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人民的二度转向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有过近三十年的停滞。到了1979年，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原来被取消的社会学也得到了恢复，费孝通成了恢复中国社会学的牵头人。这是费孝通因那个时代的悲剧而停止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长达二十年之后的又一个春天。这一年，费孝通已年近七旬。

在费孝通看来，197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5年，这是所谓“搭台”的时期；1985 年以后转入第二个阶段，“戏台已给搭好，班子已初步组成，现在是要演员们把戏唱好了” 。

总括费孝通1979年以后的学术道路和思考方式，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一是不变；二是改变。前一点是指他所坚持的实地调查的思路没有改变，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 后一点则是指他的治学目的的改变，即从最初的用学到的知识来了解中国社会，并记录下来供后人阅读转向了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学” 。1980年3月，他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奖的颁奖大会上以“迈向人民的人类学”（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为题发表演讲，这可被视为转向的标志。

这一转向以“人民”这一字眼最为醒人耳目。当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以“修身、齐家”始，而又以“治国、平天下”为终。因而，任何学问最终都是以回馈社会为目的的，这至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费孝通以“迈向人民”这样的话语来标示他的新思路，这或多或少与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学术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词虽未引起西方社会的认同，但这也只能归因到东西方学术关怀的差异上，因为费孝通在此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西方人所关心的问题。

1949年以后，费孝通曾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革命”。那种把政治与学术联系起来给予思考和批判的时代，给费孝通的学术心灵以深刻影响。经过思想转变的历程，费孝通从原先的“用”的社会学转而开始考虑为谁“用”的问题了，并且在“服务于人民”这一点上找到了答案。他这样说：

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吗？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须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接着，在对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甚或对西方社会人类学的反省和批评中，费孝通为自己“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一主张找到了辩护的依据。他向西方的社会人类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我常常喜欢置身于前辈的处境来设想他们所苦恼的隐情。试问：尽管当时有些人类学者已经摆脱了那种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的偏见，满怀着对土著民族的同情和善意，他们所做的这些民族调查对这些被调查的民族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究竟这些调查对当地居民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那些把被调查者当作实验室里被观察的对象的人固然可以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寻烦恼而有意识地抛在脑后，但对一个重视人的尊严的学者来说，应当清楚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烦恼并非出于自寻而是来自客观存在的当时当地的社会制度……许多人类学者所关心的似乎只是我们这位老师（指马林诺夫斯基）所写下的关于这些人的文章，而不是这些人的本身。这些活生生的人似乎早已被人类学家所遗忘了，记着的，甚至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的，是不是可以说，只是他们留在我这位老师笔下的影子罢了？我有时也不免有一点为我的前辈抱屈。他们辛辛苦苦从当地居民得来的知识却总是难于还到当地居民中去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服务。

在这一大段引文中，我们看到费孝通向西方同行抛出了三个极为严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像马林诺夫斯基那般的社会人类学家跑到异域的社会，含辛茹苦地从事田野调查，这样的调查对当地的人意义何在？把人当成实验对象来看待，人还会有尊严吗？这是费孝通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一种纯粹学术上的文字游戏，对于实际的社会生活有何益处呢？这样的问题是值得社会人类学家予以深思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把现在的时代统称为“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vity）的时代。 这样的论点对社会人类学领域来说是有意义的，可以说，随着社会科学中实证论（positivism）原则的瓦解，新一代学者们的“自我反思性”意识日渐增强。现在的学者开始质问：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的田野调查程序和民族志写作方式是一定要遵守的规范吗？是谁给了人类学家们对当地文化评头论足的权力呢？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西方学者似乎并没有从“为谁服务”这样的角度给予解答。他们仍旧是在主客二元论的圈套中转来转去。他们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的”是从哲学以及文学批评中“偷渡”过来的最时髦的语汇。他们试图给田野调查注入新鲜的血液却未思其用。像格尔茨所提出的对“文化的解释”以及他后来（1983）所进一步强调的“当地的知识” ，还有马库斯和费什尔（George E. Marcus＆ Michael M. J. Fisher）所提出的“人类学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的观点 ，这些“先锋派”的思潮实际上都未触及社会人类学是否应该为调查对象谋福利的问题。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把调查对象视作自然资源一样任意挖掘出来为自己谋利” 。区别无非马林诺夫斯基欲成为科学的社会人类学的代言人，而“先锋派”们想的是如何借助另外一种力量来摧毁社会人类学中的权威与霸权。这种学术上的游戏与弗雷泽爵士在《金枝》 ^[1] 中所描述的“森林之王”的替代仪式极为相似：“先锋派”们欲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森林之王”，他们必须先要“杀死”前任社会人类学的“森林之王”马林诺夫斯基。

费孝通并没有依循着西方主客对立的求知之路而走。或者说从一开始他就未曾理会主客观的空泛的争论。他在求学之时，所怀的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既要救国救民，则不去体察国情民情是实现不了这种理想的，尤其是想以社会学为志业的学者更应当如此。费孝通就是从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出发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既然目的是极为明确的，即救国救民，那么手段也就明确了，费孝通选择了实用的道路。当然，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强调的“学以致用”和后来在80年代所倡导的“洋为中用”，虽都重在一个“用”字上，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一“用”的内涵也随之改变了。30年代的“用”无非想要证明他的救国救民理想的可实现性；而到了80年代的“用”则是要跨越到“用”之对象的问题上了。这一跨越涉及社会学的阶级性问题。社会学作为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存在，需要回应为谁服务的问题。而费孝通先生在不谈空泛的阶级理论之时，恰恰直逼社会学理论的最根本的要害。这是马林诺夫斯基引发的。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前辈社会人类学学者，不管他们的初衷多么友善，实际上却是学者们为着各自的学术目的而去殖民地社会收集资料。他们就如同去动物园的游客一般，观察土著人的生活，然后如实地写下自己的体验或发现，编成精美的著作出版，供同行们把玩，或是成为西方上流社会有收集奇闻轶事癖的人饭后的谈资。然而，这于当地土著人的生活，于他们的思想又有什么益处呢？ ^[2]

费孝通在对马林诺夫斯基一派的做法展开反思之后，更坚定地走“实用”的路线，并把“用”字具体地指向了人民大众。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口号意义上的，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郑重选择。

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一论断之下，费孝通第二次完成了他的学术关怀的转向。这一次的转向不同于第一次的“回归本土”的转向。如果说“回归本土”的那一次转向，对费孝通来说是“内隐的”（implicit），是不能为意识层次所能清晰捕捉到的；那么这一次“迈向人民”的转向就是“外显的”（explicit），是费孝通在意识层面能够清楚把握住的。这种转向是费孝通先生在体认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异域田野研究的心理困境后实现的。费孝通明确地提醒人们：“不应当忘记那时的殖民制度给这门学科的烙印。” 或许费孝通在写下这句话时，并未读到马林诺夫斯基孤身一人在西太平洋岛屿上从事田野调查时所写下的充满复杂情感的日记，而是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旧著以及写给《江村经济》一书的序言里，揣度出了马林诺夫斯基困惑的心理世界：

当时的人类学者总是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制在殖民地上的被统治民族……殖民地制度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白种人和当地居民的关系，给了当时人类学实地调查者难于克服的科学观察上的局限性。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或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既不可能有推心置腹的相互信任，那就限制了调查到的或观察到的社会事实的真实性和深入性……就是我们这位以善于处理和当地土著居民关系著名的老师（指马林诺夫斯基）来说，在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还是不难找到当地居民对他的调查活动的反感。我固然没有向这位老师触及过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内心活动的问题，但是当我听到这位老师一再对我说，要珍惜以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社会这种优越条件，他甚至采用了“引人嫉妒”这个字眼来表达他的心情时，我有一种直觉的感受，也许是我的过敏，他在科学工作中所遭受到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处的地位所难于克服的，存在于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那一条鸿沟，一直是他内心的苦恼的来源。

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费孝通的“过敏”，他凭借“直觉”从马林诺夫斯基留下来的文字中猜想出了后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心理冲突。在清楚地意识到马林诺夫斯基田野研究的苦痛之后，费孝通的选择就更加明确了：只有服务于给予自己以原创力的人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是和谐融洽的；调查的内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才是真切而有存在意义的。

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篇文章中，我们见到了在费孝通的文字中不多见的自我反省。这种自我反省可能是他从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批评中反观自身得到的。如果说费孝通1957年的那篇《向人民服罪》的文章是迫不得已而对自己的政治思想所做的反思，那么这次的自我反思 则是针对自己的学术方法而做的。他这样写道：

以我最早的江村调查来说，我是这个县里长大的人，说着当地口音，我姐姐又多年在村子里教农民育蚕制丝，我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应当说是不该有什么隔阂的了。但是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简单。当时中国社会里存在着利益矛盾的阶级，而那一段时期也正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我自己是这个社会结构里的一个成员，在我自己的观点上以及在和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上，也就产生事实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我对于所要观察的事实和我所要接触的人物的优先选择上。尽管事先曾注意要避免主观的偏执，事后检查这种局限性还是存在的。从我亲身体验中使我不能不猜测到，在殖民地上进行调查工作的白种人所遇到的局限性可能比我在家乡农民中所遇到的还要严重得多。

费孝通向人类学者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研究者如何面对同样具有主体性的被研究者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对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故土的调查都可能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主观的偏执”，而我们大多数的调查者去的都是陌生的地方，加上语言上、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就更难避免这种“主观的偏执”了。

诸如此类方法论上的问题一股脑都进入了现代社会人类学家反省的领域。我们如何体会当事人的思维和情感？我们如何能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的当事人？我们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语气来撰写田野工作报告？这些都是现时代社会人类学家需要予以解答的问题，也是一项从现时代的立场上出发对田野工作伦理重新加以反省的责任。

费孝通以他的体认摸索出了“迈向人民”这样一条研究途径，并以服务于人民为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以对三个问题的解答为前提的：“一是我们怎样决定我们调查研究的问题？二是我们这些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三是调查者对自己调查的后果采取什么态度？” 在费孝通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调查的这三个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原因是，1949年以后，一个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解放出来的国家，需要建设，需要改善人民生活，从而主要是依据人民的需要来设立调查项目。而且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都怀着一个共同目标，即为了国家的建设，因而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和猜度。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被认为是“蛮荒”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调查也能有相当好的合作。 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两种学术研究取向可能会使这种“服务于人民”的社会学打了折扣。一种是成果取向，另一种是交换取向。有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不是从人民大众的需求出发来考虑所要研究的问题，而是先看国际上（主要是欧美）时髦的研究课题，自己也效仿着去做，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所谓的“学术成果”是有了，但对中国本土社会的认识并未增加什么真知灼见，这是属前一种取向的人。后一种取向的研究者喜欢拿着各种各样的调查问卷让受访者作答，这中间的媒介就是金钱，做一份问卷给受访者一定的费用，如此交易，双方都觉得合算，一方得到钱，另一方则拿到能够产出成果的资料。先抛开这种问卷调查法本身的弊病不谈，单就这种纯粹以金钱关系为基础所获得的调查资料而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而且这样的学术行为在助长着一种什么样的风气呢？这都是今天值得深思的问题。

知识是因有用而产生的。离开了“用”字，知识也便无处安身。当然因用的层次很多，故知识的层次也很多。这种所谓知识的层次，你既可以从具体与抽象的维度，也可以从个人与社会的维度来划分。单就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来说，它是由社会的用而来的。回到费孝通的论点上，即是因人民的需要而有了社会学的知识，这种知识反过来又服务于人民。你可以说费孝通是实用主义取向的，他本人也并不掩饰这一点。 中国台湾的社会学家叶启政还曾以费孝通为范例将中国的社会学归结为“实用性格” 。叶启政认为，中国大陆“肯定社会学的知识乃有益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无疑的是保证社会学者之社会价值的唯一途径” 。他还援引费孝通在《为社会学说几句话》这篇文章中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来佐证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的论断。所引费孝通的原话如下：

在这里我不想罗列一大堆问题来，只想指出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

叶先生的认识并无历史上的偏差，但问题恰恰是，费孝通并非寻着外国社会学的脉络前行，而是面对中国经济的贫困、科技的落后，并受到吴文藻所倡导的社会学中国化思潮的影响，才确定了要从中国实际生活中去了解中国社会的人生目标。英国的功能论思想或许只是影响了费孝通观察问题的视角。这样一条社会学的道路实非叶先生所说的一定是在先承认了西方的科技理性、实证哲学以后的实用选择。

况且正如叶先生所言，性格并无好坏之分，中国社会学所谓的“实用性格”在费孝通的思考理路中已具有了崭新的内涵，即为着人民的生活改善而谋出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样的主张是既富理想性又具实践性的构想。而费孝通正是以他的具体实践成就着他的学术构想。他晚近所从事的小城镇研究，边区开发，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都是他怀着增进人民利益的宏大理想，实践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期望。

其实，对于性格，不必强求划一，社会是丰富多彩的，治学的方式也是一样各具特色。费孝通的学养、经历和思考习惯形塑了他的研究风格，后来者若能依其精髓而图时代的超越，这或许更是费孝通所期盼的。画家齐白石有“拟我者死”的警训，在学术研究上道理也一样。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学者，前后连贯而又卓然不群，这恐怕是求学问人的大道。

[1] 可参阅1987年出版的费雷泽的著作 The Golden Bough 的中译本《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章“森林之王”的内容。

[2] 库伯（Adam Kuper）在他的书中曾谈及这一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主的一批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之外，于当地土著的实际生活并无太大的帮助。参阅库伯于1983年发表的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 ：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的第4章论及“人类学与殖民主义”那一部分。 +JJAoCRzpNiUIr5/q6ktEkp1CNuMXSdvoyWrxS7IOj8XiqdPCEhkbfMhLfgi2T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