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诺夫斯基预言

马林诺夫斯基在费孝通1939年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中，写下了一篇很有预见性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一下笔就写道：

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在这段文字当中，马林诺夫斯基对后来在汉学人类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几个理论问题做了一点交代，这种交代也是一种预期。因为在过了二十几年后，在马林诺夫斯基创业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又有人开始谈论与他在上述文字中所阐述的几乎一样的问题，这个人就是以研究中国宗族制度而闻名于汉学人类学界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接班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1962年10月30日在纪念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议上，他以《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为题阐述了这一问题。

这篇讲演对马林诺夫斯基过于强调当下社会生活的整体意涵，而不大关心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整体社会结构的研究取向，给予了一种尖锐的批评。当时，这样一篇在国际社会人类学界颇有影响的论文，没有也不可能传达到费孝通的手中，而是辗转了30多年之后才被费孝通发现并撰文与之进行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 。当时的弗里德曼早已撒手人寰，再也听不到34年之后，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这篇长文当中，费孝通对他乃至整个社会人类学界的回应了。这种回应是以弗里德曼1962年的那篇文章为出发点，主要是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位高足，费孝通的英国同学利奇（Edmund Leach）所提出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以及中国人研究自己的社会是否可能这样的“责难”而来的。

费孝通试图用“文野之别”来诠释弗里德曼所说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这种“文野之别”实际上就是人类学最初创立时的一个出发点。马林诺夫斯基以前的人类学家，都可以说是在一种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支配下来看待部落社会的生活的，并且把这种部落社会的生活看成是西方文明社会的原始残存，因而许多人类学家把西方传教士和旅行家在异域部落社会的见闻搜集起来，以进化论为理论框架来把这些见闻组织起来写成人类学的著作，这在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弗雷泽爵士所写的煌煌12卷的《金枝》中便有极为明显的体现。马林诺夫斯基自己也没有脱离开对所谓野蛮社会的考察，只是在方法论上采取了现场参与观察式的方法，而在文化理论上则采取一种文化整体的功能论理解的策略而已。

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于弗雷泽一辈人类学家的是，他以一套“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有关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实际生活的田野调查资料，并以功能论的视角描绘出了部落社会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整体的功能意涵。如上一章所述，马林诺夫斯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大洋洲从事田野研究的，但因其国籍问题（波兰当时的所属国奥地利是澳大利亚所属国英国的敌对国）而被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不准擅自离开特罗布里恩群岛。这种偶然的近乎灾难性的境遇，却使得他很幸运地收集到了其他做短期考察的人类学家所无法收集到的有关部落生活的真实资料，这种从异域部落中收集上来的资料，成为他后来写作全部人类学民族志作品的基础。但他终究是在异域的所谓“野蛮人”的土地上从事田野研究的，从中获得的资料又有多少可以用来说明所谓“文明社会”的生活呢？这种知识论上的怀疑，使得马林诺夫斯基不得不承认在异域的社会当中，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以及民族志（ethnography）的写作是在一种对知识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才得以完成的。

但费孝通对于这样一种西方人的好奇心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他所追求的是回归到自己本土社会当中去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这实际上是费孝通追随的20世纪30年代由吴文藻所开创的社区研究的思路和实践，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这本书的序言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因此，约两年前，当我接待了燕京大学杰出的中国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的来访，感到极大的欣慰，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而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和应用人类学的现实问题进行社会学的攻坚。这是一种体现了我的梦想和渴求的攻坚。

马林诺夫斯基似乎从费孝通对家乡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当中，看到了人类学未来真正的希望，这希望就在于能够用观察蛮荒的部落社会的方法来理解像中国这样有着自己历史和人民的国家最终能够实现对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同等“关注”，并因而可以开拓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种方向就是从所谓野蛮的部落社会走出来，迈进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明社会。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预期的那样：

未来的人类学将是……对印度人犹如对塔斯马尼亚人、对中国农民犹如对大洋洲土著居民、对西印度群岛黑人犹如对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对非洲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犹如对霹雳的俾格米人都一样的有兴趣。

马林诺夫斯基或许只是看到了一种人类学发展的方向，但却并未预期如何朝这个方向走。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做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能否仍然用研究部落社会的整体功能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呢？ 2ToavIf7/t//Y8CCdvbiBPtV02mZ5PuRDgE4y+2i6tIXJUMVEUXt9/d7KjLeIV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