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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怎样看待费孝通的一生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回到一个中国人很传统的观念里去对其加以理解，那就是所谓的阴阳五行相互转化的观念。这只是一种常识性的解释，并非因果，更非必然。
费孝通晚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看人看我》
。这篇文章是针对一本西方人写的有关他的传记——《费孝通传》而做的回应。那本传记厚达数百页，但费孝通的回应文章却简明扼要，笔法上可谓四两拨千斤，叙述中有批评，自然也有表扬，其中用了中国文人儒雅的曲笔，由此而让真正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暗自称赞作者笔下的妙趣和不露声色的批评。我个人以为，费孝通这篇文章所要真正表达的乃是一种自己不太满意的心情，但这种批评人的文章读起来却让人感觉又并非那么剑拔弩张，自然也不会让人读后有不舒服、难以忍受以及伤了彼此和气的感受。这也是费孝通自己向来所遵循的一种做人之道，同时也可谓真正中国文人的批评之道和文人风范，即他早年所说自己为“软心肠”之人的那份更看重人和社会的积极一面而非消极一面的风范
。
针对这本下了足够功夫的博士论文《费孝通传》，费孝通认为“我看别人”和“别人看我”必然有差异性，即所谓的“我看人”是一种看法，而反过来的“人看我”则又是另外一种看法。这里的意思，如果通晓中文背后的意味，就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有着文化差异的两个人，彼此之间如果真的能够看清楚、看明白对方的存在，那又是何等之难的一件事情。这恐怕不是纯粹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知识本身所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丰富人生阅历之中逐渐去领悟真谛而生发出来的一种独特境界。
因此，我们就不能把对于我们来说的他者、陌生文化里的人，甚至是我们很熟悉的人，都看成是只能用一种看法去评价的存在。显然不是只有一种看法。而传记作家往往会陷入一种偏见之中，真实的语境则是，人们往往会因为时代不同、角度不同以及各自经历的不同，而可能出现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对传记主人公来说，传记从来都是“人看我”，即作者去看传记主人公，而非“我看人”，即非传记主人公的视角，但后者恰恰应该是研究传记主人公的人的研究视角。如果是这样，我们究竟应选取怎样一种角度去看也就不是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而只是在看法上的视角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没有一个传记作家不是片面地去看人的，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文字不可能呈现文字所不能书写到的那些方面。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所盛行的阴阳五行的所谓命运流转的观念，又如何不能被用来去观察和理解一个人的一生呢？如果人生只是一种解释，那么五行之说的解释至少是一种便于我们去理解主人公生命史的视角。对于费孝通而言，这种新角度的理解或许就是文化自觉的开始。从根本上而言，这种理解可能会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备的，但从多维度的人的生命存在角度而言，这绝对是一种值得去尝试的理解。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学者在其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化里，经由其一生所构成的一个自我成长的带有悲剧色彩却乐天圆满的解释性循环。
或许，如果用一种回溯性的人生叙事方法，基于中国文化里的五行观念，我们便可以这样去说：从《江村经济》（1939）到《乡土中国》（1948），这中间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而到论及城乡发展的《小城镇大问题》的1983年，这前后又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到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的真正提出（1988），前后一共经历了四十几年的时间；最后到其晚年晚期的“文化自觉”观念的提出，这中间又有十几年的时间（1992—2005）。在此意义上，对于费孝通而言，他的学术生命可谓一个圆满的循环：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这个历程中间必然包括成长与阻隔、幸运与背运的相生相克辩证发展。显然，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不经历一定的坎坷，一个人自然也就不会有另外的一种觉悟、境界和成就的实现，这背后根本上存在着一个思考者对于自我存在的不断超越。换言之，这是从对一个小村落的认识而不断地跃升到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宏大认识上去。我想，只要是生命足够长的学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去完成这样的一种自我循环的生命历程。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因为纯粹学术追求而附带出现的政治人生的磨难，但归根结底，费孝通的学术人生相对而言还是得到了圆满的实现，他也借此表达了他所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的真谛。
人类学需要有一种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也就是既要去理解他者，也要能够理解自身。费孝通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典范，他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在理解自我的同时，也在尝试着转换各种角度去“观看”他者的存在，经过他一生的写作和思考，到其晚年才有一种超越人类学自身的他者关怀局限的“文化自觉”观念的提出。因此，可以这样说，研究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便是研究中国近百年来的转型与发展。在寻求一种“从实求知”的认识中国的途径之余，费孝通思考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可以真正超越自我的局限，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超越，这成为费孝通晚年思想的精华之处。理解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途径或许有多种，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可能算是一捷径。
最后，还是援引费孝通的一首五言诗来结束对他一生的概括：
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
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
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
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首诗中去理解费孝通那时的心境以及一生追求的根本，这恐怕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将“学术作为志业”的心境表达，同时也是一种人生求得圆满的中国式文人的自我情怀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