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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知道英国文学，可上溯至1838年。该年11月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所载《论诗》介绍欧罗巴诗词时说，“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和马”即古希腊诗人荷马；“米里屯”即英国大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论诗》还介绍了弥尔顿诗的特点
。1840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则首次提到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该书在介绍“英吉利国”时说，“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
。分别指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1851年，英国传教士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将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The Pilgrim's Progress节译成中文，名为《行客经历传》，成为英国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个中译本。
1853年，该小说的第一个全译本《天路历程》由英格兰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与佚名中国士子合作翻译，在厦门出版，并多次重印，这也是被译为中文的第一部外国小说。1872年5月24—26日，《申报》刊载《谈瀛小录》一文，约5 000字，为《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之小人国部分，是为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小说首次介绍入中国
。1873年，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的《夜与晨》（
Night and Morning
）被蠡勺居士（蒋子让）译述成《昕夕闲谈》，开始在《瀛寰琐纪》杂志上连载。这是中国最早由中国人自己翻译的白话体长篇小说，第二年又由申报馆印行单行本
。据《郭嵩焘日记》的记载，1879年1月18日，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伦敦首次观看了莎剧《哈姆雷特》。
1896年8月1日至1897年5月21日，《时务报》刊登了张坤德译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Arther Conan Doyle，1859—1930）的4篇侦探小说，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中国最早译介的侦探小说。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小说的译介出版逐渐盛行起来。1902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了沈祖芬（生卒年不详）译的《鲁滨孙漂流记》，译名为《绝岛漂流记》。该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始，其译本甚多，最有名的是徐霞村译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随着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创，20世纪的前30年掀起了英国文学作品出版的两次高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成为文学出版的主流出版社，出版了多套外国文学丛书。在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先是开辟“说部丛书”，总计4集322种460册，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在林纾与他人合译的“林译小说丛书”中，不乏笛福、司各特、狄更斯这样的大作家的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另一套大型外国文学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印行，其包括了英国著名作家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1810—1865）、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狄更斯（1812—1870）、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Brontë Sisters）等小说的精良译品。但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始终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还处在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市场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发挥。
在“建国十七年”中，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英国小说经典的翻译出版仍然出现了新的高潮。据著名翻译家孙致礼教授的统计，中国在这一时期一共出版了245种文学译作单行本，大多属于英国经典作家的传世之作，也有一些现当代的进步作品，其中小说92种，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英国一流作家。
在这个时期，英国文学作品的主流出版社主要是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的上海文艺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了英国小说翻译出版的又一波高潮，长期受压抑的读者需求被不断引爆，外国文学图书市场开始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这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可见一斑。除了上述两家出版社占得市场先机之外，先是地方文艺类出版社，后又有非文艺类出版社纷纷介入其中。新老译者不断贡献新的译品，译本、版本精彩纷呈，新华书店主渠道日趋畅通，民营二渠道逐渐壮大，成就了外国文学出版市场的多年辉煌。与此同时，市场力量的疯狂角逐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译本的抄袭、翻译质量低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