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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猜想费孝通的晚年可能是无比孤独的，这并不是指他脱离了社会意义上的孤独，而恰恰是说他思考问题的前瞻性之远使其在与众人的思想对话上处在了一种孤独之中。因为在他去想这些问题的那个时代，大约很少有人能与他有一种真正的心与心、灵与灵以及思想与思想的对话。许多知名学者在他面前，也不过像是小学生在请教老师问题一样，不能够真正平起平坐地与他讨论问题——不是不能，而是在知识和学问上没有自信可以去进行这种对谈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小学生去请教老师之时，老师除了按部就班地问答，难有什么真正思想上的激荡，那只不过是一种知识讲解，而非灵性思考以及心与心的传授。所以说，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光靠对话和问答大约很难完全表达得出来，最后我们还是要通过对他经过深思熟虑而亲手写下来的那些文字进行深度阅读、研究和理解，才可能有真正的收获。理解费孝通，实际首先要读懂费孝通。
细细想来，大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可谓费孝通人生中的一段低谷。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中国所有的社会学家都面临着“下岗”或者“转岗”的困境，至少社会学是不能够再持续地研究下去了。但因为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他们似乎又很快找到了一个工作和研究的新领域，这也可以算是在那样一种处境之下的一种成功转型吧。那时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因此都转而成为民族学家。包括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以及林耀华等在内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许多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学者，后来都辗转来到了新组建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新领域的民族问题研究工作。那时，几乎中国最好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一些民族史学家以及民俗学家，差不多都汇集于此一新校之中。可以说，集全国高校精英而新组建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顶级的学术殿堂。我想在这期间，对于费孝通而言，也还是有一次施展才干的大好机会的，他那时被任命为民族调查访问团的副团长，这也使他的研究兴趣从原来集中在汉族乡村社会的乡土中国问题的探讨，逐步转向了对整个中国民族关系的更广泛的人类学、民族学的讨论，这无意之间又使得他把之前和王同惠一起开拓出来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研究又进行了一种新的接续——不再单单集中在瑶族的研究而是扩展到诸多民族的研究上去。
1957年可谓其中最为关键的一年。费先生被打为“右派”，但这期间，他仍旧笔耕不辍，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章。在差不多两年之后，费孝通才和一批知识分子一同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使他真正可以从事正常的学术研究的则是1979年中国恢复了社会学。而在此之后的文章《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可谓费孝通晚年所非常在意的作品。或许在经历过了“文革”、反右等运动后，费孝通终于清楚了人类学的作用究竟应该为何，他认为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是要去运用的，而不是西方所认可的那种纯粹知识意义上的个人追求和享受。而在他后来的另一篇有名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中，对于怎样把中国的乡村跟日益兴旺的小城镇的发展联系起来，同时怎样去发展坐落于乡村之中的乡村企业，以及如何做到农民“离土不离乡”等问题，他都做了极为重要的观察、研究和阐释，并提出了对怎样去看待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小城镇发展的诸多问题的思考。到了1988年，他写作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作为著名的“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的演讲稿。这篇即使到今天在民族问题研究上仍旧有其影响力的文章，在之后三十余年里处理现实的民族关系中仍旧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在他所提出的一种“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构建的框架之下，中国的民族关系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篇文章最后还借用了一个花园园圃的比喻，并以此来形容中国的民族关系就像“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确实，我们并不像很多国家一样，是近乎由单一民族所构成的民族国家，所以我们的民族关系格局应该是犹似各种花草共生在一起的大花园一般的多元一体，当然，反过来的含义也是一样明确，即一体多元，由此每个民族在其中都会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自治的位置，相互彼此和谐共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费孝通而言，这是从他所说的“志在富民”的观念而跃升到“文化自觉”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当然，在这期间，他1991年所提出来的“志在富民”的观念也是他晚年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但更为重要的，可以说具有一种标志性意义的，便是费孝通1992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孔林片思》
。从费孝通后期思想演变的轨迹上来看，这是一篇很精彩且不宜被后来之人随便绕过去的文章，这多少有些像1957年他所撰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篇文章，尽管关心的主题大为不同，时代背景也大有改变，当然文章带来的结果、命运也有所不同，但这无疑是一篇内藏费孝通深邃思想、朴素文辞以及充沛情感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这篇造访孔子墓园的观察和感受性文章，也真正激发了费孝通后来很多关于文化观念的反思。特别是《孔林片思》这篇文章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可以说与当今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之间有一种彼此息息相通之处。我们只有真正阅读过这些文化反思性的文字，也才能真正体会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究竟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未来究竟会向哪里转向以及有更为超越式的发展。另外在《费孝通文集》中的一篇名为《参与超越神游冥想》的文章，底稿实际上是我曾经整理过的并经费孝通亲自修改过的谈话记录，这是1999年的春节之前的2月8日在费孝通北太平庄八号院的家中他面对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诸位同仁所讲的内容，在我依照录音稿初步整理之后，由费先生重新校改数遍之后收入了他的这个文集第十五卷中
。在这篇谈话中，他的思路极为清晰，颇具一种尖锐的反思性，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在调查的基础上就事论事，而是应该能够有一种“神游冥想”，超越一般事实的层面，而提供更多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新看法的研究。
在从20世纪末步入21世纪初的数年之中，对于费孝通而言，可谓实现了真正在思想上从一种“文化自觉”的思考而迈入“美美与共”的理想追求上去的一个过程。在这很有限的几年之中，我认为费孝通最重要的著作除了《师承·补课·治学》
之外，就要数《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这篇文章了。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札记性的文章
，当时就很惊讶于费孝通耄耋之年的思考力和关注问题的独特视角。现在人们离开由玉器构建社会性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而在古代乃至不久的过去，玉器对人的社会性存在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它甚至成为人们自身认同的一部分，古人所谓的“以玉比德”，道理也恰是在这里。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倒是，一个跟“丝绸之路”相关的“玉石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显然是西方人命名的，以此来指代中国古人沿着河西走廊所开拓出来的一条基于丝绸的贸易之路，但与之有着共同性的“玉石之路”则是中国人尝试去自我命名的一条道路，这跟中国文明自身所固有的对玉石的看重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对于这种物质的贸易与文化属性构建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在由西亚、中亚以及欧亚草原所构成的一条宽阔而相互连通的贸易与文化之路的一端是所谓的“青金石之路”，另外一端便是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丝绸之路”，而在古代，作为一个整体的欧亚世界便是因此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中国盛产的丝绸而言，它是西方而不是我们所缺少并专门需要的，我们所真正缺少并在文化观念中极为需要的却是玉石这种珍贵石材，或者说由于中国在文化意义上对玉石有一种需要，因此在向外运输丝绸的这条道路上，同时转运回来的则是包含玉石在内的种种以崇尚玉器闻名的中原帝国所不产或产量稀少之物。
古人俗语中曾经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格言，背后的含义就是使争端能够平和地解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温润之“玉”和柔性之“帛”都是象征和平或者代表文化的东西，因此而内隐着一种象征性的以柔性力量转化暴力的暗喻。
在西方现代文化之中，人们习惯用“管理”（manage）这个词来说明对社会中的人、财、物等方面的控制、安排和使用，即用一种最为合理的资源调配的方法去解决实际生活和工作之中所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和危机，因此，管理就成了一门专业，而从事管理之人也就成了职业管理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会强调理想状态上的一劳永逸，不太希望彼此之间出现任何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就是在纠纷和冲突出现之前，预先地在文化中嵌入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观念，由此，一种自然的暴力解决的冲动便得到了先期观念上的平复，不致酿成因冲突和暴力战争而造成的种种恶果。在此观念前提下才有所谓管理者的治理，否则在处理此类纠纷和冲突时可能既费时、费力，又费钱，得不偿失，事倍功半。因此，如果稍微笼统地来说就是，当遇到冲突时，首先想到的是用另外更具超越物质性的观念来使之有一种自我的超越，像这里用体现和解境界的“玉帛”去引致一种柔性的文化意义的生成，进而不致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难以化解的直接兵戎相见的“干戈”境遇之中，避免最后无回旋化解的余地，而最终两败俱伤的悲惨局面。
而费孝通晚年对于文化问题的此种探讨，从更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他之前“志在富民”理想基础在文化维度上的再一次升华。或者说，在他看到农民口袋里有了钱之后，农民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之后，接下来他就在思考农民口袋里的钱究竟应该怎么花的问题。而这恐怕是只有文化参与其中才能去真正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经济的力量所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费孝通晚年和我们一样都清楚，在今天的社会之中，钱多并不意味着必然幸福，因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完全建立在金钱的拥有这一基础之上的。
我认为，费孝通的诸多作品对我这一辈人而言是有着一种真正思想上的引导作用的，在有很多人和西方接触更多、依赖二手文献阅读的处境之下，费孝通的著作则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在中国做实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不断拓展开去的研究思路，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茅塞顿开，大彻大悟。他的一个“现在是否仍旧是乡土社会”的追问，迫使我用二十多年的时光思考着这一问题，同时也为我自己的新研究领域破了题，引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