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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乡村是这样一番处境，文化的未来又将会走向哪里，同样作为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而吸引着晚年费孝通的学术注意力。或者说，从1948年前后开始撰写《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这两本小册子的时候开始，费孝通就一直尝试去探究在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变革的时代中，中国文化到底该何去何从，这种探究直到他晚年差不多90多岁时才真正变成一种自觉性的思考，他提出了一种“文化自觉”的概念去试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这可以看成是他学术生涯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和倡导。
在今天，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无疑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不论是国家的文件，抑或是日常的言谈和表述，今天的世人对这一由费孝通最先提出来的概念已经并不觉得有任何的陌生或隔膜之处。但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它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如何有一个完整的匹配，所有这些问题实际都将是未来学术研究所应该努力去探索的，费孝通并没有对此一一给出详细的解答，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颇具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需要我们在实践的历程中去加以完善和补充。这也可以看成是今天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和具有紧迫性意义的根由所在。
很多从那个时代一直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学术生涯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脱离开时代的政治背景而孤立地存在的，在这一点上，费孝通自然也不例外。伴随着外部种种的政治动荡，费孝通自身内在的生命波动，也成为其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旋律或变奏，谱写并融入他的生命之中。
费孝通曾经刻意将自己的生命划分为三个23年。第一个23年是他从小学入学到1938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为止的那个时期。在此期间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便是，他完成了其人生中的第一部著作，即1939年发表的基于其博士论文的英文著作《江村经济》，这个23年可谓他学习和积累的23年。而最后一个23年，则是他最具有创造性的23年。在这一先一后的两个23年的中间，还有一个他认为是因外部环境而把时间丢掉的23年。但是从积极的意义而言，这23年对他而言也并没有真的白白浪费，他在这23年里，在思想和认识上实现了对社会理解的扎实积累以及自我升华的过程，否则也就不会有其后面23年里的在学术思想上的迸发。
在费孝通自己的一生中，不能不谈的就是他的师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扬光大。中国的吴文藻、潘光旦，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弗思，美国的帕克，还有俄国的史禄国，都曾作为他的各方面的指导老师或学术前辈而在其学术成长期的不同时间段里引导着他走向一条学术追求之路。无疑，在他的学术品格的铸就中，这几个人对他而言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于费孝通来说，既可谓良师，也可谓益友。他们不仅在学术上给了费孝通极大的帮助，在生活中，他们也与费孝通有着一种极为真挚的情谊，成为费先生一直都在感念和回忆的对象。这种同道学者间的师承关系在费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种传递，受到这几位老师学术风范的影响，费孝通对他自己的学生也一样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不惜费时费力为他学生们的作品刻写蜡版，以便这些作品能够及早地发表出来。一个在当时已经是有着世界影响的青年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能够如此关怀自己的学生，做得这样无怨无悔，背后显然是有着一种中西融合的师生之道在做他精神上的支撑。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可谓费孝通学术思想从初步形成到成熟的关键期，所有他生命里最为重要的标志性的著作，都是在这个差不多23年的时间里得以完成的。其中就包括《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以及《乡土重建》等。具体而言，作为带有纪念性的成果，《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书是费孝通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在瑶山做田野调查时共同合作的结晶，也体现出费孝通对亡妻的一种最为诚挚的纪念。在这次有关广西金秀花篮瑶社会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王同惠不幸遇到意外，而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美丽的大瑶山。然而，费孝通并没有完全深陷于逝妻的悲痛之中，而是将他对妻子王同惠的挚爱融入这篇带有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性质的著作的整理之中，并在他只身赴英之前交付出版。可以说，《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书承载着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两个人的共同命运，王同惠作为一个象征，也一直陪伴着费孝通走过其漫长的学术生涯。费孝通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有重访广西金秀大瑶山的机会，他又只身来到王同惠纪念碑前，写下了缅怀亡妻的充满感情的诗歌。这成为中国人类学田野研究中以生命换来真知识的一个典范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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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中国当下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乡土中国》这本薄薄的小书是不能不被提及的。就乡村的发展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暂时越过对《江村经济》这本民族志的讨论，但却无法真正越过对《乡土中国》这部经典之作的重温。在有越来越多学科的研究者因迷茫于中国问题的困境而寄希望于对这本书的阅读时，我们人类学学者似乎更应该使这本到处被借用或挪用的书籍回到它本该有的位置上去。曾经，我们并无法真正安置这本书在学科发展史中的位置，但现在，面对中国在世界秩序格局中位置的新改变，如何重新去安放此书的位置成为能够吸引更多研究者注意的亮点所在。在此一过程中，我们会感到惊讶，发现它没有被历史“无情地”抛进故纸堆中去，而是似乎在费孝通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岁月里又重新焕发了一种学术思想的吸引力，借此而引导着人类学相关领域的学者对此书进行一种新的思考。
对于许多曾经阅读过此书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的是，在《乡土中国》这本书中，费孝通所贡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差序格局”。或许是受到潘光旦反复讲述的中国社会伦理结构中的“五伦”观念的影响，费孝通由此而提出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概念，而他提出此一概念的初衷便是试图在与一种西方“团体格局”相对比之下，对中国乡土社会或者说熟人社会给出一种更为贴近真实的理解，以克服西方社会学教科书般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中国的远观和误解。实际上，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意义恰在于，它为我们的社会理解找寻到了一个可以依附的框架，与此同时，他也借此暗示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可以把分散开来的个人一个个地聚拢在一起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而这个基础就在于一种有着强烈意识的自我的存在，但这种自我并不是能够孤立地存在的，它是要被当事人放置到与他人联系的位置上加以绑定起来而实现的，因此，这种自我在天然的意义上便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是“我”的一种他者化，因此在我们乡土中国的文化里不太惧怕有他人的存在，只要“他”和“我”是有某种关系的，“他”就可以转化为“我的”，即我的关系之一，由此这种惧怕感也就自然消失了。这里的关键是看“他”和“我”的关系究竟是远还是近。每一个外在化的他人，都会被放置到一个可以无限扩展出去的关系网络之中，但自我依旧存在，这个自我的功用，核心就是依据与外在他者的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自己该如何行动，并且自我与他者彼此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可分，关系都是一种模糊性的关系，是说不清楚的。
而且，这种关系结构也绝非一种平常人所说的“拉关系”那样简单，它自身具备一种真正私人性与安全感的结合。这种自我的存在，加上以自我为中心，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中国人自我价值的发挥，同时在他需要周围各种帮助之时，便可随时启动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由此而使得一种人情关系安排的社会格局得以有助于每个个人自我与社会成就的获得。这种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实际上也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社会里的道德、法律、伦理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所有这些都无法真正脱离开我们的社会关系中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又不断延伸出去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的日常实践又真正塑造出了乡土中国的一些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中就包括对于私人的而非公共道德的强调。也就是说，在人们做出一种道德与否的判断之前，首先想到的就是彼此之间私人关系的远近，这无疑是对中国社会自身文化逻辑的最为深刻的一种理解。
尽管我们今天可能无法再去准确地猜测出费孝通在1947—1948年这段时间里撰写《乡土中国》中那些文章的最初动机，但很显然，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未来该有怎样的一种基础，恐怕是费孝通写这些文章的最为深邃的目的所在，他试图向一个即将到来又处在曙光之中的新中国提供对文明中国社会基础的基线的理解，因为一切的现代国家的建构都不能够真正脱离开这个基线的社会基础而去做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构建。遥想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共和”二字的意思就是指一种现代法治国家意义上的人民的共识以及在权利上的彼此共同拥有。人民共同分享构建国家的权利是以前中华帝国时代所不曾有过的一种概念，但怎样才能真正将这样一种现代法权的概念提升为一种在这个新型国家里的每一个人的共识，恐怕是深谙英伦民主制度模式的费孝通所最为担忧和深虑的，如果没有每个人都作为公民去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和拥有相应的权利的前提，共和国的理想也就只可能是一种理想而非真正可以实现的现实。为此，费孝通去做的学术上的对于乡土中国基本特征的一切剖析，恐怕都是为这种担忧和深虑而做的一种学理和思想上的准备。
新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抛开一种现实的存在或者国情而去自行构建，而这个摆在新中国面前的现实基础恰恰是与现代西方已经建立很久的法权制度的契约精神不能够真正相融合的。换言之，这个现代国家的基础文化特征可谓建立在一种极为看重私人关系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上的，由此才会有难以处理的所谓“人治”的社会、在野乡绅的自治、无讼的理想以及某种特殊的礼法文化等困境的出现，这些困境的出现不是由于传统的文化有了问题，而是由于我们借由“向西看”的变法而引入一种新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实际上可能忽略了传统发挥作用的差序格局的文化观念，它是要慢节奏地运转才能发生根本转变的。言外之意便是，新制度和旧传统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可能做到彼此同步发展，进而引发了诸多的社会与文化的困境。当然，这些困境也为后来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特定时期急躁冒进的国家建设行为埋下了潜在的意识形态的沟壑。
费孝通对于国家新制度运行的担忧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建设，走了一大圈的弯路之后，回头来看，似乎根本性的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个别难题仍旧存在，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或许，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引入一种自由竞争的机制来实现，但跟传统和地域文化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体系和地方文化传统，其应对一种现代共和理念而得以构建的历程，仍旧跟费孝通半个世纪之前所担忧的那些问题的解决一样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当我们试图摆脱农业社会的诸多束缚而去寻求一种现代制度的建设之时，如何去理解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差序格局的存在可能是这其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的文化建立在一种私人的情感之上，更多地讲求私人关系的优先地位，那么我们如何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更为强调公共领域的权利和沟通机制的现代国家，可能会是未来治国理政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