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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费孝通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如上这一问题的持续追问，他试图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通过一种“行行重行行”的做学问之路，来实现一种对于书斋式的或者摇椅上的认识局限的超越，由此而试图去洞悉中国文化根髓里的一些新改变。对于费孝通而言，如何可能在一个深厚的强调“私”的道德文化里去重新构建起一种公共意识性的东西，成为他所真切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但很显然，费孝通那么早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将解决方案付诸现实中国社会之中，那显然是有些超前而变得不合时宜了。政治上的风云突变和不可预测，使得他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探索没有能够完全进行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时空转换到了当下，这个问题依旧存在着，且依旧难以根本解决，否则便不会有现在频频听到的城乡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建设中的极为紧迫的国家召唤了。
可以说，晚年的费孝通猛然觉察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一个社会的整合显然离不开文化观念的吸引，由此他将对社会研究的那种从一个水平面的“差序格局”的研究，转移到了一个垂直面的“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自觉的研究上来。现在的一些政治学家开始去研究文化安全感的问题，他们乐于称此为“非传统安全”，即研究那些除战争以外的所有可能引起国家秩序动荡的不安全因素。也许这在未来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学科，并需要有更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其中。但我们如果仔细去阅读费孝通的那些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就可以感受到，费孝通的观念定会为我们对于安全感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更为深刻和周全的认识，因为他从根本上去做了一种社会安全的思考，也就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关系更多地建立在一种私人关系之上，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真正找到一种脱离了私人情感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安全感呢？
与此同时，当面对一种现实处境的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我们的私人关系开始一层层地断裂分离开来，并逐渐变成相互陌生和冰冷的社会关系之时，我们的安全感究竟又保存在哪里呢？而且，当我们所谓的“自己人”也因为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开始变得不那么可靠之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真正的社会不安全中。如果这样一层层地推演下去，那么中国人的交往圈子里可能再没有一个人会感觉到有社会安全感的存在了。虽然这样的判断多少有些夸张，或者仅是某几个特殊的个案而已，但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特别是在今天新技术手段使得我们难以直接面对面地区分谁可以成为真正的“自己人”，而谁又是真正的外人之时，情形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但当下在平常的生活之中，我们仍旧更为倾向于去相信私人关系的力量，毕竟社会关系敏于受到私人关系影响的现象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还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相较于过去，我们今天研究私人关系格局下的社会安全感似乎变得更为重要一些。
比如，现在在校读书的大学生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安下心来去读书、学习的，因为对他们大部分人而言，读书就是为了工作，而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未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们。在过去，大学生毕业之后是可以稳定地“吃上皇粮”的，也就是在计划体制的那个年代，大学生无须担心毕业后的分配问题，只要考上了大学，大家都是“计划”中的一员。同样，进入一所好的学校和一所一般的学校，在工作的选择上只会是工作性质的不同，并不存在真正激烈的竞争。而对于当下的社会而言，当大学生、研究生求职时，很多公司、单位要求他们所读的大学必须是“双一流大学”。对许多单位而言，这可谓一个工作求职的最为基本的门槛，这也仿佛一下子砌起一道高墙，把很多人拒于高墙之外，或许这中间会有许多真正的人才因为这一墙之隔，而再没有发挥其某方面才能的机会了。这同样是费孝通所研究的知识分子的问题，社会的安全感实际上跟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和位置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曾经获得了某种功名的士绅阶层，乃至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留在了乡村，这一阶层在社会中充当着权威调解人的角色，使得乡村社会的秩序得到了一种安定，而当这些人都逐渐逃离农村之后，那里的秩序空缺便会无比巨大。因此，在当今社会中，去研究社会安全感问题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所研究、关注的问题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的真实存在状况，脱离了就一定会走弯路，之前中国的发展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教训。而费孝通就是从中国的实际以及中国的乡土社会真实情况去理解农民的角色及农民生活的实际究竟是怎样的。
为什么费孝通的那些书能够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因为他的研究工作与以往学者是不太一样的，他是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把老百姓的实际想法与真实感受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我想很多人的学术经历中会有一些故事的成分，这种故事并非虚假，有时会很真实。当然我们也不会排除有些故事在看似虚假的背后的一种真实存在，比如那些小说家所描绘的真实社会生活。但这样的真实在八股风格的研究论文里往往是见不到的，我想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中的那些真知灼见，一定有一些是得益于他姐姐费达生的，至少他能够进入位于江苏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的开弦弓村去进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是基于他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先期在那里开展的工作的。费孝通情感上极为信赖和尊敬的姐姐费达生曾经在开弦弓村那里搞过养蚕技术推广，开过缫丝厂，她和当地各家各户的农民相当熟识，基于这样的前期条件，费孝通能够很容易跟当地人打成一片，很容易开展他的实地调查研究，由此而从当地人的口中和行为中了解到许多真实发生的乡村景况。这恐怕就是费先生接触到“乡土中国”这个议题的最初机缘，从那时起，他也真正走上了认识中国社会之路。
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可以说是有意去接续费孝通有关乡土社会的研究的，或者至少是照着他的路子试图去探索中国乡村的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借此集中研究了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的各种模式，跟现在的法律人类学或者法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更为接近一些。作为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当时费先生也出席了我的论文答辩会，在我做了此项研究的论文陈述之后，他曾经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乡土社会吗？”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费先生自己所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中，他就曾经断言“乡土性的地方自足时代是过去了”
。
事实上，我们从不缺少农民研究，更不缺少对农民生活研究的各个层次的学者，但在看过许多有关农民以及村落生活的实地调查成果之后，我们都不禁想问，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中国农民和由农民所构成的乡村社会呢？并且，在什么意义上这种了解才算是真实可靠的呢？或许，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是否还属于费孝通所曾经定义过的乡土社会，我们确实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但就目前的理解而言，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必然仍旧是一个乡土中国，即现在的中国在一些核心特征的意义上仍旧保留着乡土中国的本色。在这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在一个地方性熟人关系里所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的社会交往中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虽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很多农民搬到了城市之中居住和生活，但他们所赖以维系的终究还是原来土生土长的亲属关系，或者说他们乐于在这个圈子里打转转，并且还转不出来。即便是在我们的身边——你可以仔细留意一下——自己现在所依赖的资源是不是还是身边的那些熟悉的同学、朋友、老乡，而缺少一个所谓公共的、陌生人的角色可以为我们所彻底信任。如果是这样，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就无法真正被打破。
我曾经对费孝通1999年在北京大学一次讲座的录音稿进行过文字整理，讲座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并得到了一份费孝通亲自手写的讲话提纲的复印件，后来还特别珍藏了费先生用铅笔在整理稿上进行了细密修改的修改稿。我觉得费孝通晚年的讲座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会先打一个腹稿，或写一个提纲性的摘要，然后开始自由发挥。讲话开始的时候他也会先做一通学术性的铺陈，一般都会从他早期的学习经历开始讲起，然后再渐入要讨论的核心主题，中间偶有风趣的玩笑之语，透露出一个大学者的聪慧灵动之气。但他的演讲最为精彩的部分一般都会在演讲的中后段出现，也会有非常多的妙语杂陈其间，不时还会有英文单词蹦出来，像“补课”“各美其美”“community”“文化自觉”这样的属于费孝通自己晚年重要学术贡献的概念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从某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蹦”出来，后来才被逐渐加以细化和界定的。费孝通此类风格的文章，大都是基于某一次的演讲稿的修改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