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常把哲学家的思考比作是人在途中。
人生如走路，每迈一步都有脚印留下来。脚印的曲直与否已非迈步者所能更改。当后继的人看到这些脚印之时，可能会置之一笑，笑其所走的路幼稚之极；也可能会为之一惊，惊其所走的路艰险难测；还可能会沉默不语……总之，前行的人要迈步，后来的人也要迈步，脚印也许会重合，但已今非昔比。纵观费孝通先生所留下的足迹，可以看出它是曲折的但却是无限延伸的。费孝通一直行走在路上，一直在尝试着提出新的问题并探索着满意的答案。
在这路途中，费孝通为后学之辈树立了无数个路标，它引领我们上路，但并没有强迫我们究竟选择一条安排就绪的道路。
中国有句俗语叫“文如其人”。读费孝通的著作、文章，揣摩他的人格，我觉得费孝通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在这里有意地要把学者与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在我看来学者是偏重于对学科知识本身的关怀，凭着自身特有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使知识得以创造和条理化；而知识分子是有社会关怀的，凭借其特有的批判意识而关怀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殷海光先生把知识分子称为“时代的眼睛”
，其本意是指知识分子身上这种与时代同步的批判意识。我个人觉得把上述对知识分子的界定用到费孝通先生身上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从最早的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到后来对乡镇企业调查以及晚近关于文化自觉的反省，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围绕着中国社会如何发展的主题进行着思考。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他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博士论文中对当时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批评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一博士论文中，他以不同于一般社会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专辟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以抨击当时不合理的土地政策，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这样写道：
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谎言和政策，但事实上，他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度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
这样的批评是需要勇气的，有时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既然骨子里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就不能熟视无睹，就不能不批评，不反抗。
“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费孝通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所作的题词，他本人恰恰是这样一位开启学风的人，这种学风概括起来就是“学以致用”。他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为后学之人树立起了路标。道路还在扩展和延伸，并没有完结，后学之辈或许当尽早上路，开始新的学问之思。
在异域的殖民地从事田野调查，以功能论为解释框架，以科学为偶像，这便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取向。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悲剧即在于，他困守理性自我（科学客观）与非理性自我（情感体验）之间的矛盾对立而不能自拔。虽然说马林诺夫斯基秉持那个时代特有的科学主义精神，想通过与异域的民族打成一片的途径来获得对此异域文化的客观认识，但却未能完全做到，这从他身后出版的充满各种心理困惑的《日记》中便可了解到这一点。
马林诺夫斯基已受到后学之辈越来越多的挑战。他的权威人格，他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换回来的所谓科学的民族志资料以及与这些资料平行存在的那本《日记》，一起被现代的人类学家当成了批判的靶子。
费孝通以前后两次在学术传统上的转向实现了自己社会人类学思考的成熟。一次是他从马林诺夫斯基异域的田野调查传统回归到自己的本土社会，即到自己极为熟悉的家乡去做调查。由此摆脱了马林诺夫斯基心灵深处因民族偏见而激荡出的矛盾。我以为费孝通的这一次转向并不是在意识层面发生的，而是一种潜意识的“内隐”发生的过程。而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才真正是在意识层面发生的，即是一种“外显”的过程。这次学术转向的核心是费孝通提出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一主张。这是费孝通反省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和自己的田野调查之后所做的抉择，也是他几十年来从事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研究的经验认识的升华。
费孝通是以具有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他并不是那种只埋首于象牙之塔的单纯的学者，而是怀抱着服务社会、改造社会并使之进步的远大抱负而跨入学术界的。一句话，时间和空间让费孝通选择了他自己的学术道路；新的时间和空间也要求后学之辈能拓展新的道路，树立起新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