教士，要让人们皈依这些东西，而是要寻找事实中真理的科学家。
今天的文明在寻找一种社会倾向，通过某些外在的权威比如说宗教、文化教育、警察等来建立一个系统。生物学家认为，起源于组织生活的规则可保持环境平衡。然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环境中各分支力量的自由性，以便让我们研究的材料中有的规则发挥作用。我们关注的是，在那种力量平衡中，哪一种自然而然地维持了我们研究的生命形式。
本中心是第一个人类生物学研究的实验站。它提出这些问题——什么样的环境能让人类发挥出完全的功能（也就是在健康方面）；完整功能的发挥会对人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倾向（也就是在社会方面）？（145，pp.38～40）
显然中心的研究人员这边有让人们成为他们自己的基本意愿——即便研究人员的价值观并不相同。让人自由选择或抛弃我们认为“需要的东西”，要求一个内在质疑的基本态度，这对生物学家来说不比心理学家更容易。正如下面所说：
他们很快来感谢科学家的关心，科学家关心的是他们使用和发现他们自己的最大能力来达到和维护健康。而且，他们来是要开展他们的活动并且建立新的自我服务点，他们中很多人逐渐地变成了机构中的重要成员。（144，p.78）
没有试验科学家的根本准则——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本质拓展的话，观察者很难保持主动的被动性。在人类生物学中这一点体现在行动会使问题复杂化，但不要让问题发展到超出解决能力之外。
环境的生物学需要迫使我们让成员们自我管理，激发他们自己的活动，他们自己的事物规则。我们没有规则、条例或任何其他对行动的限制，只不过有一张很灵活的时间表。18个月内，表面上的混乱和失调很快变化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点即便对我们这些外来者也是很明显的，一位即将离开的人说，中心的生活就像大自然允许河流根据地貌形成自己的河床及沙滩一样。（145，p.41）
在这个社区内我们看到了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同类假设的效果。这个假设不仅仅是针对当事人的，同样是针对领导者的。
这些收集自不同领域的证据有统一性吗？这些事情，比如人们是否应该吃肾，工厂的车间该如何运作，和我们的心理治疗有什么相关性吗？我觉得有。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完全不同的研究和经验的核心线索，就会发现它们可以总结为一些“如果……那么”的陈述：
如果个人或小组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作为催化剂的领导者营造一种容纳的气氛，
如果真正把责任放给个人或小组；
那么，就会产生负责的和适当的对问题的分析，
负责的自我导向就会发生，
就会有与其他方法比较起来更优越的创造力、生产力和产品质量，
就会有个体和小组的士气和自信的发展。
本章的核心假设，即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师的功能基础是一种已经和正在被其他种类的人际关系调查的假设，无论哪个领域的与之有关的证据都有着显著的、正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