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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早年留学英伦，在人类学最好的大学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师从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的中国人，费孝通通过对家乡开弦弓村进行实地田野调查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此后，作为一名学成归国的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踏访过除台湾、西藏之外的中国很多省、市，并游历过像印度、英美以及欧洲大陆这样的相对中国人而言的所谓异域文化之地，他用来行走的双脚从来都是牢固地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之上，扎根在中国人类学的这片田野之中的。他借用自己中西合璧的知识和智慧，去呈现他自己所理解的现代世界与中国，这种理解对他而言无疑是独特的，也是富有文化比较内涵的。而他似乎在经历了一场未曾预料到的浩劫之后，突然有了一种文化理解上的顿悟，那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人民性的立场”的选择，即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态度”而生发出的一种自我认同意义上的选择。换言之，他这里所强调的是曾经作为西方殖民产物的现代人类学这门学科，其在面对后殖民思潮的强力影响之时，所终究要遭遇到的一种反思性立场选择的这个根基性问题。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最终选择了一种以学术而达致“富民”的立场，在此立场上，他将其毕生追求更进一步明确为一种文化自觉，这也就是所谓“富裕之后”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所可能出现的一种“大饥渴”，或者大自觉，乃至大发展，而这一点在他过世之后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了。很显然，基于西方世界观的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现代性观念，世界范围内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而酿就的种种地方性文化逐渐丧失的惨剧愈演愈烈，甚至已经难以收拾了。由此而启动的一种文化上的寻根之旅，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展开，人们寻求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消除西方模式给世界发展所带来的那些极大的负面影响。
18、19世纪，西方开始使用“坚船利炮”去打开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经济贸易大门，此时西方以外呼唤“本土文化的丧失”之地就变成了一种无法真正去抗拒之地，这显然跟文化之间正常交流以及融通是存在一种根本差异的。试想，如果没有“五口通商”条约的订立在先，费孝通所研究并提出的乡土社会本身，又如何能够发生一种扭转性变形而成为一个自身土壤养分外流、生存环境遭到现代生活蛀蚀的地方呢？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思想者或者社会的研究者，都是无法真正能够离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有所作为的，因此，在理解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时，不仅要去理解其作品，还要理解这些作品被创作出来时那个不可跨越的大时代。而就那个时代而言，费孝通可谓不折不扣的“一介书生”，并自觉地肩负起一个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的责任。那是一个传统中国文化衰退而现代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踏步长驱直入的时代，为此，大约早于费孝通一代人的陈寅恪专门选择了去追求一种自诩为“不今不古”的学问，而与费孝通差不多同时代或者说略早一些年的潘光旦，其所选择的研究路径则是一种安国强民的优生前提下的国民优育，并且其在学问之路上最终回归到了一种“中和位育”的所谓“致中和”的传统儒家文化的道路上。而费孝通自己在这当中则取其中。虽然他或许难以完全回到被他之前一代人中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彻底打烂的、通过疑古而被否定掉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去，但他的思维和血液已经被其浸润，难以真正地摆脱掉其影响。费孝通对蜂拥至中国学问大门内的西学，却是始终全力以赴地吸收并加以消化，并在从美国归来的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引领之下一步步通过对真实中国社会的研究而去理解真实中国、认识真实中国，并最终达致一种回归真实中国，特别是回归到真实的中国文化之中去的曲折之路，由此而成就了他对于中西方学术的融会贯通。
在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之中，能够包容不同的立场可谓他思想历程的核心，而径直地指向现实的中国问题以及应有的文化选择则是他最为青睐的论题选择。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文字书写之中，他勉力把日积月累的思想一点点馈赠给了读者。这些文字，竟然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旧是读者如云，这就是有着思考和情感投入的文字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灵性力量。显然，费孝通完完全全知道这种力量的存在，因此才会文思泉涌、笔耕不辍，他也从不放弃可能有的用文字去表达一些想法的机会，使手中的文字成为一种公器而有益于他作为其中一员的人民大众。他为此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至死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