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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3日，笔者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吴宓和〈傲慢与偏见〉的教学传播》，这篇论文是本人2012年的中国传媒大学博士选修课程“中外文化研究”的结课论文（得了本人博士生课程的最高分“90分”），后来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简·奥斯汀小说在中国的出版传播考论》的出发点和组成内容。当初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其写作动机是想探讨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等经典小说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渠道，经过哪些人的努力，跨越了哪些时间节点，才成为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时常阅读的英国文学经典的，也就是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从传播渠道而言，包括图书报刊译介、教学传播、学术探讨和图书翻译出版等；而从时间段划分，1935年《傲慢与偏见》第一个中译本在中国出版，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苏联文学”的一边倒，到“文革”文化事业的中断，改革开放以后迎来简·奥斯汀传播的高潮，以及21世纪以后的传播新局面，以这些节点区分各个时间段，要面面俱到的话，则会形成以下的研究和写作格式（见表0-5）。
表0-5 本书原先的写作思路
上表所形成的19个模块的写作内容（打“√”部分），论述头绪极其繁杂，这是本人不能驾驭的写作任务。如果能虚化对学术传播这条主线的论述，注重对1949年以前（甚至1966年以前）的报刊译介、教学传播和图书翻译出版的论述，而突出呈现1935年至今80余年的图书翻译出版史，并采用适当理论总结其传播规律，则其研究和写作思路要简单得多（见表0-6）。
表0-6 本书的写作思路简化版
这样一来，将本书的写作思路简而化之为：首先，考证简·奥斯汀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起点，涉及图书译介、报刊译介、教学传播、电影传播等；然后，管窥1935年以前的传播过程及传播主体，重点放在1935年至今简·奥斯汀的6部小说在中国的图书翻译出版过程，并试图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来剖析《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本）出版个案，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来分析《傲慢与偏见》的社会传播效果。这是本书写作的主旨所在。
本书的写作会涉及历史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编辑出版学、符号学、跨文化传播学、译介学等理论，要写出一本像样的专著，对笔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只能勉力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