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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肇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中以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及其弟子所从事的有关中国基层社区的研究最为著名。
那时，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为主导的一批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人曾经倡导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这种研究取向与另外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科学理性超越国界的取向大相径庭。后者常常会迷恋于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未能有所超越。对此，早期著名的社会学家杨开道在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一书的序言里就已明确指出过：
美国社会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重，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
作为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实践者，费孝通先生并非属闭门造车一辈。面对西方的学术传统，他采取的是和则用之，不和则舍之的研究策略。我们知道，费孝通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
，因而，想深入理解费孝通在学术研究上所采取的实际做法，若不能对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特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为首的一批所谓“功能论”取向的学者有所深入了解，那么对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是会有偏颇的。若把视野再缩小点，我们就会看到，对费孝通的学术影响既大且深的人莫过于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了。由此可以推论，马林诺夫斯基是了解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本土社会运作思路的关键，而要理解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则需理解他浸润其中的学术思潮及其治学经历。因而，我将以下面的逻辑展开研究：先看马林诺夫斯基所处时代的学术氛围，再观其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并以此为基础来反观费孝通的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实际理路。
到英属殖民地去做田野调查几乎成了英国早期社会人类学家共同信奉的学术规范，而把在异域搜集的田野材料用英文撰写成民族志（ethnography）便成了社会人类学家必做的功课。结果，到异域、用一套特殊的田野调查方法收集民族志资料的程序，在被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界正当化之后，随即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研究范式（paradigm），成为库恩（T. S. Kuhn）所说的“正规科学”（normal science）。
后来的社会人类学，凡追随英国传统的大体也不会离这种范式太远。
欧达伟在评价马林诺夫斯基时有这样的概括：“西方人类学的传统总是关心外国和异域，并趋于保存该地的文化，而不改变它。”
而李安宅也看到这一英国人类学的特质，明确地写道：“人类学在历史发展上，一面与考古有关，一面与殖民经验有关。英法美各国所以发展了人类学，便是因为各有各底殖民问题。”
以上一中一外的引文初步印证了我在上文中的猜测，即英国社会人类学是一种异域取向的，换言之，向着海外去寻求一种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旨趣。为达成解决在英属殖民地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一实用目的，加之学者们对英国本土之外的异文化的浓厚兴趣，共同塑造了英国人类学及其追随者异域关怀的特质。
英国是殖民大国，而殖民地社会的问题自然成了国家事务的核心问题。殖民政府当然也希望通过学者们，特别是人类学家的深入研究而能够对殖民地社会形成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进而实现对殖民地社会的有效统治。这种希望是政府通过发放招标课题的方式来实现的。大批学者（其中当然也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在内）围绕着政府课题，深入到了非洲部落中做田野调查，并试图利用他们的调查结果为政府出谋划策。通过一段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非洲的“五年研究计划”（A five year plan of research）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为人类学家的研究提供资助的原始动机：
西方文明的理念与经济势力渗透到非洲人的生活中后，其所产生的根本问题是所谓非洲社会的凝聚力问题。非洲社会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至少有这样的危险的考验，即这些强大的势力进入到非洲大陆后可能会导致其完全的崩溃，这对非洲人来说，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同时也使一种有序的社区演化变得不大可能。所以，本机构所提供的研究项目资助应该是直接能对原始的非洲社会中影响社会凝聚力的因素、新的影响的作用方式、新群体出现的趋势以及新的社会联系的形成，还有非洲社会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合作方式有更深入的理解的项目。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看到，政府是要解决一个社会，或说殖民地部落中凝聚力何以形成的问题，即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吸引了有着浓厚功能论、进化论传统的欧陆社会人类学家，特别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社会人类学家充当了殖民地政府对当地人进行压迫的工具。对此，高东（John Galtung）不无讽刺地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前总统卡瓦姆·恩格鲁玛的接待室里曾挂有一幅画。画中的主要人物是他自己，他正在与殖民主义的最后的枷锁搏斗。枷锁渐渐破碎，天空中雷电交加，大地在震颤。三个面无血色的小人物正在逃跑，他们全是白人。其中一个夹着公事包的是资本家，另一个是神父或传教士，他手持圣经，第三个人更小，手里拿着一本书，书名是《非洲政治制度》，他就是人类学家……
为了从殖民地社会获得财富的资本家、为了教化殖民地的人民信仰上帝的神职人员以及为了满足学术上的好奇心的人类学家一起构成了英国殖民时代的总体画面。时代塑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社会人类学家。这些社会人类学家有一条共同的道路就是走向异域的殖民地社会，他们从事田野调查的地点、经费来源、调查地的殖民地归属情况等信息足以证明这一点。
作为英国功能论人类学鼻祖的马林诺夫斯基接受伦敦大学的“芒德学生旅行奖学金”（Robert Mond Traveling Studentship）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康斯坦斯-胡沁森学者奖学金”（Constance-Hutchinson Scholarship）于1914年9月至1915年3月和1915年5月至1918年7月分别到英属殖民地新几内亚东南迈卢（Mailu）和特罗布里恩群岛（Triobiand Islands）进行田野调查，并写成了《迈卢岛屿的原住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2）和《野蛮人的性生活》（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1929）。在马林诺夫斯基进行田野调查之前，被称为结构功能论大师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受韦尔金（Anthony Wilkin）民族奖学金资助于1906年至1908年和1910年至1913年分别到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和大洋洲西部进行了田野调查，用调查资料写出了《安达曼岛人》（1922）和《大洋洲部落的社会组织》（1930—1931）。富有人文气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第二代传人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则在苏丹殖民政府的资助下曾先后两次到苏丹进行田野调查，第一次是1926—1930年（间或有20个月），第二次是1930—1936年（间或有12个月），与人类学的先辈一样，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田野民族志，其中两本最具影响力，即《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1937）和《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1940）（参见表2-1）。
表2-1 三位英国人类学代表人物的田野工作
从表2-1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埃文斯-普里查德三人的研究兴趣都是一致向外的，即到异域的英属殖民地做田野研究。特别是与我们这轮讨论主题直接相关的马林诺夫斯基，更是从英国的大学里拿到研究经费，到异域的殖民地社会做调查，这背后颇具一种对异文化的探险和猎奇精神。
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对于异域的兴趣一直不减于马林诺夫斯基那个时代。从一份统计资料中我们大略可以看到这种学术传统变迁的缓慢。卡珀斯（Roeloff Kappers）曾对1980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会员名单进行过统计。
其中，“年龄分组与区域兴趣之间的关系”这份表格（参见表2-2）最能说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田野调查所关注的区域的分布情况。
表2-2 年龄分组与区域兴趣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KUPER A.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83.
如表2-2所示，卡珀斯将英国社会人类学会所有成员分成四个年龄段，即1925年以前出生的（56岁以上），1925年至1935年间出生的（46岁至56岁之间），1935年至1945年之间出生的（36岁至46岁之间），以及1945年以后出生的（36岁以下）。然后经初步统计呈现出各个年龄段的社会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的区域兴趣。从这张表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以往英国殖民地最多的非洲，现在仍是英国乃至世界社会人类学家最感兴趣的区域。在四个年龄段中，选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作为田野调查地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其次，社会人类学家对英国本土的研究兴趣不高。除了在1981年在46岁至56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对英国本土的研究兴趣较高（22％）以外，其他年龄段中仅有10％左右的人对英国本土感兴趣。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年龄段的变小，对非洲的兴趣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兴趣并未转移到对英国本土的研究上，而是在开辟新的田野调查地。特别对北极、北大西洋、中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的兴趣都呈渐增的趋势。
基于以上数据和文献，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的性格特质是异域取向的。而且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种特质并未出现根本的改观。也许是受国情所迫，或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费孝通走了一条与自己的老师原本就不大一样的道路。他告别异域，径直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社会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虽然说费孝通放弃了一种英国异域取向的人类学传统，但他绝没有丢下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功能论的方法论，可以这样说，费孝通灵活地应用此一方法论于中国本土社会，成功地实现了一种西方方法论的中国化。因而在谈论费孝通的研究历程之前有必要对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英国功能论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