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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回到中长期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如何助力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以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主体——银行作为典型案例来进行剖析。
影响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经济周期、产业周期、监管周期、银行周期、技术周期。曾经有人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银行业改革非常成功，表面上看是上市股改，其实背后是2003年开始的一轮全球黄金增长的周期。如果条件变了，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好日子是否还会继续？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明显感受到这种挑战。以美国为例，美国银行业主要包括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体系下所有参加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截止到2019年年末，这些机构总共有5 193家，商业银行4 521家，储蓄机构662家，外资银行分行10家。FDIC的数据显示，1985年美国银行曾经多达18 000多家。可以看到，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和企业一样变化很快，10 000多家退出市场的机构中有近1／4～1／3是因为破产，其余主要是通过并购重组退出市场，破产的机构更多是实力较弱的小机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应对挑战有不同的着力点，技术投入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
美国咨询公司Celent曾预测2019年美国银行业科技投入将超过1 000亿美元，新科技的研发将占信息技术支出的37％，2020年该比例会增长至40％，2022年将达到50％。大型银行在科技创新领域处于领跑地位。2019年，摩根大通的科技预算为114亿美元，位居行业第一，较2018年增长56％，其中近一半的科技预算用于在内部实施颠覆性科技应用，另一半则主要用于系统和数据的维护。排名第二的美国银行2019年的科技预算也达到100亿美元，其中30％用于技术创新投资。位列第三和第四的是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2019年的科技预算分别为9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在科技投入上的差距日益扩大，规模较小银行的投入金额明显落后，处于竞争劣势。未来中小银行可能会通过更多地使用第三方科技外包服务或开展行业内并购来获得竞争优势。
无论是银行信息化、电子化、银行金融科技还是开放银行，这些概念背后都意味着新技术、新模式对银行的组织架构、业务和机理的重构，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先进的技术实现银行效率、效益、效果的全面提升。在全球的银行数字化转型变革中，可以借鉴的有三类：第一类是中小银行的数字化重生。第二类是全新的新兴数字化虚拟银行。从英国的AtomBank （原子银行）到我国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这些都是没有历史包袱、具有新兴基因的银行。第三类是大型银行的数字化道路。
需要特别关注中小银行的数字化重生道路。大量小银行在竞争中不得不黯然退出市场，而生存下来的小银行都离不开几个大的发展方向：（1）扎根于地方，扎根于社区，不进行大规模扩张，更多地服务于地方，服务于社区。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有一些银行在家族里传承多年，不会受到太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冲击。（2）融入大型金融集团的平台中，获得更多平台资源的支持。（3）进行数字化的转型与重生。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改善产品、获取客户，逐步实现服务的智能化。这个方向在业内已经形成共识。
无论是从行业接受程度还是从监管的认知程度来看，中小银行在快速利用金融科技创新业务方面，空间将有所增大。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战略层面四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客户。商业银行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一方面，从客户角度看，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度高于科技公司，银行拥有数量庞大而又独一无二的零售和对公客户数据集合，天然具有数字化转型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由于受到相对僵化的模式约束，在更好地服务客户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目前商业银行业务的离柜率高达80％多，手机银行对网络银行的替代性极高，大量的手机银行客户掌握在国有大行、股份制大行手中。但是这些海量客户的活跃度究竟多高，有没有享受到很好的服务等问题值得存疑。从传统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讲，不仅要关注如何获取客户的问题，更要关注如何更好地为现有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问题。
第二，监管。银行业是各国监管部门关注的核心，其创新活动也受到各类监管规则的严厉约束。一方面，大量银行数字化创新活动首先在监管边缘地带或不受监管约束的地方开展起来。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监管部门在“自上而下”地推动某些银行的技术变革，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开放银行”。各国监管部门的政策目标往往需要在以下三者之间权衡：金融稳定与安全性，提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提升本土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机构。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躺着赚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银行数字化转型最根本的动力。由于外部监管和内部因素的变化，银行一方面难以靠传统业务持续获得高增长，另一方面更难参与复杂的金融业务。因此，如何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来进行全面的“挖潜改造”，成为新形势下商业银行重获生命力的重要着眼点。具体来看，在业务与产品、组织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基础设施等各个层面，可能都存在“粗放式”发展与可以优化的地方。进行数字化改造，本质上是为了改善银行的“体质”，从而构建更稳定、可持续的新商业模式。
第四，行业。从行业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那些真正有动力、希望生存发展的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可以借助数字化转型来构建银行间合作发展的共赢机制。例如，在系统建设、跨区域客户共享等方面。与此同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空间也在不断扩大，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为银行创造全新的外部业务与技术关系，以应对金融“脱媒”的挑战。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对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基本保障等要素的把握，从而实现理性、健康、高效、可持续的转型探索。具体来看，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正如过去所说，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无论是英国《银行家》这样的媒体，还是像美国的骆驼评级这样的监管评级，均在不断提升战略与管理这个要素的权重。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环境下，各家金融机构更要结合各自特点，明晰战略定位。
第二，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架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在海外探索新的组织主体，并将其嫁接到原有机构上，来适应新的组织机构体系。
第三，保障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原则与边界。
第四，发掘大数据的内在价值，提升数据的质量。
第五，充分利用新一代技术与系统。可以在非核心的业务地带，加大金融行业对不太成熟的处于创新阶段的技术的探索和应用。
第六，全面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场景创新。传统银行的信息化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提升管理和运作效率，因此更加关注企业级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而非用户体验、快速创新和灵活的扩展能力。与这样的企业端信息化转型不同，银行数字化本质上是面对客户端的科技创新，包含面向业务场景的自我赋能。一则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与模式，全面拓展家庭金融服务链、产业金融信用链，把握好智能化家庭消费金融、财富管理等服务配置，以及大企业、小企业的需求特征，真正实现场景金融的服务融合。二则可以着眼于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基本金融功能，实现服务空间与时间的拓展，围绕碎片化的客户潜在金融需求，提前予以发掘、培育和满足。三则积极拓展面向政府G端的需要，使之更具便捷性、智能性和公共性。四则为了实现面向各类客户的无处不在的“交互”，推动客户向用户乃至伙伴进行转移。
第七，打造合作共赢的数字化新生态。数字化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互联互通，银行数字化转型本质上也是为了构建更加开放的合作共赢生态。具体而言，包括监管与银行之间的合作、银行同业之间的合作、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银行与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等，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业务、技术、系统、理念的共享共赢式发展。生态建设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为开放而开放”，需要参与者有更加清晰的战略思考和定位，并且能够在生态建设中真正找到彼此互补、合作共赢的着眼点。
第八，完善数字化时代的责任与文化。疫情使金融机构充分认识到责任与文化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公益，金融机构应当与产业、企业、居民真正建立一个共赢、共享、共同生存的环境。近期调查显示，ESG
里包含的治理、责任等因素越来越受金融机构重视，尤其是亚太地区的银行，它们最希望在风险框架当中加入ESG因素。
我国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许多难点，必须理性看待。（1）如何构建支持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协调机制。（2）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实施差异化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策略。（3）如何确定银行内部持续推动的动力机制。长期以来，在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中，银行内部始终面临不同部门、不同条线、不同机构之间的竞争，有时能够最终提高竞争效率，有时则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阻碍。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否最终成功，不能只靠目标和理想，还需要在内部构建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在转型中尽量增加多数内部人的利益。（4）如何避免数字化被滥用和变为运动式推进。（5）如何加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支撑。
●在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对不同的机构来说，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一样。比如在某些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果着眼于业务层面，则会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如果着眼于渠道层面，则会面临黑客风险、网络风险、开放环境下的欺诈风险等技术端的风险。但是对银行业来说，在转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监管风险、合规风险和战略风险。战略是金融机构在面临变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一旦战略方向有偏差，就会导致业务等一系列链条出现问题。
●进入数字化时代的标志是什么？
第一是数字经济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度。目前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哪些经济模式是数字化经济、新经济。比如，中国和美国在一些新技术方面其实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中国更多是技术应用方，美国更多是技术原创方。归根结底，相关技术对经济的贡献都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从技术本身来说，无论是网络的普及率、移动手机的普及率，还是线上业务的深入程度等指标，都可用来衡量是否在向数字化时代快速迭代。中国数字化最终的动力来自庞大的网民群体和移动手机用户群体。中国移动端用户群体规模最庞大，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撑。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数字化转型会快速迭代，而早期的数字化转型更多是适应需求端的场景应用型。下一阶段就整个体系来说，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借助来自庞大的需求场景的比较优势，在基础层面推动更多的技术创新，由此使技术真正成为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成为技术驱动型的创新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