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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是生长在江苏小镇上的读书人，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村民之间的交往方式极为熟悉。这些背景或许是使他的乡村调查快捷而又顺利完成的主要原因，他愿意在乡土的气息之中体味一种知性的灵感。正如前文所述，在与当地人的关系上，费孝通并未有过马林诺夫斯基所遭遇的那种痛苦。要记得，当年的马林诺夫斯基是以英国学者的身份进入到一个蛮荒的英属殖民地社会去做田野调查的。虽然马林诺夫斯基费尽了心机，凭着“科学与客观”的治学精神，试图以当地人的眼光去理解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世界，但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或许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西方社会中的文化精英，又如何能够真正不带偏见地去理解异域的生活和文化呢？这种理解或许可能只是马林诺夫斯基依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而对当地人和文化的误读（misreading），这又何尝不可能呢？在一个西方优势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到一个异域的边陲文化中，想以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的做法是可能的吗？这恰如格尔茨所讽刺的：“这是一种一个人如何可能同时过着复数的日子的问题，这恰如同一只船如何能够同时航行在数个海上呢？”
而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他的内心世界与当地人生活方式的不调和，不正说明格尔茨的批评是极为切中肯綮的吗？费孝通并没有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方式去异域的蛮荒之地从事田野调查，而是回到了他生活过的非常熟悉的家乡。这样的选择是与费孝通求学的那个时代紧密相关的，而非灵机闪现。
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曾在燕京大学就读社会学专业。在燕大至少有两个人对费孝通选择本土社会调查研究这一学术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个人就是在燕大社会学系执教并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吴文藻坚持认为，中国的社会学者必须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生活中做实地的调查，否则无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吴文藻所受的社会学训练虽是在美国，但他却极力主张以欧洲的社会人类学，特别是英国以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一派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作为从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工具。他曾明确地宣布：“近两年来自己常常感到国内社会科学材料内容的空虚，颇想利用此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
经吴文藻的大力倡导，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影响了燕京大学进而影响了费孝通。另一位对费孝通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帕克，帕克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即1932年9月到12月）到燕京大学举办学术讲座。
或许，在帕克来中国之前，费孝通只能算是一位书斋式的社会学学者，那时他还喜欢从中国典籍中考证与社会学有关的概念，但在听了帕克的讲座之后，他学到了如何从实际的社会生活入手开始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方法。
经这两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费孝通立志从事于社会调查的信念已基本形成。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实质性并贯穿其一生的乡村社会调查与研究的阶段。
费孝通第一个中国乡村生活的田野调查是在他的家乡完成的。1936年，他因在老家养伤，故有许多时间与村里的人接触，他以姐姐开办的缫丝厂为主线，调查村里人的家庭生活、经济状况、土地情况等项目。是年夏天，他带着这些实地调查的资料去英国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并根据农村调查资料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即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以
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在英国出版（中文书名为《江村经济》）。此书的出版引起了英语世界的巨大反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为此书英文版写的序言所言：“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的江村（开弦弓村）调查开启了人类学的一个新方向，即从传统的对异域社会的田野调查，转为深入到本土社会中去做这项工作，这是社会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也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认可，他这样写道：
作者（指费孝通）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马林诺夫斯基当年写下的这段话是颇值得后人深思的。他难道不是在无意之中宣泄一种自我的情绪吗？这是一种对以“自己的人民”为观察对象的方法予以羡慕的情绪，这也是为英国殖民机构服务的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想过却未能真正实现的理想。
这一理想在费孝通那里自然地得到了一种实现。他以一种当地人的身份，加上人类学的训练，去体味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家庭生活以及经济发展。这可以算作是一种学术关怀上的转向，一种时空上和心理上的转向。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关怀代表的是一种时空上的长久性、异域性和心理上的拒斥性，那么，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关怀则转向到时空上的短时性、本土性和心理上的契合性。
何以如此理解呢？我们先从空间上来看是最为明晰的。马林诺夫斯基为了帮助殖民政府解决殖民地社会的问题，在异域的文化氛围中从事学术研究；而费孝通却抱着“富国强民”的理想走向了本土社会，试图从对人民的观察中找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由于要接触和研究异域文化，并试图达成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深度，马林诺夫斯基田野调查的时间比较长；而费孝通先生选择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来做研究，一切都是熟悉的，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用当地人的观点看问题的深度。也许是因为异文化冲突的原因，马林诺夫斯基是受当地人猜忌和拒斥的，至少在心理层面上是这样的，《日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而费孝通因是走入家乡的人群当中，相互都是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语言，乃至熟悉的文化，相互之间也不会因异文化的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心理上的隔阂，即相互之间在心理上是契合的。
这样的学术关怀的转向绝非刻意的追求，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费孝通生活的那个时代、求学问的历程及其体认辐辏在一起而对他的行为和选择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即是博兰宜（Michael Polanyi）所谓的一种持久弥散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consciousness）在支撑着费孝通的学术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回归本土”并非仅仅止于回到自己熟悉的地域从事社会调查，而是要真正领悟到本土社会生活世界独具特色的社会运行机制。许多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也是在自己的故土上进行实地的社会调查，但其中有些人却是把中国社会当成西方社会来看待，将西方的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一起套在中国社会上，以为这便实现了“回归本土”的社会学研究。费孝通并没有走这种先从西方的理论、概念入手的“上层路线”，而是走了一条一切都取材于实际生活观察的“下层路线”。由这种“下层路线”所总结的经验乃至理论是鲜活的，是与实际生活贴切的，而不同于“上层路线”所做的硬把西方的一套概念、理论和方法安插在中国社会之上，从而造成社会学的研究结果与中国的实际相脱节的局面。
在当时中国主流的社会学、人类学还在积极奉行“上层路线”的时候，费孝通却依循着“下层路线”深入地体察中国社会，并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性的”
。
土地是农民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农民从土地中获得了大自然的恩赐，土地成了农民生存的前提条件之一。因而农民常常把土地当作神灵来祭拜，希望通过祭拜，来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费孝通正是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这种依赖甚至于崇拜的情感为切入点来透析中国社会的，他先给“土”字以功能性的描述：
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
或许是凭借着功能派立论的思路，或许是凭借着直觉，更或许是凭借着“回归本土”的“下层路线”，费孝通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洞悉中国农村生活的窗户，这是一扇让人增添想象力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俯瞰到中国社会的全貌。或许有人会指责费孝通的洞察是保守的而非进步的，但我想要指出的是，当你沿用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乡土社会时，你实际上已预先假定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保守和落后的，但事实上这仅可能适用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方面，而在社会、组织与人心方面未必适用。在概括社会现象时，一些以西方的社会理论概念为首选标准的人看待费孝通对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概括，不免会指摘其保守，但是费孝通的概括是深植于他生活过的土地上的，是有生命力的。现时代的人之所以在品读他的《乡土中国》等著作时，仍觉得贴切，受启发，道理或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