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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以前，简·奥斯汀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三个路径：报刊译介（专业或者学术传播）、教学（组织传播）和翻译出版（大众传播）。换言之，专业人士在图书报刊上的译介、大学老师将其人其作纳入课堂教学内容在前，翻译出版活动在后。从学术界到教学界，再从小范围的专业读者到大范围的一般读者中去，前两者为后者作了很好的烘托和铺垫。
追溯简·奥斯汀作品在中国传播的总源头，并对每种传播方式的源头进行追溯，是本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殊为可惜的是，关于简·奥斯汀本人及其作品最早译介到中国的时间，英、美文学研究界的同仁对此是语焉不详，多所回避的。比如，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谢天振、查明建主编）只给了简·奥斯汀约400字的篇幅。其中提到：“奥斯丁的6部长篇小说主题都是恋爱、婚姻，这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坛所关注的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等重大时代主题相去甚远。因此，文坛对奥斯丁作品的译介显得不很热心，文学期刊上对简·奥斯汀的译介文章很少。”
作者认为国内对简·奥斯汀作品译介不很热心的原因是小说主题所限，只是提到1935年《傲慢与偏见》出版了两种中译本，吴景荣在《时与潮文艺》1943年第2期发表了《奥斯登（Jame Austen）的恋爱观：从〈劝导〉讲起》等有限的史实，但是回避了对其传播起点的考证。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研究员主编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六卷本）的“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专节论述“简·奥斯汀翻译”，占约3页篇幅，2 700字左右。其中提到：“当时中国文坛更乐于接受的是笔锋犀利的批判现实主义，因此，她的作品并没有出现比较热烈的翻译情形：翻译的作品不多，同时也没有著名译者加入。不过，由于《傲慢与偏见》在当时的许多大学里都用作英文课本，因而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对此并不陌生。”
这段论述的第一句话提到了简·奥斯汀翻译的不佳情形及其原因，而下一句话则点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它进入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到了教学传播方式。但是本书作者李宪瑜博士没有点出译介的最早时间。笔者认为，这是史料研读不够，抑或是受篇幅限制所致。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黄梅教授则认为：“国内对简·奥斯丁的译介和评述始于20世纪20年代”“奥斯丁进入中国并不算晚。在20世纪20年代查普曼考证其生平和写作的工作尚未全面完工，奥斯丁在英语世界经典化大幕方徐徐开启之际，在中国即有《英语周刊》《光华月刊》等杂志介绍这位女作家。”
这里虽然提到了期刊传播方式，但也没有涉及简·奥斯汀的具体传播起点，也不清楚《英语周刊》《光华月刊》等杂志又是如何介绍她的。因为黄梅教授的论述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奥斯汀小说的研究上，1949年以前的介绍只是一个引子，一笔带过。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和龙教授在北美简·奥斯汀协会（Jane Austen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n）主办的《劝导：简·奥斯汀杂志》（ Persuasions: The Jane Austen Journal ）2011年第1期发表了《简·奥斯汀在中国一百年》一文，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该协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指出，直到1917年，即简·奥斯汀逝世100年后，魏易才在《泰西名小说家略传》中第一次提到简·奥斯汀。 （1） 与上述学者不同，张和龙教授明确提出其传播起点是1917年。因此，该文发表时离该文标题中提到的“一百年”还不到，只是个约数而已。
鉴于以上研究者都未能对简·奥斯汀的传播起点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笔者结合新发现的文献史料作出较为可信的考证。
据笔者的最新考证，还有比张和龙所说的“1917年”更早的传播起点，这就是1908年。按这个起点计算，简·奥斯汀在中国的传播就超过100年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林汝耀刊刻的《苏格兰游学指南》提到：在苏格兰大学入学考试中，文科理科都要考“高级英文”，其中涉及的“文学如策论式，系由大学每年指定英名家著作数卷，考试时即于此类书中发题”，随后的“文学类千九百七年指定之四书”，即1907年指定要考试的四本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Miss Fusten's
Emma
”
，其他3本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史蒂文生的《金银岛》、卡莱尔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笔者认为，“Fusten”当为“Austen”之误。因为，两个单词仅一个字母之差，而奥斯汀终身未婚，称为“Miss（小姐）”，“
Emma
”只能是她的作品《爱玛》，其他英国作家没有同名的小说。由此也可得一粗略的证明：简·奥斯汀属于“英国名家”，地位与莎士比亚、卡莱尔、史蒂文森相当。我们也得出结论，中国人最早知道的简·奥斯汀小说是《爱玛》，但当时没有“Austen”和“
Emma
”的中文译名。
“知道”并不等于“译介”，只是译介的开始。《苏格兰游学指南》对简·奥斯汀只是一笔带过，真正对她进行专门描述的是魏易的《泰西名小说家略传》。1917年（民国六年）4月，作为民国教育部下属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的魏易编译了该书，由通俗教育研究会印行。也就是说，简·奥斯汀去世100周年之后，中国才有专门著作提到她本人及其作品。
魏易在序言中说，为欧洲的“哲士淑女抱济世利民之志者，反借小说以洪敷其教。盖小说者，便于通俗，非必学者而后能读”。就是说，好的小说具有教化世人的功能。作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之一员，魏易编译此书，在于“吾国人士，今兹不少通欧语者，检名购书，殆非甚难。试取读之，则知欧美人之所认为名小说者究何似。吾国人果能师其意，以发挥固有，则世界文坛，庶能容吾占一席地乎”。也就是说，还是要促使中国小说界学习西方榜样，创作自己的好小说。
该书正文总计70页，涉及45个作家，世界级的欧美大作家有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司各特、马克·吐温等，也有寂寂无名之辈。其中有1页多点篇幅提到简·奥斯汀，不到司各特的一半。在“迦茵奥士丁传”一节的开头便说“迦茵奥士丁者，英国名小说家之一也”，接下来介绍了她的生平，说她在父亲死后迁居乔顿村，然后说：
其生平最著名之小说四种： Sense and Sensibility; Pride Prijudice; Mansfied Park; Emma 均于此脱稿。…… Northanger abbey 及 Persuasion 两书，皆于千八百十八年出版。
文中的“Pride Prijudice”为“Pride and Prejudice”之误；“Mansfield”误为“Mansfied”，书的最后有所改正，但最终也没改对。本段提到了简·奥斯汀的6部小说，却没有任何中文译名。接下来一段说：
迦茵于小说界实可谓别开生面者。今之所谓家庭小说，实创始于迦茵。书中人物咸其习见之人，虽范围不免稍狭，然以此故，能专注其思力于一隅。于写生一事，具有独长。名士中如司各德、马考娄、苏西高立支等，皆盛称其才。马考娄尝曰：“写生妙手，吾于迦茵奥士丁外，殆未之见。方之古人，其惟莎士比乎。”马考娄以命世文豪而于迦茵乃服膺如此，迦茵其不朽矣！当迦茵著书时，年甫二十有二。以如是妙年，而眼光识力，乃洞达如是。识者早目其为不寿之征矣。
本段评价了简·奥斯汀的写作风格，认为她开创了家庭小说的写作类型，虽然范围比较狭窄，但是基于细心观察，具有写实的特点。在名家的评价中，马考莱称她为“写生妙手”，并比之于莎士比亚。此外，书中也有“彭德三女史合传”，即勃朗特三姐妹，约3页的篇幅。最后一段对简·奥斯汀和夏洛特·勃朗特作比较说：
英国女史之以小说家名者，当推迦茵奥饰丁及沙洛德彭德为最，二人皆负盛名。其不同者，迦茵之为小说，限于亲身所见之事，长处在细腻慰帖；沙洛德则都托之意象，行文可泣可歌，编为出目，能使剧场生色。两女士皆负不羁之才，特处境不同，故其主观有异。
两人文坛地位相当，但是小说风格不一。在本书中，Jane Austen第一次有了“迦茵奥士丁”的译名。“奥士丁”和“奥饰丁”两个译名并存，应该后者是笔误。
书中最后有4页是“泰西小说沿革简说”，再次涉及简·奥斯汀。但是，“迦茵”之译名又变成了“茄茵”。书中认为她最出名的两部小说是 Sense and Sensibility 和 Pride and Prejudice ，并说“氏之小说，能感人于不觉，其移风易俗之功，洵非细也”。她小说的“移风易俗之功”与序中所说的主旨相吻合。
据闽侯林德育女士的说法，《泰西名小说家略传》属于“非卖品”
，应该是在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中流通，影响力有限。不过，我们可以认定，这是最早论及简·奥斯汀的文学史著作了。
最早在中国报道简·奥斯汀及其作品的是一份英文报纸《大陆报》（ The China Press ）。1913年5月23日该报刊登了一篇书评，题为 Genius of Jane Austen （《简·奥斯汀的天才》），评的是同年英国史密斯-埃德尔出版社（Smith, Elder）刚出版的新书《简·奥斯汀的生平和作品》（ Jane Austen: Her Life and Letters ）。作者是奥斯汀家的两位后人：威廉·奥斯汀-利（William Austen-Leigh）和R. A.奥斯汀-利（R. A. Austen-Leigh）。其中提到了她的3部小说：《爱玛》《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
1917年是简·奥斯汀去世100周年。《北华捷报》（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刊登了一篇题为 The Anniversary of Jane Austen （《简·奥斯汀去世100周年纪念》）的文章，副标题是 The “ Perfect Aunt ”（《完美姑妈》）。第一句就指出“简·奥斯汀去世于100年前的7月18日，年仅41岁”。这位“简姑妈”是她的侄子和侄女们的快乐源泉。而由于她还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她用特殊的眼光看待她和大家共有的这个世界。
不过《大陆报》和《北华捷报》主要面向中国特别是上海地区的英语国家读者发行，中国读者对此了解有限，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
期刊传播的起点是“锳”在《万航周报》1916年第1期发表的《女小说家奥斯敦传》。据笔者查证，目前国内再也没有发现比这更早的期刊译介了。
《万航周报》为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学生蔡振华、瞿宣颖等创办的一份学生刊物，只在校园内发行。第1期的出刊时间是1916年12月10日，同年12月出版，仅3期就停刊了。“锳”的全名为邵锳，《万航周报》的编辑之一，她1916年进校，1920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既然是学生刊物，邵锳从事编辑、捐款、撰稿等工作责无旁贷。该文介绍了简·奥斯汀的生卒时间、小说代表作、写作风格和出生地。该文的头一句话就是：
本学期余班所读之文学，其作者为奥斯敦女士。Jane Austen女士为法国革命时代小说大家，今略述其历史，亦研究文学最有兴趣之事也。
结合上下文看，“奥斯敦”即简·奥斯汀，只译了姓氏，没有译名字。据此可以说，邵锳在中国人中不仅是在期刊上介绍简·奥斯汀的第一人，也是将她的姓氏翻译过来的第一人。这也表明，最晚在1916年圣约翰书院的课程中已经有类似的讲授内容。
圣约翰书院早在1881年10月就设立了英文部，1892年学校正式成立正馆（大学部），学制三年，其中英文专业的大一、大二课程中均有“闲书”（即英文小说）、“英文史记”（即英国文学史，也许是英国史）。邵锳全班“所读之文学”应该属于“闲书”课程。圣约翰一直很注重纯英文教学，比如，近代著名外交家颜惠庆（1877—1950）1900年获得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在圣约翰书院当了6年的老师。他提到曾在英语阅读课上讲到柯南道尔的《白兵营》（
The Whiter Company
）
。而他十几岁时，就在自家的图书馆看过狄更斯、萨克雷和司各特的大部分小说，以及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
邵锳在文中提到简·奥斯汀和同时代的司各特一样均为“小说大家”，小说风格均属于“写实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实主义风格。她还说，简·奥斯汀的写作长处是“描摹人情，无微不至”。文中提到作者出版了6部小说，其中“最著者为 Pride and prejudice ， Mansfield Park & Emma 三书”。就目前发现史料而言，这是国内最早提到 Pride and Prejudice 、 Mansfield Park 的记述，但是没有相应的译名。除了上述两个“第一”之外，邵锳还是第一个提到这两部小说的中国人。《万航周报》是中国最早译介简·奥斯汀的期刊，邵锳在其第1期发表的《女小说家奥斯敦传》是中国最早介绍简·奥斯汀的期刊文章。
如果说《万航周报》作为一份校内期刊其影响力有限，不能算是正式期刊的话，那么《妇女杂志》就是中国最早译介简·奥斯汀的期刊，由于其主办方商务印书馆的强大背景，其社会影响力比《万航周报》要大得多。
在《妇女杂志》1917年第12期上，林德育女士发表了《泰西女小说家论略》，这是将《泰西名小说家略传》中10位女作家的内容单独挑出，从妇女的角度加以提炼和概括，为己所用。她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说道：
以上列举欧美女小说家十人，共为十大端，皆足以激进女学界自强自立之志者也。德育以为吾国生计奇窘，道德堕落。……窃以为中国今日为危亡垂绝之日，卧薪尝胆犹虑不足以救亡。
因此，林德育每次介绍某位女作家时，都要从“自强自立”这个角度首先加以总结。比如，她说勃朗特三姐妹是“姊妹齐名之义”，乔治桑是“穷居劬学之义”。对于简·奥斯汀，她是这么说的：
家庭常识之义 英国小说家别开生面者，为迦因奥士丁。美姿容，颀长有风致。幼从父读书，学识为当时女子冠。能专注思力于一隅。于写生之事具有独长。肺病早死。年二十二而眼光识力乃洞达如是。死之前一日犹赋诗译自遣云。
在这段话中，林德育只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并未有其他内容。从她的描述来看，简·奥斯汀似属自立自强之辈。可是她并不知道，作者作品的出版多有曲折，稿费不多，本人一直靠兄弟养活。这样来看，简·奥斯汀的实际状况离林德育写作的本意相差甚远。
虽然民国时期有关简·奥斯汀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也没有出现专门的学术著作，但体现了民国时期简·奥斯汀研究的较高水平。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如果说吴宓是中国简·奥斯汀教学第一人，那么他的得意门生陈铨就是中国简·奥斯汀研究的第一人。前者是1921年，后者是1935年，差了14年。
陈铨（1903—1969），四川富顺人。笔名T、涛西等。学者、剧作家。1921年考入清华学校。先后获得美国奥伯林大学硕士、德国基尔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任教。1935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简·奥斯汀研究的论文。1934—1937年是陈铨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他在《清华学报》一共发表了10篇论文，其中9篇是关于德国文学研究的论文。这唯一一篇关于英国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是他在《清华学报》1935年第2期发表的《迦茵奥士丁作品中的笑剧因素》。本文正文再加上页下注和文后参考文献，足足有40页，共2.6万余字，是民国时期最有分量的一篇简·奥斯汀研究文章了。
在本文中，陈铨首先陈述了笑剧的定义，指出“笑剧的功用是在笑人生中不合比例的事物，使我们合乎社会上认为顶好的标准。”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其次，陈铨评价作为笑剧作家的简·奥斯汀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他认为简·奥斯汀“是太伟大一位笑剧作家了”，“是很少的真正抓住笑剧精神的英国作家中的一个”。之所以说她是一位“上等笑剧”的作家，是因为她“所利用的笑剧元素，不是身体方面的不合比例，乃是精神方面，特别是书中人物性格方面的不合比例。愚蠢，感伤，骄傲，偏见，都是她得意的题目，常常表现在各种不同人物和各种不同状况中间”。
再次，他具体分析了“愚蠢”“骄傲”“感伤”“偏见”这四种性格上的笑剧因素在简·奥斯汀中的代表人物。就“愚蠢”而言，可以举出《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贝内特夫人等，他俩代表作者“用愚蠢来作笑剧元素的最高点”；就“骄傲”而言，可以举出《爱玛》中的爱玛、《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等，尤其是爱玛替人做媒的例子；就“感伤”而言，可以举出《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她不像姐姐埃莉诺那样“头脑清楚，处处用理智来驾驭感情”，玛丽安“却喜欢过度地表示，热烈地对人”“由于她把肤浅爱情价值看得太高，结果她没有给它一些适合比例的反应”，就变得可笑了；就“偏见”而言，可以举出《诺桑觉寺》中的索普和沃尔特爵士。
最后，陈铨分析了简·奥斯汀作品中地位的笑剧元素。他重点举了《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三个例证，指出“个性笑剧元素的冲突，是增加笑剧地位影响最要紧的条件。”而这在《傲慢与偏见》中“常常使用，其实差不多每次男女主角会面的时候都有。达西先生代表骄傲，伊利莎白代表偏见。他们讲话老不投机，每次冲突，都增加笑剧地位的力量。”比如，通过这两位头次在跳舞会相见时的对话就可以看出：
如果一个作者能够看出性格的笑剧元素，这一种排列并不算困难；但是也要有戏剧天才，才能够使每幕有力量，尤其是遇着达西和伊利莎白这一种人物，他们的智力，都在很高水平线上，如果不在一位大艺术家手里，失败是没有问题的。
陈铨在这里高度评价了作者对其作品中的笑剧因素高超的驾驭艺术。
在结论中，陈铨层层递进地指出了简·奥斯汀（即文中的“迦茵奥士丁”）作为笑剧作家的地位：
一、迦茵奥士丁是一个成功的笑剧家，因为她全靠她的理智，看见人生中不合比例的事物。
二、迦茵奥士丁是一位个性笑剧的作家，因为她在她作品中所利用的不合比例，或者笑剧元素，都是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自然的结果。
三、迦茵奥士丁是一个成功的个性笑剧作家，因为她知道怎么样排列个性的笑剧元素，使它引导到一种地位：个性的笑剧元素，互相冲突，提高笑剧的影响。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为了阐明一位笑剧作家应有的态度，陈铨引用《傲慢与偏见》中的一段作为结尾。
“世界上最聪明最良善的人”（达西说）；“——他们最聪明最良善的行动——都可以被一个人弄得好笑，如果他这一个人生活的第一目的，就是开玩笑。”
“当然。”伊利莎白答道：“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希望我不是里面的一个。我希望我决不嘲笑聪明良善的事情。愚蠢，无识，怪想，矛盾，确乎令我娱乐，我可以承认，我能够笑它们我就笑它们。”
从整篇论文来看，行文有论有据，论据有机结合；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层层递进，一气呵成。就个人而言，陈铨的研究虽然绝无仅有，但对民国时期的简·奥斯汀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引发了以后吴景荣、冯和侃、常风等年轻学者的相关研究。而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也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其观点仍不过时。
在简·奥斯汀所有小说中，《傲慢与偏见》是最早被拍成电影的。1940年1月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将《傲慢与偏见》第一次拍摄成电影，男女主角分别是劳伦斯·奥立弗（Laurence Olivier，饰达西）、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饰伊丽莎白），于1940年7月26日在美国公映。而在中国放映则是第二年初的事情了。由于战争的原因，中国是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之外第四个放映的国家。
1940年电影版《傲慢与偏见》引进中国后，被译为《屏开雀选》，1941年2月6日在上海的大华戏院首映。最早刊登放映广告的国内报纸是上海1941年1月31日的《申报》，如下图：
这则广告非常简单，只有两行。第一行是两位主角的姓名，男左女右。第二行是分列的电影中文名称《屏开雀选》，与中间的“是青年男女的婚姻宝鉴”连成一句话。读者见了，也不知道大华戏院到底要放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这则广告连续刊登3天之后的2月3日，多了并排而立的两句话“男性的傲慢”“女性的偏见”，暗示居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第二天的广告内容多了“五个窈窕的淑女，需要五个知心着意丈夫”“长舌的母亲！书呆的父亲！待嫁的女儿！”“用甘言笼络，用媚态诱惑，用娇嗔挑逗”等更有诱惑力的广告语。但是这5天的广告没有剧照，也没有点出电影改编的原作。
1941年2月5日的广告如下图：
这又比上日的广告多了“文坛空前杰作，影坛非常巨制”“贤父慈母，择婿指南”“他是公子哥儿，架子大；她是千金小姐，脾气怪。”并点出了《屏开雀选》就是《傲慢与偏见》。
2月6日的广告内容更加丰富，出现了两位主角的剧照，进一步指出该电影改编自英文小说 Pride and Prejudice 。广告的第一行指出该电影“今天起献映：二时半、五时半、九时一刻”，一天3场。第二行是“窈窕五淑女，标梅待嫁年”，然后指出五姊妹的性格是“大姊娇养惯！二姊卖风流！三妹爱军官！四妹最怕羞！五妹痴丫头！”如果说“丈夫人人会拣，各有法术无边”，那么其法术则有“假痴假呆，半推半就，一伸一缩，七擒七纵”四种。广告的最后一行则指出两位主角“他是公子哥儿，架子大；她是千金小姐，脾气怪”，让读者觉得这是架子大的公子哥儿和脾气怪的千金小姐的对手戏，应该非常好看。
这一周的广告层层递进，内容日渐丰富，不断揭示剧情，这样的广告宣传攻势让广大读者欲罢不能，不论是否看过《傲慢与偏见》中英文版书籍，都会产生强烈的观影欲望。
从2月7日到2月12日的广告增加了大华戏院的两个联系电话“六〇七二七”“六〇一九九”，是为了观众问询观影购票事宜之用。
这部电影以后在上海多次放映过。那么，观影的体会如何呢？1946年4月7日《申报》刊登的一篇署名“琅嬛”的《忠勇之家》影评，其中最后一段提到：
文艺的影片，是很不容易讨好的，这一半固然由于一部作品摄成影片后，经过删节摘取，往往失去原有的调协约美处，一半也是因为在文艺影片中，即使主角演技精湛，获得成功，若是配角等偶一不能握住剧情，往往会破坏原作的风格。记得葛丽亚珈逊在《雀开辟选》一片中（奥斯登的《骄傲与偏见》），演技相当成功，但饰彭纳太太和饰科林斯先生的，表演得太过火，遂使奥斯登的中等英国人家，染上了美国小店妇女的气息，原作的风格完全丧失了。
“雀开辟选”为“屏开雀选”之误。作者在肯定葛丽亚·嘉逊的演技的同时，批评由于配角的表演过火，使得根据英国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变得美国化了，诚哉斯言！
而最早全面报道《傲慢与偏见》电影上映的期刊是《沙漠画报》，主要是为了配合《屏开雀选》在北平真光影院的放映。
早在1936年，《娱乐周报》就刊登了一则题为《英美争摄文学电影——莎士比亚·奥斯丁·史蒂芬生著作纷纷上银幕》的报道，与“奥斯丁”对应的是正文中的一句“奥斯丁女士的《骄傲与偏见》已被选由瑙玛·希拉主演”
。这是国内最早出现的关于《傲慢与偏见》要被拍成电影的报道。但最终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并没有主演该片，而是换成了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担纲女主角。
对于《傲慢与偏见》在中国的放映，最早予以报道的期刊是北平的《沙漠画报》1941年第17期，所属栏目是“电影圈”，总计两页。
第28页除了左上方《魂断蓝桥》的大幅剧照之外，就是右上方和下方的两篇关于《傲慢与偏见》的文章，前者名为《屏开雀选介绍》，头一句就说：“这影片的英文原文是《傲慢与偏见》”，然后介绍该片的剧情、豪华阵容，以及与现实婚姻之比较。后者名为《十九世纪的择夫术——时代维异，法术不变》，借剧情来说明女子选择丈夫的技巧。最后说：“在这张片子里，十足表演爱情高于一切，一个女子终身大事是找觅一位伴侣，在这找觅的过程，真是形形色色非同小可，《屏开雀选》定于本月十六日起在真光影院公演，请参阅此版照片。”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傲慢与偏见》1940年版电影在中国公映的日期。
“次页”即第29页，刊登了《屏开雀选》的3幅剧照。左上方的一大幅名为“葛丽亚嘉逊与劳伦斯奥立弗在《屏开雀选》中之一镜头，此片将在‘真光’上演”，右边的一幅小照是名为“《屏开雀选》女主角葛丽亚嘉逊”，下方的一大幅是名为“《屏开雀选》片中待嫁之五淑女”。
《傲慢与偏见》电影在中国公映之前，其剧本的译文就发表在《家庭》杂志1941年第2期上。署名“Jane Austen原著；Gertrude Gelbin改作；徐百益编译”。文章内有4幅电影剧照。正文开始之前有这样一段话：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女作家琴·奥司汀的一部名作，现在由米高梅影片公司摄成影片，由劳伦斯·奥立佛和葛丽亚·嘉逊合演，不久就可以和上海人士见面。
这个剧本的篇幅有13页之多，除了剧照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是1940年电影版《傲慢与偏见》剧本的论据。比如，下面这段涉及达西的姨母凯瑟琳夫人来贝内特家与伊丽莎白单独谈话，正要离去的场景：
第鲍夫人起立，向她看了一眼：“我走，但我不愿意离开你，裴纳德小姐，我不去向你的母亲告别，因为她没有资格可以获得这种礼节。”
她抬起着头，向着马车走去，伸进着头向着车里坐着的一个男子。
“她拒绝了。”她说。
“你意思她拒绝见我？”
“并不。”
“真的吗？”
“还有更厉害的呢。当我说明了我可以处置你的财产时，她也没有什么表示。我以为她是你的适当的配偶，因为你是一个宠坏了孩子，我们不希望你再被宠坏下去，你所需要的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子，她可以有力的对付你，我想她就是这一种人才。我觉得在最初，我是错误的，但现在我知道得仔细一点了。”
她坐进马车，而戴赛的脚步，走向裴纳德家的门口。
开门的是依利沙白，她见了戴赛发出了惊奇的声气，她的内心，交织着惊恐和快乐，不知道怎样去表现她自己。
这个场景对应的是书中第56章的内容，书中提到凯瑟琳夫人（即文中的“第鲍夫人”）突访贝内特（即文中的“裴纳德”）家，力求阻止伊丽莎白（即文中的“依利沙白”）爱上达西（即文中的“戴赛”），后者没有答应。凯瑟琳夫人离开了贝内特家，事后将此事告诉了达西，反而让达西燃起了重新追求伊丽莎白的希望。但是，“剧本版”改成了凯瑟琳夫人是受外甥达西之托，来贝内特家试探伊丽莎白的真心，他则在门外的马车中等待两人谈话的结果。刚才引用的这一段就说明了这一点。
上述报道证明，《傲慢与偏见》电影首先在北平的真光电影院和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这样的平沪两地一流电影院放映。但后来也没有太多的史料能让我们回顾当时的放映情形。《上海电影志》只是一笔带过，《北京电影志》则提也未提。倒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旅美作家董鼎山回忆起自己在少年时代看《傲慢与偏见》电影的情景。他说：
少年在上海时读了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然后去大光明电影院看了劳伦斯·奥立维埃与葛丽亚·嘉逊主演的“文艺片”，颇为洋洋自得，好像自己除了娱乐之外，又获得一些文学知识。
据《家庭》杂志的说法，《傲慢与偏见》剧本发表之后才在上海上映。而董鼎山是在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而不是大华剧院观影的，也许回忆有误。
1940年版《傲慢与偏见》电影的译制完成则要等到1975年，还叫《屏开雀选》，交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台词翻译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集体完成。译制导演为卫禹平，主要配音演员有曹雷（配伊丽莎白）、毕克（配达西）、邱岳峰（配柯林斯）、张同凝（配凯瑟琳夫人）等。因为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该片译制后并没有公映，只是作为资料片使用。译配伊丽莎白的曹雷和译配达西的毕克在译配《鸳梦重温》时就演对手戏。在她撰写的《〈傲慢与偏见〉的黑白版——〈屏开雀选〉》一文中，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
毕克配男主角……潇洒、傲慢、目空一切，无意中遇上了这个智慧、自尊、大度又伶牙俐齿的伊丽莎白，竟拜倒在其石榴裙下。我就得配出这样的气质来。
好在“文革”前我就不止一遍看过这部小说，也很欣赏伊丽莎白的个性，这使我比较容易接近这个人物，配起来觉得比《鸳梦重温》里的波拉还轻松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曹雷正是因为看过《傲慢与偏见》的小说，这为她后来配好伊丽莎白这个角色作了最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