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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方法上的，即由他所创立的独特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其二是内容方面的，即他在西太平洋诸岛屿，特别是特罗布里恩群岛，利用他所独创的田野工作方法所获得的民族志资料；其三是理论上的，即建立功能论社会人类学理论。这三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马林诺夫斯基思想的核心。
现代人读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有两点印象应当是最为深刻的，那就是他所强调的科学精神和他所反对的进化论历史观。而这一正一反的两点恰好反映了马林诺夫斯基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就他信奉并予以贯彻的科学精神而言，与其早年所接受的训练是有密切关联的。
青年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在波兰生活和求学的，那个年代恰是实证哲学在欧陆极为盛行的年代。特别是马赫的科学分析哲学曾让马林诺夫斯基着迷了很久。1902年，马林诺夫斯基进入雅盖隆大学攻读哲学专业。但在那个年代，自然科学的各大学科已成为显学，因而作为哲学系学生的马林诺夫斯基也修习了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和微生物学等课程，并在此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思想的经济原理》（
Onthe Principle ofthe Economy of Thought
）。
在此篇博士论文中，对马赫哲学的分析成为其核心内容。马赫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科学的实证论（positivism），而反对任何哲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马赫认为，知识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此就可以精细地计算出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身体器官所花费的能量大小。而这些内容就成了马林诺夫斯基博士论文所要探讨的主题。这样一种“需要本位”的哲学，无疑深深地影响了马林诺夫斯基学术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后来的社会人类学科学理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说，马林诺夫斯基在钻研马赫哲学的过程中被“马赫化”了。甚至可以说，马赫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了马林诺夫斯基思想中的一个结晶体，由此而固化了他的思考模式。虽然，后来其兴趣渐渐从哲学转向了人类学
，但其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即坚持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贯彻一种科学的客观性原则，这种客观性的原则在其成名之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在后文中将有所交代。
马林诺夫斯基对进化论的历史观是深恶痛绝的。他明确地反对那种以进化论为依据来虚构人类生活历史发展的等级性和优越性的历史主义。或许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马林诺夫斯基对进化论的基本原则还是信奉的，但在此之后，田野调查的事实让他永远地抛弃了支配那个时代思维方式的进化论。1931年，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民族志报告《野蛮人的性生活》第三版的长序中这样写道：
……我已不再是一个进化论方法的基本崇拜者，并且我宁可不赞同任何关于婚姻或其他事物起源的推测，也不愿即使间接地促进它们……事实的陈述明显区别于推测的论点。我对事实描述的改变也是由于我已越来越不关心起源问题的事实，起源，那是我在以往的言论中以幼稚方式所表述的。
从上面这段类似宣言一样的文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马林诺夫斯基追求真知的气魄和自我反省的精神。这种气魄和精神常常投射在他所写的文字中。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奉行的科学主义及其反对进化论的历史观是有说服力的，那么这种说服力并不是靠他思辨上的缜密以及文献上的旁征博引，而是来自他在田野研究中的发现，这些胜于雄辩的事实让那个时代的社会人类学家惊叹不已。马林诺夫斯基最初是在他的老师塞利格曼（Seligman）的帮助下，获得一笔去大洋洲的研究奖助金。1914年9月1日，他利用这笔奖助金踏上了大洋洲的土地，并开始了真正的实地田野调查。在一本让马林诺夫斯基身后的社会人类学家的灵魂受到震颤的田野日记——《在严苛日子里的日记》（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以下简称《日记》）中，马林诺夫斯基写道：“9月1日开始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新纪元，我将独自一人到热带去探索。”
马林诺夫斯基最初是在新几内亚东南方的迈卢岛上进行调查。后来又转到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处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参见表2 1）。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马林诺夫斯基对一种所谓“库拉圈”（kula ring）的象征性礼物交换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发现，这些岛屿上的土著人是通过“库拉圈”不同方向的传递来进行货物的交易，通过“库拉圈”，岛上分散的土著人得以相互联络。因而“库拉圈”这种看似古怪的东西，却有它存在的意义和功能，而无须像进化论历史观那样去评说“库拉圈”在进化的阶梯中所占的位置。
马林诺夫斯基1922年首次出版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其核心的部分就是描述“库拉圈”在土著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否认，此书的发表带来了社会人类学领域内的一次真正的革命，一次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
过去的社会人类学家喜欢在书斋里或在图书馆里，坐在舒适的摇椅上，带着极强的欧洲优势的文化偏见分析一些以见闻为主的游记性的材料，并把分析的结果填入到预先构想的文明进化阶梯中去。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著名的《金枝》（
The Golden Bough
）一书就是遵循上述旧范式写作的。也许弗雷泽的整本书只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部落的巫术是较低级的宗教。但马林诺夫斯基没有走与弗雷泽一样的路，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抛弃了虚构文化发展历程的进化论历史观，径直地走向活生生的异域社会，以翔实的民族志调查进行强有力的理论推论，从而在社会人类学中实现了以“实地田野调查”取代“摇椅上的思辨”的范式转换。马林诺夫斯基也因此而一跃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社会人类学的顶尖人物。
不过，历史并非经过一次书写之后就固定不变了。事实恰恰是，历史会被不止一次地去改写，曾经拥有的荣誉会被后来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质疑和批判，曾经取得的成就也会被放到时代的天平上重新评价，而马林诺夫斯基身后的历史证明了历史的反复性。特别是在马林诺夫斯基那本私密的田野日记被公开出版之后，时代逼迫着人类学家们去重新审视马林诺夫斯基，反思他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获得的荣誉与成就，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深度反省人类学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种学科的自觉意识由此被慢慢诱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