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附简朝亮、徐勤）

有为，康氏，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以理学传家，为粤名族。祖赞修，官连州教谕，治程朱之学；多士矜式。父达初，早卒，乃受教于大父，授以书，过目不忘。七岁，能属文，有志于圣贤之学。里党传以为笑，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故冠于名以为谑也。有为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同县朱次琦之门，受学焉。次琦，粤中大儒也；湛深经术，其学根柢于宋儒，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穷理治事，刮磨汉、宋纷纭之见，惟尚躬行。一出为山西襄陵令，出则徒步，入则虀盐，朝饔夕飨，皆三十钱；终身布袍；朴学高行，学者翕然宗之。其弟子有名者，厥称顺德简朝亮及有为。朝亮坚苦笃实，壹慕其师；所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而抉其粹，最为次琦高弟。而有为则诡诞敢大言，异于朝亮；言学杂佛耶，又好称西汉今文微言大义，能为深沉瑰伟之思，实思想革新者之前驱！而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桐城义法至有为乃残坏无余，恣纵不傥；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昉。学问文章，不尽类次琦也。然生平言学必推次琦。次琦著书，晚岁皆自焚之；既卒三十年，其子之绂辑佚，凡诗二十卷，文数十篇；而有为乃序之以显大其学。其辞曰：

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舍汉释宋，原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为归；古之学术有在于是者，则吾师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抚某为某亲王嬖人，拂衣归。讲学于其九江乡礼山草堂垂三十年。先生为先祖连州公之友，先君知县公与伯叔父两广文公皆捧杖受业。有为未冠，以回、参之列，辟咡受学，则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岳，即之温温如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兴起奋发于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远也！先生授学者以四行五学。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名节，三曰变化气质，四曰检摄威仪。五学：一曰经，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义理，五曰词章。日一登堂讲学，诸生敬侍，威仪严肃。先生博闻强记，不挟一卷，而征引群书，贯穿讽诵，不遗只字；学者录之，即可成书一卷；今所传《礼山讲义》，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义所关，名节所系，气盛颊赤，大声震堂壁；听者悚然。为才质无似，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俗学；自此始也。先生天才敏隽，少以神童闻于粤。方十三龄，仪征阮文达督粤而召之，试诗而大惊！辟学海堂，授为都讲，沉浸经史掌故词章之学。凡吾粤长老，若曾勉士之经，侯君谟之史，谢兰生之词章，皆翕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书画，罔不穷经极微。当是时，汉学方盛，饾饤为上，猎琐文而忘大谊，矜多闻而遗躬行。先生敻识高行，独不蔽于俗；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则舍康成，释紫阳，一一以孔子为归。其行如碧霄青云，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黎洲精矣，而奇佚气多；船山深矣，而矫激太过！先生之学行，或于亭林为近似；而平实敦大过之。著书满家，以为所知，有《国朝学案》《国朝名臣言行录》凡百卷；《蒙古记》《晋乘》各数十卷；诗文数十卷；晚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哗嚣，多以文学炫宠，而以身为法耶？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亡实多矣！天下无我是书，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心遂以熄绝，则其书必当存也！天下无我是书，而教化亡大损，人心未至灭，则先圣先哲之遗书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救；则何以著作炫世乎？孔子曰：“予欲无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声色之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先生之德，于是至矣！后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为归，何必遗书！否则著书等身而中心薮慝，其书愈多，其名愈章，其坏风俗，败国家愈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书之旨，未尝不反省而悚然曰：“吾岂有心欤？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欤？其昔人曾发之而亡待己之喋喋欤？否则宜焚之也！”先生卒于光绪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诗文既尽焚，无一传，同门友营祠墓毕，议遗文。简广文竹居、胡茂才少恺皆博学高行，以先生恶表襮哗嚣，绍述遗旨，相约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矣！虽然，令先生无一字流于后世，于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则不背矣！于后人思慕之意，则非也。先生嗣子之绂明敏克家，搜辑先生佚诗文于乡里中，得《是汝师斋诗》一卷，《大疋堂诗集》一卷，皆三十岁前作；及佚文数十篇，皆书札为多；盖皆流传于外，先生无从焚者。先生之文雄深疋健，深入秦汉之奥；为今所为文，皆受法于先生。此率尔之文，少日之作，诚不足以见先生之万一！然丹凤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为至宝！与其弃之，无宁过而存之！且大义亦时见焉。后之学者，稍闻遗训而瞻文采，不犹愈于无耶？故敢违先生之旨，负同门之约，刻而布之；诚知罪戾，不遑避矣！先生讳次琦，号稚圭，又字子襄，南海县人；道光丁未进士，行事详于《平阳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师斋诗》，刻于粤之学海堂。光绪三十四年秋九月，弟子康有为记。

盖诵说次琦如此。然有为之学，从次琦入，而不从次琦出。次琦制行谨笃；而有为权奇自喜。次琦学宗程朱；而有为旁骛西汉，称微言大义，自负可为帝王师，言天下大计。早岁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义》。后见井研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者，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春秋公羊》闻于时。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阐今文家法，开蜀学；尝以其间来分校广雅书院。而有为之通《公羊》，明改制，盖染于平之说者为多也。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正其名曰新学；而《新学伪经考》之作，最其要旨：一曰：“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曰：“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之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曰：“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曰：“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曰：“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微言大义。”而微言大义之所寄，则在于《春秋公羊》。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述而不作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盖称“政治革命”“社会改造”而言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谓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具见所著《孔子改制考》。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唾弃。《伪经考》既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又以《今文经》为孔子托古之作；于是今文古文，皆待考定！数千年共认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于是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之怀疑批评，而国人之学术思想，于是乎生一大变化！有为言孔子托古改制；而所以学孔子者，亦必出托古改制。孔子之托古改制，见其义于《春秋》；而有为之托古改制，则托其说于《礼运》。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后世之所谓“民治主义”存焉。曰“讲信修睦”，后世之所谓“国际联合主义”存焉。曰“人不独亲其亲”“使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世之所谓“老病保险主义”存焉。曰“不独子其子”，使“幼有所长”，后世之所谓“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曰“壮有所用”，曰“男有分”，后世之所谓“职业固定主义”存焉。曰“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诸己”，后世之所谓“共产主义”存焉。曰“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后世之所谓“劳作神圣主义”存焉。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条理为《大同书》，凡若干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大同书》之具体计划如是。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其最要之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夫而后大同之世，不蕲而自至。”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外，独树新义，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著书立说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国人之政治思想，于是乎又生一大变化！凡此皆次琦所不敢道、不知道者也。初有为从学次琦，凡六年而次琦卒；又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四年；乃出而有事于四方：北走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交其士大夫；西溯江峡，如桂林。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案之经历实验。如是者五六年。尝以其间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有为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辟一蹊径。有为自言：“上海制造局译印新书，始于同治三年，其书经所购自读及送人者共三千余册，综计制造局开办以来，三十年间鬻书总额，不过一万一千余册。而其一人所购，竟达四分一以上。”可见当日风气之不开，而有为能自任以开风气也！既而造京师，乃上书乞见尚书师傅翁同龢，请间言事，不纳。时同龢以毓庆宫师傅，为户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清德雅望，重于朝廷。有为又因国子监祭酒盛昱以通于同龢，具封事，极陈时局艰危，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乞为代奏。同龢恶其讦以为直；曰：“无裨时局，徒长乱耳。”书格不达。独户部侍郎曾纪泽于有为变法之议，相视莫逆。而有为献议，以朝鲜辟为万国公地，纪泽尤为赏叹云。然无术以进之。有为既郁无所舒，乃游心艺事，于厂肆间，搜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学为书，其执笔本得法于朱次琦，主虚拳实指，平腕竖锋；其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乃广泾县包世臣所著《艺舟双楫》，论篆隶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而序其端曰：

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縩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已之际，旅京师，渊渊然忧，悁悁然思，俯览万极，塞钝勿施，格绌于时，握发 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于房，小技鸣于堂，高义伏于床，巧奰显于乡。标枝高则陨风，累石危则坠墙。东海之鳖，不可游于井；龙伯之人，不可钓于塘。汝负畏垒之材，取桀杙，取榈栌，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于穷，固宜哉！且汝为人太多，而为已太少；徇于外有而不反于内虚；其亦暗于大道哉！夫道，无小无大，无有无无。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三尺之画，七日游，不能尽其蹊径也；拳石之山，丘壑岩峦， 深窅曲，蠛蠓蚋生，蛙蠙之夜，蒙苴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岛烟立，鱼龙波谲，出日没月。方丈之室，有百千亿狮子广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虚室，游心微密，甚多国土，人民丰实，礼乐黼黻，草木龙郁。汝冲禫其中，弟靡其侧，复何骛哉？盍黔汝志，锄汝心，悉之以阴，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沈！山林之中，钟鼓陈焉；寂寞之野，时闻雷声。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甚安焉！苏援一枝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于是康子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扫，摊碑摘书，弄翰飞素，千碑百记，钩午是富，发先识之覆疑，窍后生之宦奥。是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暮也。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惟泾县包氏鈲之扬之；今则孳之衍之，凡为二十七篇；论书绝句第二十七。永维作始于戊子之腊，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僵石，证我古墨焉。归欤于己丑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淡如楼；长松败柳，侍我草玄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也。述书者，西樵山人康有为也。

有为论书绝精，顾强不知以为知，夸诞其词；所作又不能称是；而转折多圆笔，六朝转笔无圆者；倘所谓“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广艺舟双楫·述学篇》语。）不足以副之欤？有为固自知之矣。

有为既以上书言变法，被放归西樵山。乡人目为怪。新会梁启超方与南海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独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有为开馆讲学。而以光绪十七年，于长兴里设黉舍焉；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既夙治汉儒许、郑之学，千秋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新学伪经考》之作，二人者多所参议也。有为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小康拨乱。有为论政之鹄的在民权，而其揆时势以谋进步，则注意于君主立宪。虽著《大同书》，然秘不以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教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其学纲，曰志于道，（格物克己，励节慎独。）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依于仁，（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游于艺。（礼、乐、书、数、画、枪。）其学目，曰义理之学，（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科学。）经世之学，（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际应用学、群学。）文章之学。（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其课外作业，曰演说，（每月朔望课之。）曰札记，（每日课之。）行之校内者也；曰体操，（每间一日课之。）曰游历，（每年假时课之。）行之校外者也。而其组织则有为自为总教授，而立学生中三人或六人为学长，曰博文科学长，（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课。）约礼科学长，（主劝勉品行、纠检威仪。）干城科学长。（主督率体操。）其图书仪器之室，亦委一学生专司之，曰书器库监督。凡学生人置一札记簿；日记读书治事所心得以自课，月朔则缴呈之；而有为为之批评焉。每日在讲堂演述必四五小时；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鹄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知识亦以生焉！方是时，义乌朱一新鼎甫以御史言事罢官，主广州之广雅书院。既旧学高望，重实行而屏华士，闻有为之敢为高论，而心不然焉，乃贻书规曰：“君之热血，仆所深知。然古来惟极热者，一变乃为极冷；此阴阳消长之机，贞下起元之理。纯实者甘于淡泊，遂成石隐；高明者率其胸臆，遂为异端；此中转捩，只在几希。故持论不可过高，择术不可不慎也。君伏阙上书，仆盖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孔子之赞《艮卦》，孟子之论蚳蛙，其义可深长思耳。庄生之书，足下所见至确，而其言汪洋恣肆，究足误人。凡事不可打通后壁。老、庄、释氏皆打通后壁之书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则易溺其心志，势不至败弃五常不止，岂老、庄、释氏初意之所及哉？然吾夫子则固计及之矣，以故有不语，有罕言，有不可得而闻。凡所以为后世计者，至深且远。今君所云云，毋亦有当罕言者乎？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违，贞不绝俗；愿勿以有用之身，而逐于无涯之知也。汉学家治训诂而忘义理，常患其太浅。近儒知训诂不足尽义理矣，而或任智以凿经，则又患其太深。夫浅者之所失，支离破碎而已，其失易见；通儒不为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战国诸子，孰不欲明道术哉？好高之患中之也。仆故不敢不罄其愚，冀足下铲去高论，置之康庄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而仍不得《六经》之用也！道也者，如饮衢尊然，无知愚贤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穷。世之人，以其平淡无奇也，往往喜为新论以求驾乎其上，遂为贤智之过而不之悟。窃恐大集流传，适为毁弃《六经》张本耳！足下兀兀穷年，何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则因噎废食，终且舐糠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为此者，无他焉，盖闻见杂博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诸庄，其兼爱无等也取诸墨，其权实互用也取诸释，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谓有合吾中国管商之术，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圣人之言灿著《六经》者悉见为平淡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恶近儒之言训诂，破碎害道也，则荡涤而扫除之。以训诂之学，归之刘歆，使人无以自坚其说，而凡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夫然后可以唯吾所欲为，虽圣人不得不俯首而听吾驱策。噫，足下之用意则勤矣！然其所以为说者，亦已甚矣！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谓《史记·河间》《鲁共王传》无壁经之说。夫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丘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史公《自叙》年十岁，则诵古文；《儒林传》有《古文尚书》，其他涉古文者尚夥；足下悉以为歆之窜乱。夫同一书也，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此宋元儒者开其端；而近时汉学家尤甚；虽有精到，要非仆之所敢言也。”有为送难往复，再三不休。迨二十年秋，以著书讲学，被御史奏参，下粤督查究；避居桂林之风洞，而过桂山书院，撰《桂学答问》以答士夫之来问学者。

有为之学，以《孔子改制考》树骨干，以《新学伪经考》张门户，而《答问》为开示途辙。其论经学，一裁以《公羊》；由《公羊》以通《六经》，由孟子而学孔子，而欲以《孟子》通《公羊》，以《荀子》通《穀梁》，由《春秋繁露》以发《公羊》之义例，由《白虎通》以观礼制之折衷。《大戴礼记》当与《小戴礼记》同读，皆孔门口说。《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亦皆孔门口说，与《繁露》《白虎通》并重。《七经纬》亦皆孔门口说，中多非常异义。然后由《五经异义》（用陈寿祺疏证本）以读《新学伪经考》，而别古今，分真伪；然后知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其心为不忍人之仁，其制为不忍人之政。仁道本于孝弟，则定为人伦；仁术始于井田，则推为王政；孟子发孔子之道最精，而大率发明此义，盖本末精粗举矣！《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尊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说，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而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其治诸子，亦如治经；孔子以《六经》改制，诸子亦各以所学改制。诸子改制，正可明孔子之改制也。《吕氏春秋》《淮南子》为杂家，诸家之理存焉，尤可穷究。其论宋学，以为宋儒专言义理，《宋元学案》荟萃之，当熟读。《明儒学案》，言心学最精微，可细读。《近思录》为朱子选择，《小学》为做人样子，可熟读。千年之学，皆出于朱子；《朱子大全集》及《语类》，宜熟读。数书皆宜编为日课，与经史并读。《小学》尤为入手始基也。

其论读史，《二十四史》宜全读，而以《史记》、两《汉》为重。《史记》多孔门微言大义。《汉书》虽为刘歆伪撰，而考汉时事，舍此不得。《后汉》为孔子之治，风俗气节至美；范蔚宗又妙于激扬；皆有经义，皆妙文章，故三史宜熟读。秦汉间日改用孔子之制，可细心考之，当日有悦怿也。三史破，余史可分政、事、人、文四者读之，自易。然读史当知史例；《史通削繁》可读；《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一史四谱》可参考；而《廿一史札记》尤通贯，并详掌故治乱，不止史例矣；宜熟读。读史尤贵贯串。编年之史，莫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则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皆贯串群史之书，可熟观精考。掌故则“三通”并称。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而《通考》最详，宜与《通鉴》同读，可改称为“二通”也。若《通典》详于礼而多伪说；《通志》惟二十略为精，余皆史文，故应不如《通考》。

其论词章之学，文先读《楚辞》，次读《文选》，则材骨立矣。《文选》当全读，读其笔法、调法、字法，兼读《骈体文钞》，则能文矣。读《古文辞类纂》，韩、柳集，则有法度矣。若欲成家数，当浸淫秦汉子史，乃有得。桐城派褊薄，不足师也！诗则导源《文选》；《唐宋诗醇》所选极精，可全读。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苏、陆各大家集，均随性之所近学之；而杜为宗。《杜诗镜诠》最佳，宜全读。此外二李宜学；玉谿之绵丽，昌谷之奇丽，真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者。赋亦导源《文选》，而《赋汇》为巨观。唐赋以王粲、黄滔为宗，选本无佳者；当于《文苑英华》求之；不得已，则律赋必以国朝赋，以吴锡麒、顾元熙为宗；大要树骨于六朝，研声于三唐而已。

其论学书，以为楷法率宗唐碑，欧、颜为尚。唐《石经》尤为有益，既供摹临，尤资考证。若欲以书名，则包慎伯《艺舟双楫》及吾之《广艺舟双楫》，遍见千碑乃能之；初学未易语此；博学详说，津逮后学，亦宏通，亦平实。

其论朱子《小学》为做人样子，入手始基；楷法须摹唐碑欧、颜，而不遽教以《艺舟双楫》；皆极平实之论也。后学骛其宏通而忽其平实；有为又放言高论，益之以怪。朱一新更诤以书曰：“学术在平淡，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淡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厌平淡；导之者复不以平淡而以深奇。学术一差，杀人如草；古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率由于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几？幸而得之，乃不范诸准绳规矩之中，以储斯世之用；而徒导以浮夸，窃恐诋讦古人之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之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效可多矣。”顾有为不为动。入京师；以《新学伪经考》献同龢；欲以微感其意，而同龢狃于故常，惊诧不已；以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益不欲见之矣！方是时，我败于日，海军歼焉。乃率其徒从礼部试，公车入都者凡数千人，上书申变法之议，世所传“公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于是乎托始！及赴礼部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而有为试文，结语曰：“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盖隐以自况也！房考阅之，咋舌弃去。至二十一年乙未成进士，出侍郎李文田之门。文田恶其敢为诡诞，殿试得有为卷，抑置三甲；遂授职工部主事，不得翰林；有为大恨，竟削门生之籍！自是四年之间，凡七上书，申前议。而有为自负其口，工捭阖；于古今中外史迹，及人名年号统计之数目字，皆能历举无讹，见者惊其强记，而论议纵横，放得开，收得住，波澜极壮，首尾条贯；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既通籍，住上斜街，仍颜其室曰万木草堂；仆从十许人，夹陛侍立，如王公贵人。久宦京朝，宾朋杂遝，争以望见颜色为幸。徒从既众，乃立强学会于京师，继设分会于上海，寻复开保国会于北京。朝论渐变，声生势张；旬日之间，必遍谒当国贵臣，见辄久谈，或频诣见；时翁同龢最号得君，在毓庆宫授帝读久，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为军机大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忠诚结主知，以和平剂群嚣。天下之士，奔走其门，而亦有为之所欲藉重以要君者也！乃谒同龢于总理衙门，高睨大谈，其大要归于变法；所具封事，曰立制度，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借外债数大端。同龢心愤其狂而无以难也，为递折上。有为七上书而姓名达帝听；其最后书，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德宗诵之感愤；诏以有为前后折并《俄皇彼得变政记》皆呈慈禧太后览，而命同龢宣索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同龢对：“与有为不往来。”帝问：“何也？”曰：“此人居心叵测！”帝曰：“前此何以不说？”对曰：“臣顷见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帝默然！间日，帝又宣索有为书。同龢对如前。帝发怒诘责。同龢对传总署令进。帝以同龢老臣，又师傅；必欲藉以进有为而间执诸大臣之口，不许，曰：“着汝诣张荫桓传知。”同龢曰：“张荫桓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帝终不许。同龢退，乃告荫桓。同龢既不悦于有为；而有为则故固不知，日日扬言于朝曰：“翁师傅荐我矣！谓康某才百倍老臣也！”德宗则既激发于有为之上书，乃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四日下诏誓改革；其诏草则仍以属同龢；而同龢先以示其门生南通张謇者也。顾二十七日，即下诏斥同龢揽权狂悖，开缺回籍。同龢则闻驾出，亟趋赴宫门，伏道旁碰头，帝回顾无言，神采极凋索也！于是文武一品官及满汉侍郎补缺者，咸具折谢太后。太后则已有疑于帝矣！特逐同龢以示警耳！而帝不为意！二十八日，召见有为；诏悉进所著书，曰《日本明治变法考》，曰《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曰《突厥守旧削弱记》，曰《波兰分灭记》，曰《法国革命记》，曰《孔子改制考》，曰《新学伪经考》，曰《董子春秋学》，凡八种。德宗既读所进《波兰分灭记》一种，泪承于睫，汍澜湿纸；曰：“吾中国几何不为波兰之续矣！”特赏给编书银二千两。又以有为言，显擢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四人，均著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所谓“四新参”者是也。废八股，开学堂，汰冗员，广言路，凡百设施，不循故常；而有为发纵指示，实管其枢。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又以有为指，奏请行宪法而开国会。廷议不以为然，德宗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帝喟然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中国得救，朕虽无权无害！”于是大臣不悦。大学士荣禄既出为直隶总督，谒帝请训。适有为奉旨召见，因问：“何辞奏对？”有为第曰：“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荣禄唯唯，循序俯伏，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不早用也！已而荣禄赴颐和园谒辞皇太后。时李鸿章新失职，放居贤良祠；谢皇太后赏食物，同被叫入。荣禄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因顾鸿章，谓：“鸿章多历事故，不可不为皇太后言之。”太后问曰：“鸿章意云何？”鸿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太后叹息：“儿子长大，宁知有母？我问不如不问。汝为总督，凭汝所知好为之，勿负我！”荣禄即退出。有为告人：“荣禄老辣，我非其敌也。”太后既以荣禄言益疑德宗。而德宗珍妃、瑾嫔皆编修文廷式女弟子。珍妃尤得宠，既怂恿帝大考翰詹，预知赋题为《水火金木土谷》，以告廷式，使宿构考取第一；并代妃兄捉刀，列高等。既而与太后争谐价鬻官，先鬻广州织造于玉铭，又鬻上海道于鲁伯阳。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不识伯阳何如人，电奏诘问。为太后所知，召珍妃讯实，挞而幽之。母子间嫌隙益深矣！于是谭嗣同进密计，说帝召见武卫军统领袁世凯，好言抚之，擢兵部侍郎；而嗣同夜驰谒世凯，传帝旨，诏以勒兵废太后，诛荣禄。世凯患嗣同躁，又惮荣禄，不即发也。荣禄则微有闻，伺世凯来谒，卒问之。世凯既不得隐，则以归诚于荣禄。事泄，太后怒，临朝训政，夺帝柄而锢诸。急逮御史杨深秀及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与有为之弟曰广仁者，骈戮焉，世所谓“戊戌六君子”。广仁以康有为弟，而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围颐和园有余也。各省惟湖南行新政最认真，得罪最甚！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巡警道黄遵宪皆革职。然太后终疑帝之任有为，以翁同龢故；乃下诏罪同龢，着地方官严加管束，禁交关宾客；其词以荐康有为也！独有为先期得帝旨，令逃走，且曰：“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则微行之上海，得英人以兵舰迎护，至香港，仅乃免于难也！遂署号曰更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游者十六年，随从奴子皆顶戴如戈什。华侨望见，疑为中国大臣，输款佽左，日盈于门；则以其间纠合海内外同志，名其会曰保皇会，一以声援在幽之德宗，一以消杀革命之势力。卒无有成功，而意气不衰！足迹所之，遍十三国；率以为莫吾中国若也！作《爱国歌》以见意曰：

登地顶昆仑之墟，左望万里，曰维神洲。东南襟沧海，西北枕崇丘。岳岭环峙，川泽汇流。中开府之奥区，万国莫我侔。

我江河浩浩万余里，其余百川无涯涘。江南十里必有川，深广可以泛汽船！新头、恒河与密士失必，浅窄仅比我小泉；来因、多铙、泰吾士、先河、秦摆，皆是短小流涓涓！幼发拉的、底格里两河，难比江河之长源。万国无我水利专。巨山广泽，大野深林，原隰陵衍，江河溪浔。千百里间，必备崇深。相彼印度与北美，万里平原无寸岑。埃及、波斯、阿拉伯，沙漠沉沉。地形自欧洲之外兮，无与我并驾而倚衿。

地兼三带，候备寒暑。川岳含珍，原野平楚。五金荟萃，万宝繁膴。以花为国，灿烂天府。横览大地，莫我能与！

鸟兽昆虫，果蓏草木。亿品万汇，物产繁毓。羽毛齿革，锦绣珠玉。衣食器用，内求自足。五色六章，袨丝为服。饮馔百品，美备水陆。冠绝万国，犹受多福！

巍巍我祖，懿惟黄帝！天启神灵，创始治世。监视万国，无如赤县地。自崑芲西，东徙临莅。时巡镇抚，师兵营卫。有苗蚩尤，铁额铜头！是戮是平，乃统九洲。力牧开辟，风后宣猷。仓颉制字，文明休休！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历史绵远莫我先！埃及金字陵，中绝文明不传！印度九十六道，微妙多不宣。惟我圣作文字远而存。尧舜让帝创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汉、唐开辟益光大，东亚各国皆我文化权。希腊兴周末，文章盛贺、梅。罗马更是强汉世，皆只当我云来孙！何况欧洲诸国之后生，岛陆群种，属更何言？

我同胞兮祖轩辕！《世本》族谱百世传；皆诸侯大夫遗子孙，金枝玉叶布中原。于今兄弟五万万，同一源！地球之大姓，莫我远原！万国之人民，莫我庶繁！

中华地大比全欧！全国同文东亚洲！日本、高丽、安南，皆我语言文字之遗留。虽有闽、粤音稍转，十六省语能通邮。印度文二十，语言分四流。欧洲十余国，国国语文殊异难搜求。奥国十四文；英之威路士与爱尔兰，语言殊异难讲闻。彼遍设铁路尚如此，我无铁路乃能同语文。大地同化之力，无如我神！

神禹开华夏，秦汉大一统。长城万里压 ，张骞西域远凿空！汉武唐太鞭四夷，南朔东西皆入贡。郭侃百日灭波斯，天朝自古诸蛮重！亚洲国土我最尊，上国之人众所奉！至今安南、印度称阿叔，二千年内神威动！

我人相好端金色，我人聪明妙神识，我国制作最先极！据几着裤持箸饮。突厥、印度、埃及号文明，不裤手食坐地席；英用刀匕二百年，倍根之世尚不识。惟我圣贤豪杰多如鲫，文化武功如交织。我心怦怦起感激，大地文明世家我第一！

我若生高丽兮，一时胁罢兵而亡！噫！我若生阿富汗、暹罗之小国寡民兮，虽自厉而无能强！噫！我若生印度兮，久为奴而无乡！噫！我若为突厥、波斯之人兮，教力压而难扬！噫！我即为荷兰、比利时、瑞典、丹、墨之国民兮，蕞尔强善而难张！噫！我又为德、法、奥、意诸强之民兮，争雄于欧，而难逞大力于太平洋！噫！方霸义之相竞兮，非有广土众民难回翔。惟我有霸国之资兮，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颃。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国兮，神气王长！

我之哲学包东西！我无压力无所迷！我欲自强兮，一号而心齐！大呼而奋发，气锐神横飞！我速事工艺汽机兮，可以欧、美为府库！我人民四五万万兮，选民兵可有千万数！我金铁生殖无量兮，我军舰可以千艘造！纵横绝五洲兮，看黄龙旗之飞舞！

有为不以诗名；然辞意非常，有诗家所不敢吟，不能吟者。盖诗如其文，糅杂经语、诸子语、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而出之以狂荡豪逸之气，写之以倔强奥衍之笔，如黄河千里九曲，浑灏流转，挟泥沙俱下，崖激波飞，跳踉啸怒，不达海而不止；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权奇魁垒，诗外常见有人也。

自负为先知先觉；及为文章，誉己如不容口。言大道，则薄后进而以为不如我知。论政俗，则轻欧、美而以为不及中国，每语人曰：“未游欧洲者，想其地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放僻邪侈，诈盗遍野。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时亦以此召闹取怒。然笔墨通于情性；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爱博者不卒弃也。方居外国为亡人，受其保护，而议论常轻之，自矜自重。尤喜以孔子学说衡量欧、美一切宗教、道德、政治、风俗，犹之林纾以古文义法，衡量欧、美文学也。所言之韪不免于非，而要期于辅世长民，拂俗匡时，足以资论证、备考镜。

其论宗教曰：“吾于二十五年前，读佛书与耶氏书，窃审耶教全出于佛。其言灵魂，言爱人，言异术，言忏悔，言赎罪，言地狱天堂，直指本心，无一不与佛同。其言一神创造，三位一体，上帝万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但耶改为末日审判，则魂积空虚，终无入地狱、登天堂之一日；不如说轮回者之易耸动矣！其言养魂甚粗浅，在佛教中，仅登斯陀含果，尚未到罗汉地位。考印度九十六道之盛，远在希腊开创之先；则七贤中毕固他拉之言灵魂，戒杀生，已有所自。盖希腊之与印度，仅隔波斯，舟车商贾大通，则文学教化，亦必互相输转。波斯已侵印度，至亚力山大半吞印度，印之高僧人士，必多有入波斯、希腊而行于巴勒斯坦、犹太之间，此尤浅而易征者矣！且以外仪观之，耶教亦无一不同于佛教焉。不娶妻，一也。出家不仕宦，二也。堂上供像以敬礼，或木像、金像、画像，三也。左右设白蜡烛多对，烧香，四也。案上陈花瓶，五也。神前设坛，几案布席，六也。供酒食，七也。僧衣袈裟亦有斜条，八也。合掌跪拜，九也。肩挂数珠，或手弄之，乃至人民多然；女子颈皆挂之，与蒙满俗同，而今施之中国长官矣！十也。神前昼夜点长明灯，十一也。鸣钟磬，十二也。神前跪诵经，十三也。朝夕礼拜讽诵，十四也。有食斋日，断肉，十五也。僧居寺中修习，十六也。女尼，十七也。出游着法服，十八也。削发之一部，十九也。有僧正法王统之，二十也。路德之娶妻改像法，犹日本亲鸾之改真宗，西藏莲华生之娶妻改红教，虽人情盛行，实非教主正义。考其内心外礼，无一不同；其为出于印之教无可疑！英之学士多证其然。恶士佛大学教习麦古士米拉作《宗教起元论》，以《新约》证之《佛典》皆同，尤可为据矣。佛兼爱众生，而耶氏以鸟兽为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狭小不如佛矣！然其境诣虽浅，而推行更广大者，则以切于爱人而勇于传道。其传道者曾以十三代投狮矣！耐劳苦，不畏死而行之，而又不为深山枯寂闭坐绝人之行，日为济人之事，强聒不舍，有此二者，此其虽浅易而弥大行欤？夫道在养魂。行在医济，身神并有以养，而又以大仁大勇推之，蔑不济矣！虽近者哲学大盛，哥白尼、奈端重学日出，达尔文物体进化之说日兴，其于一神创造上帝万能之理，或多有不信。然方今愚夫多而哲士少，尚当神道设教之时；设无畏警，则尽藉人力，其于迁善改过者必不勇。盖观于朱子为无鬼论而可证矣！耶教以天为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爱心，此其于欧、美及非、亚之间，其补益于人心不鲜。但施之中国，则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孔教言天至详，言迁善改过，言鬼神，无不备矣；又有佛教补之；民情不顺，岂能强施？因救人而兵争，至于杀人盈城野，未能救之而先害之，此则不可解者矣！求之中国；独墨子传道于巨子以为后，至死百余人而争之，可谓重大矣！巨子，即教皇也，墨子尊天明鬼，尚同兼爱，无一不与耶同。使墨子而成教主，中国亦有教皇出矣。但墨子有妻而多鬼，此则不同。其道太觳，夫不言魂而尚苦行，此必不可行者也！庄子以为去于王远，岂不宜哉？夫古之为教主者，多有异术以耸人心；观佛之服大迦叶及诸梵志，皆以异术；耶稣亦然。墨子乃从哲学者，王阳明亦直指本心，颇与耶同；然皆有道而无术。于吉之流，有术无道。惟张道陵尊天尚仁，又有符呪之术，道术全备，殆与耶同。其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起，几成教皇矣，而一败不振！而晋名臣谢安、郄鉴等尚奉其道；卢循亦然，必有可观者！若寇谦之所挟大矣；然又有术无道。推诸子所以致败，则以中国孔子之道，无所不备；虽以佛教之精深，尚难大行，况余子哉？其中虚者，外得侵之；其中实者，外物不久。中国本自有至精美之教，此诸子之所以难大盛也！故佛教至高妙矣，而多出世之言，于人道之条理未详也。基督尊天爱人，养魂忏恶，于欧、美为盛矣；然而今中国人也，于自有之教主如孔子者，而又不得尊信之，则是绝教化也。夫虽野蛮，亦有其教；则是为逸居无教之禽兽也！今以人心之败坏，风俗之衰敝，稍有识者，亦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国矣！而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敝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极者，则虽中国至德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于是有疑孔教为古旧不切于今者，有以为迂而不可行者。吁！何其谬也。夫伦行或有与时轻重之小异，道德则岂有新旧中外之或殊哉？而今之新学者，竞嚣嚣然昌言曰：方今当以新道德易旧道德也。嗟夫！仁、义、礼、智、忠、信、廉、耻，根于天性，协于人为，岂有新旧者哉！《中庸》之言德，曰聪明睿智，宽裕温柔，文理密察，斋庄中正，发强刚毅；而仁智勇为达德；岂有新旧者哉？岂有能去之者哉？欧、美之贤豪，岂有离此德者哉？即言伦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岂如韩非真以孝、弟、忠、信、贞、廉为‘六虱’乎？则必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君不仁，臣不忠，夫不义，妇不顺，朋友欺诈而不信，然后为人而非虱，为新德而非旧道乎？推彼之言新道德者，盖以共和立国，君臣道息，因疑经义中之尊君过甚也，疑为专制压民之不可行也。岂知先圣立君臣之义，非专为帝者发也。《传》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仆，仆臣隶，隶臣皂，皂臣舆，舆臣台。’由斯以观，士对大夫为臣，而对仆为君；仆对士为臣，而对隶为君矣；故严其父母曰家君，尊家长曰君，此庶人亦为君之证也。故秦汉人相谓为君臣。汉、晋时，郡僚对郡将称臣，且行君臣之义焉。而今人与人言，尚尊人为君，自谦为仆焉。盖君臣云者，犹一肆一农之有主伯亚旅云尔。其司事总理之主者，君也；其奔走分司百执事之亚旅，臣也。总理待百执事，当仁而有礼；百执事待总理，当敬而尽忠。岂非天然至浅之事义，万国同行之公理者哉？岂惟欧、美力行之，其万国前有千古，后有万年，岂能违之哉？藉使总理之待百执事，不仁而无礼；百执事之待总理，不忠而傲慢，其可行乎？若以是为道，恐一商肆一工厂一农场之不能立也！自梁以后，禁属官不得称臣，改称下官；于是臣乃专以对于帝者。今若不以君臣为然，则攻梁武帝，可也！以疑孔子，则无预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各有名分，其道圆周；故书君，无道也；书臣，臣之罪也。莒人弑其君庶其。《公羊》曰：‘书人以弑者，众弑也，君无道也。’岂止诛臣弑君而已哉？故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今之言革命者，实绍述于孔子。若必如宋儒尊君而抑臣，则孔子必以汤、武为篡贼矣！盖孔子之道，溥博如天，并行不背，曲成不遗，乃定执君臣一义以疑圣，岂不妄哉！孔子于《礼》设三统，于《春秋》成三世，于乱世贬大夫，于升平世斥诸侯，于太平世去天子。故《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孔子之所志也，但叹未逮其时耳。孔子何所不备！法国经千年封建压制之余，学者乃始倡人道之义，博爱、平等、自由之说。新学者言共和慕法国者，闻则狂喜之，若以为中国所无也；揭竿树帜以为新道德焉，可以易旧道德也！夫人道之义故美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释之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人与仁合，即谓之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故《中庸》又曰：‘道不远人，人之远人，不可以为道；……故以人治人，改而止。’则人道之义，乃吾《中庸》《孟子》之浅说，二千年来，吾国负床之孩、贯角之童皆所共读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发挥其说，鞭辟其辞，无孔不入，际极天人；是时欧人学说未出未发，但患国人不力行耳，不患不知也！乃今得‘人道’二字奉为舶来之新道德品，而以为中国所无也，真所谓家有文轩而宝人之敝驷也！夫《中庸》《孟子》，孔子之学也，非僻书也；而今妄人不学无知，而欲以旧道德为新道德也。人有醉狂者，见妻于途，惊其美而搂之，以为绝世未见也。及归而醒，乃知其为妻也。今之所谓新道德者，无乃醉狂乎！《论语》曰：‘仁者爱人。’‘泛爱众’。韩愈《原道》犹言‘博爱之谓仁’。《大学》言平天下，曰：‘絜矩之道。’《论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论语》《大学》者，吾国贯角之童、负床之孩，所皆共读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发挥其说，鞭辟其义，际极人天。是时欧人学说未出未发，患国人不力行也。乃今得博爱、平等、自由六字，奉为西来初地之祖诀，以为新道德品，而以为中国所无也！真所谓家有锦衣而宝人之敝屣也！夫《论语》《大学》，孔子之学也；非僻书也；而今妄人不学无知，而欲以新道德为旧道德也。贫子早迷于异国，遇父收恤抚养之而不知也；谬以为他富人赠以璎珞也。今之妄人，不学无知，奚以异是也！以《论语》《大学》《中庸》之未知未读，而妄攻孔子为旧道德。夫孔子，以人为道者也，故《公羊》家以孔子为与后王共人道之始。盖人有食味、被服、别声、安处之身，而孔子设为五味、五色、五声、宫室之道以处之。人有生我，我生，同我并生，并游并事偕老之身；而孔子设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之道以处之。内有身有家，外有国有天下，孔子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处之。明有天地、山川、禽兽、草木，幽有鬼神；孔子设为天地、山川、禽兽、草木、鬼神之道以处之。人有灵气魂知死生运命，孔子于明德养气，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无不有道焉。所谓人道也，上非虚空之航船道，下非蛇鼠之穿穴道；孔子之道，凡为人者不能不行之道。故曰：‘何莫由斯道也。’凡五洲万国，教有异，国有异；而惟为僧出家者，不行孔子夫妇之一道而已。此外乎？凡圆颅方趾号为人者，不能出孔子之道外者也。夫教之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圣者皆是医王，并明权实而双用之。古者民愚，阴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为鬼神；圣者因其所明而怵之，则有所畏而不为恶，有所慕而易向善；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旧说，为天堂地狱以诱民。独孔子敷教在宽，不语神怪，不尚迷信，故教以仁让，务民之义；不如佛、耶、回之天志明鬼。然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人道。吾昔者视欧美过高，而以为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而病者乃欲先绝医，殆死矣。”则是欧洲宗教道德，不如中国一也。

论政治曰：“人民之性，有物则必争，平等则必争；至于国土尤争之甚者。故自种族而并成部落，自部落而合成国家，自国家而合成一统之大国，皆经无量数之血战，仅乃成之。故自分而求合者，人情之自然。孔子倡大一统之说，孟子发‘定于一’之论，盖目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故大倡统一以救之。李斯绍述荀卿之儒学，预闻微言，故丞相绾等请立诸子以为侯王；始皇用李斯言不行，乃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自是封建废；中国遂以二千年一统，民安其生；比之欧洲千年黑暗之乱祸，其治安多矣！然我国幸而一统得以久安；不幸则以无竞争而退化！求所由然，则我国地形，以山环合；欧西地形，以海回旋。山环，则必结合而定一。海回，则必畸零而分峙。故马其顿、罗马之一统，实年不过六七百；而战国、三国、六朝、五代之分裂，亦不过六七百年。我国数千年，以合为正，以分为变。欧洲数千年，以分为正，以合为变。此则其大同而相反之故；而一切政俗因之。呜呼！岂非地形哉！我昔尧、舜咨岳，盘庚进民，岂非宪政公诸庶民之具体？而中国亘古乃无议院政体，民举之司者；国民非不智也，地形实为之也。盖民权之起，必由小国寡民，或部族酋长之世，地方数十里十余里不等；人民自千数百至数万，人多相识；君不甚尊，去民不远；而贵族争政，君位难久，迭代为君，而渐陵夷以臻议院政体出焉。而欧洲数千年时之有国会者，则以地中海形势使然；以其港岛槎枒，山岭错杂，其险易守，故易于分立而难于统一。分立，故多小国寡民，而王权不尊，而后民会乃能发生焉。若印度则七千里平陆，文明已数千年，在佛时虽分立多国而皆有王，人民繁多，君权极尊，国体久成，非同部落。若波斯则自周时已为一统之大国，帝体尤严。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更自上古已为广土众民之王国。至阿刺伯起立更后，不独染于旧制，亦其教理已非合群平等之义，益无可言。凡此古旧文明之国，则必广土众民而后能产出文明；既有广土众民，则必君权甚尊，而民权国会皆无从孕育矣。况我中国之一统，已当黄帝、尧、舜之世；盖古号九州为中国者，在大江以北，太行以南，旷野数千里，地皆平陆，无险可守；故为一统帝国之早之远，在万国之先。不止成国体，立君权而已；既为数千里之大国众民，则君权必尊，无可易者。统全大地论之：他国野番之部落，会议盖多；但无从得文明以立国。亚洲之文明立国已久，则以大国众民，君权久尊而坚定，无从诞生国会。惟欧洲南北两海，山岭丛杂，港 繁多。罗马昔者仅辟地中海之海边，未启欧北之地；至欧北既启，则无有能统一之者。以亚洲之大，过欧十倍，而蒙古能一之。而欧洲之小，反无英雄定于一；故至今小国林立。而意大利、日耳曼中自由之市，若 呢士、汉堡之类时时存焉。至英以条顿种与挪曼人同漂泊于不立颠，传其旧俗而世行之。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约翰王时，遂定大宪章，日益光大，以至今日而推行于天下。英国世有王，而国会不废，久之且全夺王权，而成为立宪最坚之政体；而大地立宪政体皆法之。此为大地最奇特之事，亦绝无而仅有之事！盖考英当威廉由荷兰入主英国之时，当我清康熙二十七年，而是时英全国人口不过五百万，区区小国寡民，故克林威尔之革命，亦不过如春秋时列国之废逐其君，晋厉、宋殇之弑，鲁昭、卫辄之出，若是者不可胜数。卫人立晋，乃出于众；贵族柄政，盖视为常。苏格兰、阿尔兰之混一不久，上溯约翰世又四百年，计其时英国仅英伦一隅，当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人民必不过二百余万；如威廉第一之世，不过百余万耳；立国于宋世，亦不过人口数万或十数万；名虽有王，不过如今滇、黔土司之酋长耳。盖民数甚少，则君不尊大；地僻海隅之一岛，则罗马及东方大一统之宏规不见；故能传其旧俗而不至灭绝。及文明大启，则国会已坚；而又有希腊、罗马议会故事，傅会之以为民治之极隆；而国会之制，遂为大地之师焉。故日耳曼之分国虽多，而独能传其旧俗者，（日耳曼开创之始，攘辟山林，粗开部落，未成国土，未有君王，部落既多，群族相斗，必开会谋之。凡称戈之卒皆得预议，不能荷戈者不得预会。所议者，公举头目将军及编兵之事，而预会者亦只有赞成可否之权，无发言之权。焚火射矢以集众于邱陵林丛，可者舞蹈，不可者击器以乱之，其大不愿者则投戈于地。此种集会，实为英伦国会制之俶落权舆矣。）不属他国而属英伦，则以边海之小岛寡民故也。故曰地形使然也。然则中国之不为议院先进，非中国人智之不及，而地势实限之也。吾又游法国烟弗列武库，正室有各国戎衣，吾国御用甲冑及将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绣龙，铜片蔽足二，玉如意夹之；咸丰十年，法、英联军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士衣宽袖褂，背心博裤，直非武服，置之各国兵服比校中，非止惭色，亦觉异观，不伦不类，鲜有不以为笑者！岂知吾国一统久矣，养兵仅为警察，只以捕内盗，原非以敌外侮，故谓通国数百年无兵可也。夫苟如欧洲之群雄角立，安得不治兵？观吾战国时，魏有苍头，秦有武骑，齐有武士，可见矣！惟为一统，天下一家；环我小夷，皆悉主臣，听吾鞭笞，无敢抗行者；故可罢兵息民，仅存巡警；此真一统天下之宏规，而非欧人诸小竞争所能望我治平者也！然则兵衣宽博，乃益见吾一统、久安不竞之盛规。但今者汽船大通，万国沟合；吾已夷为列国，非复一统，冬夏既更，裘葛殊异，而犹用昔者一统之规以待强敌，则大谬矣！然欧人经千年黑暗战争之世，苦亦甚矣！今读《五代史》，五十余年之乱杀，尚为不忍；而忍受千年之黑暗乱争乎？今中国迟于欧洲之治强，亦不过让之先数十年耳！吾国方今大变，即可立取欧人之政艺而自有之；岂可以数十年之弱，而甘受千年之黑暗乎？”则是欧洲分争，不如中国统一者又一也。

论法治曰：“中国奉孔子之教，固以德礼为治者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太史公曰：‘法者，制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中国数千年不设辨护士，法律疏阔而狱讼鲜少。戴白之老，长子抱孙；自纳税外，未尝知法律。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国民自以礼义廉耻，孝弟忠信，相尚相激，而自得自由故也。今南洋华人父子兄弟之间，开口即曰‘沙拉’‘沙拉’，欧化哉！‘沙拉’者，法律也！盖以个人独立之义，有国而无家，故薄恩义而但尊法律。然奸诈盗伪，大行于奉法之中。诚哉其免而无耻也！法治乎，何足尊！”则是欧洲法治，不如中国礼法者三也！

论自由曰：“中国人之生长于自由而忘自由，犹之其生长于空气而不知空气为何物耳。世之浮慕共和、自由、平等者，必称法国。夫法国之所以不得不革命者，以法国王者之下，尚有群侯大僧之交为压制也。夫法之小当吾两省耳；而建侯十万。当时德国封建三十万。奥封建二万。英尤至小，封建六万余。一侯之下，分地主无数。地主皆为封君，有治民之权。其税也，王取十之五，僧取十之四，侯则听其所取，乃至刈麦之刀，烧面之锅，必租于侯而不能自由。营业职工，皆有限禁；物价皆听发落；民之物产，随意没取；聚会言论，皆有禁限，违旧教者焚之。民刑皆无定律，惟判官之所轻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女公子，皆得擅刑讯罚而置私囚焉。民禁不得为吏，禁不得适异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而后得配夫焉。民久苦压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无宁死’也。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乱行也；求人身自由，则免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罚、拘囚、搜检耳！求营业之自由，免除一切禁限耳！求所有权之自由，不能随意没取耳！求聚会、言论、信教之自由，今煌煌著于宪法者是矣！求平等者，非绝无阶级也；求去其奴佃而得为官吏，预公议、民刑裁判、纳税，皆同等而已。试问吾中国何如？中国之为小地主，听人民自有田地；盖自战国以至于今，乃在罗马未出现之前，不止日耳曼矣。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除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但有之已数千年，而忘之不知夸耳！今吾国欲再求自由，除非遇店饮酒，遇库支银，侵犯人而行劫掠，必更无自由矣！今法人尚存世爵数万，仍有尊称，吾乃无之；吾国突进于法多矣！今吾国欲再求平等，则将放肆乱行，绝无阶级。法之平等、自由，果若此乎？嗟乎，纪纲尽破，礼教皆微，何以为治？故中国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欧人一日之强，乃欲并其毒病医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昔有贵人，有痈而割之，血流殷席，命几不保。有贫子美好无病，慕贵人之举动，乃亦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已而剖伤难合，卒以自毙。今吾国妄人媚外者，自以为取法于法、德，发狂呼号，日以革命自由为事；不几类美好贫子，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卒以创伤自毙者？岂止见笑于欧、美之识者，无病服毒，不其伤乎！”则是欧洲平等自由，不如中国先进者四也。

论妇女独立曰：“巴黎之以繁丽闻于大地者，在其淫坊妓馆、镜台绣闼，其淫乐竟日彻夜。已领牌之妓凡十五万，未领牌者不可胜数。若其女衣诡丽，百色鲜新，为欧土冠。各国王子，宁舍帝王之位而流恋巴黎之妓乐。而贵家妇女，亦多有出而为妓者。法人自由既甚，故妇女多不乐产子，有胎则堕之，以故户口日少。盖自同治九年，德法战时，法人已逾三千万，迄今亦不过三千余万，就此二三十年间，德之人，增至六千二百余万，英增至四千余万，而法乃日衰。若仍此不变，法可自绝灭，不待人灭绝之也！此其故何哉？一薄于教孝也。夫妇女之生子，自孕妊至诞育抚养，至苦矣！当其妊也，行动饮食，卧起皆不便，男女之道又绝；至妊成而产，则痛苦呻吟如割，或有害及生命者；幸而母子无恙，则抚婴劬劳，乳之哺之，提之携之，夜则转侧号啼，病则抚摩按抱，时而竟夕不寐，当餐不食。以其生育之、抚养之、劳苦之甚也。故孔子立法尚孝，教子报之；故《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也。以中国之厚于父母，故女母乐于生子而望倚养于终身，报之于耆老。是故女有生子之望，人无堕胎之俗；故中国人民繁多，过于万国；盖有由也！今欧、美之俗，人人自立，父母不能有其子；劬劳而抚子，子长而嫁娶，别父母而远居，积财而不养父母；岁时省亲，仅同作客；其父困绝而不必养；其母病而不之事。既无得子之报，然则为妇女者何所望于子？安所肯舍性命、忍嗜欲、耐劳苦，而生之抚之？无宁预绝其萌以省事耶？一妇女自立也。凡天下之忍苦耐劳待人者，必其不能自立，不得已而出之者也。苟能自立，则自由绰绰，何事忍苦耐劳而待无所为之人哉？今妇女之于子也，产之至苦也，抚之至劳也，育之至艰也，不知若何艰苦，然后得子之成立，则待我之老而子养焉，待子之富贵而我尊荣焉，甘耐无穷之劳苦，而思有以易之。今我自能养，我自能富贵尊荣，无事于求人待人；然则何为竭十余年之力，忍苦耐劳而生子养子哉？无宁预绝其萌而先堕之。美国堕胎之俗，有同于法；妇人居常之论，皆不愿有子矣。美之禁堕胎也，罚银六千元，囚三年，然不足以禁之！德、英妇女之好淫乐而自立，今虽未至于法之地位；然独立之风既扇，亦必不能久矣。其妇女为教习者，且多不愿嫁人。然则欧、美之人口，不其危乎？嗟夫！天下万事，皆赖人类为之；若人类减少，则复愚。人类灭绝，则大地复为狉獉草昧之世。而人之生也，皆赖妇女。故妇人不愿有子，乃天下之大变，洪水猛兽，不烈于此者也。而法、美以文明自由闻；乃先有之，且盛行焉！立法之难，得乎此则失乎彼。抑女而过甚，则非男女平权之义；矫之以独立，又有生人道尽之悲。谈何容易，得其宜乎？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岂知得失万端，盈虚相倚，观水流沙转而预知崩决之必至。苟非虚心以察万理，原其始而要其终，推其因而审其果者，而欲以浅躁一孔之见，妄为变法，其流害何可言乎！”则是欧洲妇女独立，不如中国教孝者五也。

论衣服曰：“中国饮食衣服之美，实冠万国，他日必风行万国。凡美者，人情之所爱。丝服之美，自在优胜劣败之例；不能以欧人一日之长而见屈也。吾国地兼三带，衣服亦备寒暑，既无印度之薄縠，天衣无缝；亦非欧土之厚绒，紧迫其身；不宽不紧，易减易增，披服简便，过于欧、美远矣！欧土多寒，故西服用绒，紧束其身。若我温带，施于盛暑，汗淋如渍，尤损卫生，限以三袭，大寒不能加，盛暑不能减，于观不美，于体不宜。吾昔病于纽约，美医谓我曰：‘中国服制最宜。曾有千人大会，莫不感寒，惟中国公使独无恙。若他日变法，一切可变，惟服制必不可变！’吾谓欧服以绒，中服以丝，取材不同。欧服尚披禽兽之毛，羶腥未除；而丝则我天产至美之物也。若吾国舍其天产而从人，则一国四万万人皆服毡绒之服，一人四袭，一袭至贱者二十金，并革履毡帽，人必百金而后可。是我舍数万万金之丝，无所用之，而须购绒革之服料于外。以人百金计之，是费四五万万兆而纳贡于外，过于八国联军之赔款尚百倍也。且吾中国乃大地丝产国也，民之衣食于丝织者以数千万计也。今一易服，全国衣履冠带之丝，皆尽失业，丝织者彷徨而不知所措矣！何为变本加厉，倾民之所有以自敝乎？万国皆不产丝，而为中国独有之天产；上考《禹贡》，蚕桑丝篚，已在四千年前。故服物之五色六章，最为妙丽。此天以最厚吾中国者，宁可弃天贶乎？弃天贶者不祥，弃土产者自敝，服毡绒者退化，随人后者无耻！印度岂不变服；益为奴耳；于自立何有！将欲以此为亲；吾面既黄，虽欲亲而安能亲？日本小岛耳，炮声隆隆，则欧、美畏媚之！近各国王宫，多为日本装殿，而美人暑时，亦多为日本服，但使内政修明，物质精美，炮舰大横庚庚，则中国丝服，自为大地所美而师之。若徒改服乎，则印度人与黑人之改服，何见亲之有？吾奴吾奴耳。何有堂堂数千年文明之中国，抚有天产吾丝，文章之美，而自弃之，以俯从深林后起日耳曼之毡服！”则是欧服毡绒，不如中国丝服者六也。

论膳食曰：“膳食之美，必地为大陆而后得之。大地之国，吞大陆者四域；欧土、波斯、印度及中国耳。印度诸教盛行，多所戒禁，或不食豕，不食羊，或不食牛，不食鸟，或全戒杀生，若此，则食不能美。且其地奇热，好食苦辣腥臭之味，尤为印人所独，而外人不能入口焉！波斯信回教与火教，亦多所禁食。欧土自中世纪黑暗世后，侯国竞争，国境小或十数里，界关隔绝，百货难通，则食品难集！至今尚脔而不切，酱齐之和后加焉；其食之未精，可知也！惟中国自汉一统，地兼三带。百货骈集，品兼水陆；故八珍之美，自周已精，故用酱以和齐入味，先切而用箸弃刀，已在周时矣！今欧洲美食，皆称巴黎；然法国之食，皆出自西班牙，班人僻乡亦解调和；吾游班及墨，觉其价贱而精，尚过于法也。班之食学，又出于葡；吾游葡京理斯本，闻其馔名，有与粤同。盖葡自一千四百几十年，哥仑布寻得美洲，至一千五百三十余年，遂得澳门。是时英培根之世，尚用手食而未用刀割，其未能调和，不待言也。葡人以东方之食味，移植葡京，乃大变焉。是时推班与葡并驱海外，抚有全美，民大富而备海陆之珍，故班首学葡食。法路易十四遣孙非特腊第五王班，贵妇宫女、大臣从者数千人，及王长而后归法，乃移班食味于法。路易十四盛陈宫室服食以怀柔十万诸侯，于是食馔之美大进，风行欧、美焉。然葡食实我所出，班食为吾孙，法食为吾曾孙，欧、美为吾云来；突厥、日本切食，尤为吾嫡嗣。盖吾食之博而至精，冠于万国，且皆师我者也！欧食美否不论，但今尚设五味架，从后加味，味不能入，其为不知和可见矣。而今吾国乃反盛行西食。若以同食不洁，则吾明以前无小异食者，上考宋之《武林遗事》，下考戏剧，犹可推见；何不每人异器，如日本然？既可得洁，又保己国之美食，而何事弃己万国最美之馔而退化从人哉？”则是欧人膳食，不如中国先进者七也。

论酗酒曰：“法人之好酒极矣。吾游巴黎，入店不饮。酒家请曰：‘吾巴黎无不饮酒者。’乃为饮之，则法人之沉湎可见矣！《书·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与道光年间重惩鸦片之刑同。夫饮酒小过，何至惩以杀刑？盖当时风俗沉湎之极，故欲以严惩之。吾观欧、美人醉酒之风，夜卧于道而哗于市，归驱其妻而争杀开枪致死者，比比也。所经小市大衢，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入，尽付酒家，而导淫演杀，与酒为邻。若此败风，惟吾国无之。欧、美皆然，惟法人为尤甚耳！盖吾国酒俗为过去世矣。不知者开口媚欧、美人为文明；试入卖酒垆，观其喧哗，与我孰为文明哉？近世鸦片之毒，弱人体质，厥害为中国数千年所无。然其毒自外来，去之不难，不如酒之甚也。即以鸦片店之患，一榻横陈，亦岂有哗争斗杀之害乎？天下人道之大患，莫甚于相杀；故以酒烟相比，酒之害为尤烈也。”则是欧人嗜酒，不如中国吃鸦片者八也。

论宫室曰：“吾昔闻罗马文明，尤闻建筑妙丽，倾仰甚至。及亲至罗马而遍历名王之古宫，乃见土木之恶劣，仅知用灰泥与版筑而已。其最甚者，不知开户牖以导光。以王宫之伟壮，以尼罗之穷奢，而犹拙蠢若此；不独无建章之万户千门，直探类于古公之陶复陶穴。吾国山西富人，尚有穴山作屋，仅取中溜以通光，穿室数十重，壁盖厚数尺，乃极似罗马古帝宫焉。若法路易十四之宫，夸为世界第一者，雕镂固精，然仅此一大座；比之吾国帝居禁城之宏壮，相去尚十百倍！突厥波斯之宫殿，吾未之见！印度壮丽亦未极闳。若除此外，则中国帝室皇居之壮大，实为大地第一。盖万里大国，二千年一统致然。自建章、未央千门万户，由来久矣。此其雄规，实关文明；不得以专制少之。今以《三辅故事》所述汉武帝之宫比之：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上有铜凤凰；立神明台，井干楼，皆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其上有九室，形或四角八角。张衡赋谓‘井干叠而百层’，与巴黎之铜楼何异？其北大液池，中有渐台，高二十余丈；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三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金铜仙人掌，至唐尚存，李贺尚见之，有《金铜仙人辞汉歌》。其甘泉宫之通天台，高三十丈，可望长安城，其上林苑连绵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汉书》称成帝之昭阳殿，中庭彤朱，赤壁青琐，殿上髹漆，砌皆铜沓，黄金途，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壁，明珠翠羽饰之。班固《西都赋》所谓‘雕玉璞以居楹，裁金壁以饰珰，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襄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壁，是谓列钱；翡翠火齐，流离含英’，是也。此不过偶举一二耳。若《汉书》称秦之骊山，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而阿房宫三百余里，作者七十万人；破各国，写其宫室；门列金人十二，每重二十四万斤，门以磁石为之；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甬道复道相连，帷帐钟鼓，不移而具；周驰为阁道，自殿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复为复道，渡渭，至咸阳，北至九 甘泉，南至长阳五柞，东门至河，西门至汧渭，东西八百里，离宫相望。甘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不能遍。由此观之：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矣！惟罗马亦有可敬者：二千年之颓宫古庙，至今犹存者无数，危墙坏壁，都中相望；而都人累经万劫，争乱盗贼经二千年，乃无有毁之者。今都人士，皆知爱护，皆知叹美，皆知效法，无有取其一砖，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为国荣。令大地过客皆得游观，生其叹慕，睹其实迹，拓影而去，足以为凭。而我国阿房之宫，烧于项羽，大火三月。未央、建章之宫，烧于赤眉之乱。仙掌金人为魏明帝移于邺，已而入于河北。齐高氏之营高二十六丈者，周武帝则毁之。陈后主结绮、临春之宫，高数十丈，咸饰珠宝，隋灭陈则毁之。余皆类是。故吾绝少五百年之宫室。即如吾粤巨富若潘、卢、伍、叶者，其居宅园林皆极精丽，几冠中国。吾少时皆尝游之。即若近者十八甫伍紫垣宅，一门一窗，一栏一楯木，皆别花式，无有同者；而以伍家不振，忽改为巷，遂使全粤巨宅，无一存者。夫以诸巨富之讲求土木，不惜巨赀；其玲珑窈窕，皆几经匠心。若如日本之日光庙及奈良庙，游者收赀，岁入数十万。而所存美术精品，后人得由此益加改良进步；则其美术岂不更精焉？乃不知为公众之宝，而一旦扫除，后人再欲讲求，亦不过仅至其域，谈何容易胜之乎？故中国数千年美术精技，后人或且不能再传其法。若宋偃师之演剧木人，公输墨翟之天上斗鸢，张衡之地动仪，诸葛之木牛流马，北齐祖暅之轮船，隋炀之图书馆，能开门掩门、开帐垂帐之金人，宇文恺之行城，元顺帝之钟表，皆不能传于后，至使欧、美今以工艺盛强于地球。此则我国人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也。不知保存古物，则真野蛮人之行为！而我国人乃不幸有之；则虽有千万文明之具，亦可耗然尽矣。”则是欧人宫室，不如中国宏伟者九也！

论浴房曰：“欧人浴房，但分男女室；男与男赤体同浴，女与女赤体同浴。日本则男女同浴。吾国粤人廉耻最重，无赤体相对者；故粤无浴室。欧人尚乐，故雕刻皆尚赤体，宜其浴无择也。然今则颇尚耻，以短裤遮其下体。瑞典与日本同，并不用短裤矣。盖浴为洁体之大事，可以祛病；浴为乐魂之妙术，可以畅怀。独乐不如同乐，故多同浴。各国多同之，《史记》讥‘於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盖人道之始必如此。及其后廉耻日进，则男女异浴；又进而恶其秽也，不肯裸以相见，则人人异室矣。吾遍观大地各国，人情无不好浴者。惟西藏、布丹、廓尔喀人不好浴，故最不洁；则以难得水之故，且极寒之故也。野蛮不浴。据乱同浴。升平之世，廉耻与乱世异，则尚异浴。太平大同之世，人各自立，人各自由，则复归于同浴耶！”则是欧人据乱同浴，不如中国异浴之为升平者十也。凡此之类，度长挈大，极世界之美，无逾中国。未尝不发愤而道曰：“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日本著书多震惊欧、美者，此在日本之小岛国则然，岂吾五六千年地球第一文明古国，而若此之浅见寡闻乎？”因汇所睹记，成《欧洲十一国游记》而序其端曰：

将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岂非凡人之所同愿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国土十数；凡其政教、艺俗、文物之都丽郁美，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又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焉；岂非人之尤所同愿耶？然史弼之征爪哇也，误以为二十五万里。元卓术太子之入钦察也，马行三年乃至。博望凿空，玄奘西游，当道路未通，汽机未出之世，山海阻深，岁月澶漫。以大地之无涯，而人力之短薄也；虽哥仑布、墨志领、岌顿曲之远志毅力，而足迹所探游者，亦有限矣。然则欲揽掬也，孰从而揽掬之？故夫人之生也，视其遇也。芸芸众生，阅亿万年，遇野蛮种族部落交争之世，居僻乡穷山之地，足迹不出百数十里者，盖皆是矣。进而生万里文明之大国，而舟车不通，亦亡由睹大九洲而游瀛海；吾华诸先哲，盖皆遗恨于是。则虽聪明卓绝，亦为区域所限！英帝印度之岁，南海康有为以生！在意王统一前三年，德、法战之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时哉？汽船也，汽车也，电线也，之三者，缩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电线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万物变化之祖，为瓦特之机器，亦不过先我八十年。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之内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灵，竭哲巧万亿之心精，奔走荟萃，发杨蜚鸣，旁魄浩瀚，积极光晶，汇百千万亿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于康有为之生也，大陈设以供养之！俾康有为肆其雄心，纵其足迹，穷其目力，供其广长之舌，大饕餮而吸饮焉。自四十年前，既揽掬华夏数千年之所有；七年以来，汗漫四海。东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罗、柔佛、吉德、霹雳、吉冷、瓜哇、缅甸、哲孟雄、印度、锡兰，西自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加利、丹墨、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环周而复至美。嗟乎！康有为虽爱博好奇，探赜研精，而何能穷极大地之奇珍绝胜，置之眼底足下，揽之怀抱若此哉？缩地之神具，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特制竭作以效劳贡媚于我。我幸不贵不贱，亡所不入，亡所不睹；俾我之耳目闻见，有以远轶于古之圣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夫中国之圆首方足，以四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闭处内地，不能穷天地之大观。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有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能若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既皇既恐，以忧以惧；虑其弱而不胜也。虽然，天既强使之为先觉以任斯民矣！虽不能胜，亦既二十年来昼夜负而戴之矣！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撷，大嚼横吞，其安能不别良楛、察宜否、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方病之殷，当群医杂沓之时，我国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乎？吾之谓然，人其不然耶？吾于欧也，尚有俄罗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也，则中南美洲未窥，而非洲未入焉。其大岛若澳洲、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苏禄、文莱未过。则吾于大地之药草，尚未尽尝；而制方岂能谓其不谬耶？抑或恶劣之医书可以不读；或不龟手之药可以治宋国；而犹有待于遍游耶？康有为曰：“吾犹待于后遍游以毕吾医业。”今欧洲十一国游既毕；不敢自私，先疏记其略以请同胞分尝一脔焉。吾为厨人，而同胞坐食之；吾为画工，而同胞游览也。其亦不弃诸！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自称“童而好讽诗；顾学以经世，志在撢理，不能雕肝呕肺以为诗人。而嗜杜甫诗若出性生，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又性好游，玩山水，爱风竹；船唇马背，野店驿亭，不暇为学，则余事为诗。及戊戌遘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永歌；若拔抑塞磊落之怀，日行连犿奇伟之境，临睨旧乡，邅回故国，阅劫已夥，世变日非。灵均之行吟泽畔，骚些多哀；子卿之啮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寓于诗。”既而游突厥，道出所谓耶路撒冷者，犹太人哭所罗门城壁，男妇百数，日午凭城泪下如縻，诚万国所无也。喟然曰：“惟有教有识，故感人深远。吾念故国，为《怆然赋》。”凡一百韵，其辞曰：

崇壁严仡仡，围山上摩天；巨石大盈丈，莹滑工何妍。筑者所罗门，于今三千年。城下聚男妇，号哭声咽阗：日午百数人，曲巷肩骈连；凭壁立而啼，涕泪涌如泉。惨气上九霄，悲声下九渊。始疑沿具文，拭泪知诚县。电气互传载，真哀发中宣。一人向隅泣，不乐满堂缘。借问犹太亡，事远难哀怜；万国有兴废，遗民同衔冤！譬如父母丧，痛深限年旬；岂有远古朝，临哭旦夕酸？罗马后起强，第度扬其鞭；虽杀五十万，流血染城 。当时严上帝，清庙金碧鲜。我来瞻遗殿，华严犹目前。珍宝移罗马，痛心亦难喧。正当吾汉时，渺茫何足云。吾国二千载，亡国破京频；刘石乱中华，洛阳惨风云；侯景围台城，一切文物焚；耶律执重贵，雅乐遂不闻；暨至宋徽钦，汴京虏君民。岂无思古情，颇感骚人魂？或作怀古诗，亦传哀吊文。未有凭城哭，至诚逮野人；妇婴同洒泪，千载恸遗民。吾迹遍万国，奇骇何感因？答言：“祖摩西，奉天创业勤；艰苦出埃及，转徙红海滨。帝降西奈山，特眷吾家春。十二以色列，奄有佐顿川。大辟所罗门，两王尤殊勋！拓边大马色，筑庙耶路颠。武功与文德，焜耀死海漘；余波跃耶回，大地遍遵循。人种我最贵，天孙我最亲！岂意灭亡后，蹂躏最惨辛！罗马与萨逊，蹈藉久纷纭；英暴当中世，俄虐今尚繁。遗种八百万，飘荡大地魂！有家而无国，处处逐辱艰。被虐谁为护？蒙冤谁为伸？传言上帝爱，我呼彼充瑱。穷途无控诉，凭城啼吾先。”言罢又再啼，四壁啼益喧；哀哀不忍闻，吾亦为垂涟。亡国人皆恨，惟汝有教贤！他国不知愁，同化久忘筌。汝城文明民，文明成瘴愆；区区此遗黎，艰苦抱守艰。虽然犹太教，今犹立世间。吾游墨西哥，文字皆不传；英哲与图器，泯灭咸无存！读学皆班文，性俗忘祖孙；岂比汝犹太，能哭尚知原！哀哀念远祖，仁孝无比援。他日买故国，独立可复完。先啕必后笑，物理固循环。吾哀犹太人，吾回睨中原！四万万灵冑，神明自羲、轩；唐、虞启大文，禹、汤、文、武联；孔圣宝文王，制作大礼尊。圣哲妙心灵，图器文史篇。后生坐受之，枕胙忘其源！如胎育佳儿，如酿蕴良醇！我形胡自来？我动胡自迁？我识与我神，明觉胡为先？喜怒胡自起？哀乐胡所偏？我咏歌舞蹈，我饮食文言。一一英哲人，化我同周旋。忘之我坐忘，悟之大觉圆。一往情与深，思古吾翩跹。庄周梦化蝶，吾实化国魂。若其国竞殇，哀恸不知端！凡亡非我亡，畸士托古诠。吾未免为人，多情犹为牵。吾为有国故，身家频弃捐！哭弟哀友生，柴市埋冤云。哭墓已不获，先骸掘三坟。十死亡海外，谗侮百险煎。受诏久无功，缠身万苦难！十载逋亡人，拂逆痛心肝！我本淡荡人，方外乐谈玄。胡事预人国？误为不忍缠？今既荷担之，重远难释肩。地狱我甘入，为救生民艰！受苦固所甘，忍之复忍焉。久忍终难受，去去将舍旃。浩荡诸天游，欢喜作散仙。天外不能出，大地不能捐。国籍不能去，六凿不能穿。犹是中国人，临睨旧乡园。睊睊涕被席，眈眈伤我神。类告爱国者，犹太是何人？

其辞磊落而英多，其意激切而孤愤；揆之古人，独《湛然居士集·西游诗》、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诗、陈刚中《交州集》可相仿佛；然有其俶诡，而无此慷慨也！尝以为中国不可行民主；傅会孔、孟，旁援欧、美，其大要归于强国庇民，因时制宜。故曰：“天下无万应之药；无论参木苓草之贵，牛溲马渤之贱，但能救病，便为良方。天下无无弊之法；无论立宪、共和、专制、民权、国会一切名词，但能救国宜民，是谓良法。执独步单方者，必非良医。执一政体治体者，必非良法。故学莫大乎观其会通，识莫尚乎审其时势。《礼运》曰：‘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协于时，宜于人，顺于地，庶几良法矣！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者国也；国权、民权、君权，三者迭递代兴而时为轻重者也。专制之世，则君权重；太平之世，则民权重。此皆自然之势，而克当其宜者也。欧洲民权君权之争，在百年前矣；至数十年来，君权之说已绝，余波荡于亚洲。若民权乎？则在百年前欧、美最盛之时；而数十年来国权之说忽盛；俾士麦以此强德国；虽以美国平民之政，罗斯福亦大倡霸国之义，而各国亦皆鼓吹之。处列强并峙，日事竞争，少不若人，即至夷灭；故霸国之义，不得不倡者，时为之也。昔在春秋战国之时，管、商之学，专以国权为重。孔、孟意存一统，则专以民权为先。义各有为也。凡学说之盛衰，视其时宜。倡国权说于法国革命之时，则无当矣；倡民权说于德国既强之后，尤为大谬矣！以美国之富盛，昔无海军时，则德人极轻之；近年大治海军，则德人重之。日本以战俄之故，重人民之赋税；然日之威棱震于全球矣！倘使美、日犹主重民之义；则日税太重，民难负担；美而治兵，尤悖华盛顿、孟禄之训。然而美、日不得不重国而轻民者，诚察时势之宜！不得已也。故重民而张民权之说，乃欧、美百年前之旧论，于药则为渣滓，于制则为刍狗，于米则为秕糠，于花则为落瓣。乃吾国通明之士，号称新学，而拾欧、美之残羹冷炙以为佳馔新烹，于胃则不宜，于体则不协；小之致病，大之致死。盖失其时，悖其顺，非其宜故也。”既斥民权而崇国权，国权所寄，必在君主。其初戊戌变政，则进君主立宪之说。及至辛亥革命，益倡虚君共和之论。终莫之用，而革命有成功，建号民国；于是发愤而道曰：“南方之魁桀何尝无帝制自为之心？而矫为民主共和之说以饵于民曰：‘贫富共产也’，‘人人可为总统议员也’，‘若入吾党，可得富贵也’，甚至谓‘改民主共和后，米价可贱也，可不纳税也’。此与‘迎闯王可免钱粮’何异哉？愚民乐其便己也，信而从之。强豪桀颉者辍耕垅上，倚啸东门，平宁已久，无从发愤，藉为乱具，侥幸图成。风气所鼓，四海之人，习见枭雄夸诈之夫，能为共和之大言，能为自由之谬论，因时乘势，袭据土壤，纷纷攀附，各藉权势。其夸垒尤甚者，中分天下，指挥风云；政府则敬畏之，乃至藉外款千百万以媚事之。其次亦复上将勋位，剖土分藩。下之灶养市魁，皆一蹴而秉麾纡组，列鼎鸣钟，呼叱而金帛盈山，顾盼而声色列屋；其车马、宫室、服食之豪侈过于王公；其颉颃、横暴、跋扈、肆睢之气势，行于州县。向之偷儿、里盗、椎埋、剽窃之夫，进称雄于州邑，退亦为政于乡里，横行攘据，武断乡曲。然则谁不慕之？谁不辗转效之？权利之思想已溢，自由之势力弥充，进无所慕于古，退有以荣于人，时风众势，卷而成俗，人所羡慕，皆在此徒。苟不破法律，作奸欺，谋乱略，营党私，何以充塞其权利之私，弥满其自由之壑乎？即有廉让之士，而风俗既成，坐而相化，则织衣大帻，谨厚者亦复为之。故当今之世，人不谋乱，更复何事，而涂泽以欧、美之文明。群众所尚，报纸所哗，则新世界之所谓‘共和’‘平等’‘自由’‘权利思想’诸名词也。夫‘自由’者，纵极吾欲云尔。‘权利思想’者，日思争拓其私云尔。所谓‘平等’者，非欲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过锄除富家贵族，而听无量数之暴民横行云尔。所谓‘共和’者，倒帝者之专制，自余则两党相争，陈兵相杀，日为犯上作乱云尔。以风俗所尚，孕育所成，则只有为洪水猛兽布满全国而已。今夫地方自治，至美之良法也；而中国行之，则惟资豪猾武断乡曲，未见能于地方兴利也。设辨护士，岂非保护贫弱者之美意哉？而中国行之，则劫贼横行，及被捕获，则亦将延辨护士而解脱；于是盗劫日滋。其他辨护士之日诱人讼以破人产者无论也。若夫官制弃资格而听长官自拔，则惟有引用亲私；负贩牛医，皆上列大位，下绾铜墨；甚至一丁不识，人皆怀非分之想；人情既不能无私利，则官方何自而整。任官若此，而望其牧民任职，岂非欲入而闭之门哉？若废科举而用学校，则学者自听讲义、读课本外，束书不观，乃至中国相传之名物日用之书，亦不之识；其愚闭乔塞，殆甚于八股之时；而八股之士尚日诵先圣之经，得以淑身而善俗。今学校之士，则并圣经而不读，于是中国数千年之教化扫地！而士不悦学，惟知贪利纵欲，无所顾忌，若禽兽然。其他举议员，入政党，则惟有挟势鬵金以把持纵肆、败风坏俗而已！然则所谓‘共和’‘民权’‘平等’‘自由’者，实不过此十数万之暴民得之耳！此十数万暴民之‘民权’‘平等’‘自由’，诚肆睢傥荡，无所不用其极矣！试问吾四万万同胞，谁则实得民权乎？民权托之代议；夫谁能代我民者？其立义已为大谬。况我所欲举者，未必被举，既为多金所买，又为大力所挤；而吾民实俯首叹恨而无所与焉？故民权者，大党十数要人之权；而于我四万万同胞何与焉？又试问，吾四万万同胞，谁实得平等、自由乎？彼千百暴民之魁，凭权据势，占领土壤，汽车听其盘游，女色惟其所择，车马流水，金帛堆山；发言有权，一电而各省响应；横行如意，举步而开会欢迎；总统则畏其乱而罗笼之，报馆则藉其势而张皇之；随意居游，惟所欲适，无不平等，无不自由。故平等、自由者，彼千数百暴民之平等、自由；吾民宛脔于虐政之下，一言有误而枪死，一事见诬而枪死，薄言往诉，普天无告。然则吾四万万同胞，谁实得平等、自由乎？夫使吾四万万同胞，果皆得民权、平等、自由，则个人各得其权利，而国权必屈。方今列强并争之世，犹非所宜也！然四万万人果真得民权、平等、自由，则少屈国权，而伸个人之权利，犹之可也！无如四万万人皆无所得于民权、平等、自由，而仅令千数百之暴民得民权、平等、自由；是排除一人之专制，而增设千数百人之专制也！名称‘共和’，实日结党而图共乱；号为‘民主’，实以少数而行专制；戴假面，则朱唇玉貌；揭暗幕，则青面獠牙！”言之若有余悸也！情不能以自禁，辞不免于过讦，播所欲言，署曰“不忍”。

或讼共和之美，在扬民权，则正告之曰：“人实诳汝！共和者，欧制况称之辞；且大诳于中国。夫号称‘共和’者，乃凡在国民人人得发其意之谓。民意昭宣，民权发皇；卢骚之流，大发其义。此在欧洲，古之希腊，中世之威尼士、致那华，及德之汉堡、罕伯雷、伯来问、佉伦、佛兰拂及今之瑞士，蕞尔之国，百数十万之民，而大事，则人民共议，则诚得民意矣！选举则人人有权，则亦庶几民权矣！卢骚亦谓‘二万人之国，可行共和’。若二万人者，或可真得民意，真行民权矣！此不过如吾粤之大乡云尔。吾粤南海之九江、沙头，顺德之龙山、容奇、桂州，新会之外海，番禺之沙湾。皆聚十数万人为一乡，比于卢骚之二万人已过之；其立乡约，行乡法，能得民意与民权与否，尚不可知也。南美洲之各共和国也，若玻里非、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拉圭，皆以数千人举一议员。即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之大，亦不过以万人举一议员。塞维、布加利牙、希腊、罗马尼亚，亦略皆以万人举一议员。若比利时、荷兰、那威、丹麦亦不过以万人举一议员。即英国之大，为宪法选举之祖，亦不过以三万人选一议员。然当威廉第三入英之际，英民不过四百万；至与拿破仑交战之时，亦不过五百万，是时英最盛昌，亦不过万人选一议员耳！夫尊民意民权者，不能直达，而以‘代议’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议，何权之有！人与人面目既殊，心意必异！父子师弟，亦难强同，而谓所举之人能达我意，必无是理矣！故以一人举一人，已不能得其意；况以万数千人而举一人；人人异意；而谓能以一人曲肖万数千人之意，代达万数千人之意，有是理乎？故万数千人选一议员之国，号称代议，其说已大谬矣。虽然，若英国三万人选一议员。三万人者，亦如吾粤一巨乡耳，既以代议为制，势不能不选于众。三万人之乡，其有才贤，乡人略皆知之，则虽不能得民意，发民权；然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举者，则亦可谓之民举也。德、法以十万人举一人；日本以十三万人举一人；更不能比于英矣。然十万之乡县，耳目亦近；彼宪政既久，选举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谓之民举焉，亦未尝不可也。至于中国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选举法也，以八十万人选一人。夫八十万人之多数，地兼数县，或则数府，壤隔千里，少亦数百里；吾国道路不通，山川绝限，人民无识，交游未盛，选举不习；则八十万人之中，渺渺茫茫，既为大地选举例之所无；而曾谓八十万人者，能知其人而举之；其人又能代达八十万人之意乎？此尤必无之理也！然则在今大地中，凡百有国，皆可言民意、民权；惟我中国能言民意、民权，则无之也，徒资数万之暴民而已！是大妄也，是欺人也！惟国民真愚，乃受其欺耳！夫欧、美之说，知直议不可得，则诡以代议为民以欺人。然曰‘代议’，虽不得民意、民权，告朔饩羊，犹有其名也！而今选举之学说，则猩狂而大言曰：‘代议者，乃代一国之政，非代民个人之意也。’此说也，则明明非代民之意矣！以实事言之，彼议员自议国政，非代民之意。以虚名言之，则此学说，亦大声疾呼非代达民之意；然于其宪法也，于其国会也，于其选举法也，则大书特书曰‘代议院’也，‘代议员’也。名实相反，言议相乖；实而案之，不过欺民而已，不过豪猾之士，欲搂夺国政，借民权民意以欺人而已。无论议员之选，出于金钱与势胁也，难于得民望也；即不然，要必非民权民意而代民议，则可断断言也！夫既非民意民权，非代民议，则今之国会大声疾呼曰‘代议’者，岂不大谬哉！代金钱而议，则有之矣！代势力而议，则有之矣！代民意而议，则未之见也！故在欧人之说，已是辞穷而为欺民诱众之计矣！我国地等全欧，人民倍之，国与民相去甚远。民意民权必不可得，而学欧、美人之舌，大声疾呼曰民意、民权。我今质问四万万人，‘汝有何权？’‘所选举者，谁为汝意？’‘议员所陈，谁得汝心？’吾意真选举之人必不及四千；而得其心意者，必不及千也。若云权乎权乎，谁则有之？欺人自欺，无俟言矣。”或谓民主之治，托之政党。又激论之曰：“人实欺汝！政党者，欧治积弊之俗；且大戾于中国。夫以英国政体之美，为万国之最；其为政党也，武人不得入，法官不得入，诸吏不得入，非学人富商寻常工商，不得入。其本党之得权也，获官者不过六十人，余皆无所报酬。全国官吏皆不动，工商皆安业。其为政党者，不过如买马票者之视斗马；所买票之马得胜，则为之抚掌大喜，欢忭舞蹈，不知其然而然。虽然，买马票者犹有所获利也；此政党中之六十者得官者也；其它政党人绝无报酬而奚乐为之？盖彼积数百年之风俗，贵人罢居，富人无事，以为游戏博猎之举而为欢娱者耳！譬如昔之试得科第者，其本省人得状元，本府县人得翰林，本乡人获举贡青衿；其省府县乡之人，无所分杯酒肉羹之惠也，更无所谓报酬也；而接闻报时，莫不欣然色喜，莫解其所以然者。又若观竞渡焉，两曹之观竞者，无所报酬也，而咸乐捐赏执花击鼓以助竞事；于其曹之胜也，大喜若狂；若是云尔！然英人之攻之者，犹谓政党为奸诈之府，腐败之薮也。若夫美国平民政治之政党，则各地方皆有波士握权，把持党事，鱼肉良善，武断一切，纳贿作奸，甚者杀人。其为祸害，美人已痛心疾首之矣。我不得美之长，而先收其短，今且学而青出于蓝焉。以吾所睹：非其党不官。入其党，则可无法。藉其党以遍握权要，鱼肉良善，出入罪恶，吞踞财产，杀戮人民，禁锢异党，封禁报馆，强占选举，万恶皆著矣！盖未有政党之前，中国有法律；既有政党之后，中国无法律。未有政党之前，人民生命财产得保全；既有政党之后，人民生命财产不保全！未有政党之前，人民言论、身体得自由；既有政党之后，人民言论、身体不自由。吾夙昔仰慕欧、美首创政党，曾不意政党之害至是也！夫政党岂无佳士？然既入其中，则为大势所驱而不能自拔矣。政党愈大，则薰莸愈杂，整率愈难。若其为法之山岳党乎？挟势横行，斯为屠伯矣。”极言急论，若有不得已！而袁世凯为总统，致书称国老，其大旨谓：“京洛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爱国如公，宁容独善！”厚币卑礼，款致之京师而一见焉。有为谢勿赴也。然国权之论，进步党遂袭之以相袁世凯盗国专制；久之，国民党熸，而进步党亦倾，卒以酿洪宪之祸也！世凯既殕，有为弥用自喜；昌言无忌，好恶拂人之性。久之，渐为论政持国是者所不喜，独长江巡阅使张勋有贰心于民国，阴赞其说而加隆礼焉！则以逊帝复辟之说进也，勋则曰：“诺，是吾志也。汝其问诸冯华甫。”冯华甫者，副总统领江苏省督军冯国璋也。有为乃以勋意赞于国璋及故广西督军陆荣廷；皆无违言。国璋且曰：“张绍轩岂能办此？倘君出，我则执鞭弭以从！”有为则大喜！乃属周树模以致告于段祺瑞。时祺瑞方以国务总理，不得志于总统黎元洪，而元洪又挟国会自重，鞅鞅以失职；则应曰：“民主日争，非君主不能已乱！但只可有其形式，不可用其精神。”有为曰：“此我之所谓‘虚君共和’者也！段芝泉同我矣！我则问诸徐菊人。”徐菊人者，东海徐世昌，民国之元老，逊帝之太傅，一时称为巨人长德者也；既闻有为之言，而协赞焉！有为则以复于张勋曰：“众谋佥同矣。”于是十四省督军以一九一七年五月，会议徐州，谋复辟，署盟书，信誓旦旦，画诺惟谨，而推勋为主盟，以亲卒三千入京师解散国会；于七月一日迎逊帝溥仪号宣统者出复辟。溥仪年十一岁，初闻复辟之谋，问师傅曰：“我即出，将置民权何地？”师傅曰：“权仍在民；皇上即君临天下，亦无权！”溥仪曰：“即如是，何必复辟？”师傅曰：“民意也。”溥仪曰：“事之不成，将集众谤，必集以诟厉于我矣！”师傅无以应也！至是勋挟溥仪以行大事，既逐黎元洪避日本使馆，而不戒于段祺瑞。祺瑞既藉勋手以逞志黎元洪；乃徐起乘勋之敝，一举而覆其军，再造共和；以收民望！冯国璋以副总统代元洪为总统。段祺瑞再起柄国。自勋之复辟仅十二日，而事败，走荷兰使馆，既知见绐于祺瑞、国璋，而利用之为驱除夫难者，则大愤曰：“此一役也，岂吾一人意，而用集谤于我也！”将公布所署盟书以告于国人，而探箧则无有矣！有为既以勋谋主，被名捕，逃而免。则愤而致书徐世昌，累五千言，发其事焉！然后知所谓“复辟”者，凡段祺瑞、冯国璋及世昌咸与于谋！世所传与《徐太傅书》，刊见《不忍》第九第十之合册者也。顾有为议论坚持中国宜虚君共和，不宜民主如故。既蹶不振，重草《共和平议》，条其利害，凡九万言，而叙其端曰：

吾二十七岁著《大同书》，创议行大同者。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吾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其得失，关中国存亡，至重也。不揣愚昧，以为邦人君子，百尔所思，不如我所知，以所见闻，草成《共和平议》四卷，数十篇。昔《吕氏》《淮南》之成，悬之国门，有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吾今亦悬此论于国门，甚望国人补我不逮，加以诘难。有能证据坚确，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

其果于自信如此！然发生民之疾苦，扶共和之极敝，至谓：“搔首问天，惟民国之鞠凶。今惟创业之伟人，争权之政客，藉以掠民争利者，数百人外，无不厌民主者矣！或者外国之游学生，中下阶级之军官，各学校之学生，蔽于近见而无远识，寡于阅历而侈听闻，与夫海外华商，空慕共和之美名，未受共和之实害，亦或安焉！自尔之外，数万万国民，无不闻民主而谈虎色变，畏之恶之，苦之厌之，但不敢公然笔之于书，以告我国民耳！则恐获罪云尔！”其言为人人所欲吐，其意则人人之所嗫嚅！未尝不可为世之大人先生当头一棒喝也！自是不问世事，创天游学院于上海。盛名所招，从游无算，独称乡人林奄方。每语人曰：“吾昔讲学万木草堂，门下最高材者，为曹泰与陈千秋二人。梁卓如之思路，常赖二子浚发尔。非其匹也。惜皆夭死，年不过二十五六，为吾生第一恨事！今林生茂才力学，意态与著伟绝似，而行纯无疵且又过之！”奄方年二十，而文笔奇警，思力亦伟，投函《甲寅周刊》为长沙章士钊所称道；字迹矫健，尤似有为。顾贫无所得食，投考上海邮局以执事，不能竟学也！有为尤以为恨云！

有为禀赋绝异，老而不衰。虽摈不容于世，然无所屈于人！复辟既败，所至见嫉，而有为未尝以自挫。其垂殁之年，实为一九二六年，以事至天津；人颇议其阴谋再复辟也。汉文《泰晤士报》訾之尤甚，标题康有为大逆不道字，连载数日不休。有为读之无怍色。长沙章士钊亦辟地天津；往过焉，谈次及之。有为微喟曰：“《书》云：‘兼弱攻昧。’今吾国士夫之昧，真是骇闻！共和国以民意为从违；民意多数曰何者，政即何从；其中并无独禁君政不谈之理。法兰西有君政党，赫然列席国会，岂是秘事？何吾人之昧，一至于此！”然言下亦无遽色，徐曰：“吾生平不喜攻人，惟著《新学伪经考》，为辨学术源流，有所诋 ，如箭在弦，不得不发耳。此外则一听人毁我，我决不毁人，士君子为国惜才，以诚接物，其道应尔。”士钊为神移者久之！而有为年则七十二矣！口辩悬河，声若洪钟，精神矍铄，见者辟易！士钊退语人曰：“二十年前，闻之服南海者曰：‘天下之丑诋南海者，其人直未尝见之耳！见之，未有不易侮为敬者也！’吾尝举其语以为笑！而今见之，乃信异人。”其明年，国民军再奠江南；有为走死于青岛，年七十三！

有为自以生平担荷斯道之重，比于孔丘；抗颜为人师，无所于让。方讲学万木草堂，弟子著籍者众；尤赏南海曹泰、陈千秋。曹泰，字著伟，年二十二，署语壁柱曰：“我辈耐十年寒，供斯民暖席。朝廷具一副泪，闻天下笑声。”最耽哲理，思想渊渊入微；尝为《儒教平等义》十余篇，未成。晚年欲穷魂学之精髓，以为佛教密咒，必有特别妙谛，捐弃百学以冥索之；居罗浮岁余，以暴病卒！其文豪放连犿，波谲云诡，能肖其心思。从有为作八比文，题为《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凡二千余言，万怪皇惑，不可思议！末两比云：“《同人》以啕为始，则忧患已伏于生时；可知泣血涟而，即降孕已受天囚之惨！”“《未济》以火为归，则乾坤必毁于灰烬；可知亢龙有悔，即上帝难为乞命之身！”有为亟赏其名理。侍有为游桂林，题诗崖壁曰：“大地权舆我到迟，也曾歌泣也怀思。深山大泽堪容剑，天老地荒独有诗。龙蛇昔曾归觉想，涅槃今欲证心期。我行幸有微风舵，元气舟中任所之！”盖亦哲人之诗也，其精神意趣可想矣。陈千秋，字通甫，与曹泰同县，累见姓氏于梁启超著书。梁启超以辛卯计偕试入京师。千秋赠以诗，有句云：“非无江湖志，跌宕恣游遣。苍生惨流血，敝席安得暖？”又为启超题箑数语曰：“伊川赏‘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通甫赏‘蝴蝶上阶飞，风帘自在垂。’二词谁工？请问知者。”好学能文，才望甲于一邑。以诸生推主西樵乡局，练民团五百人，兴一学校，建一藏书楼，治盗禁赌，风化肃然。乡中十余万人，奉令惟谨；而为豪强不便，起而讦之，千秋则发愤呕血以死也！尝为《仁说》一书，其持论略与浏阳谭嗣同之《仁学》相出入，又著《性论》《教宗平议》等书，皆未及成，临殁，则手取摧烧之。年二十二！有为尤恸之。其后有为命草堂诸子汇刊日课札记，系以诗三绝曰：“万木森森散万花，垂珠连璧照红霞；好将遗宝同珍护，勿任摧残毁瓦沙。”“春华秋实各为贤，几年伤逝化风烟。偶登群玉山头望，八万珠璎总可怜。”“万木森森万玉鸣，只鳞片羽万人惊。更将散布人间世，化身万亿发光明！”于时陈千秋、曹泰则已逝矣！故第二绝云云，盖伤之也！刻竟不成，而两人所著散佚既尽，其名氏亦渐湮没以无闻于世！世所知名者，首梁启超，其次三水徐勤。勤之从有为游者二十有四年，与有为共患难者十有五年；其待有为至忠且敬也！美、墨、非、澳、亚环海之国民党二百埠，皆附有为而隶属于保皇者；定名于丙午，因以丙午国民党名；皆勤总护之以秉成于有为！有为之居东也，日本前文部大臣国民党魁犬养毅，议员柏原文太郎同游于热海，驱车于汤河，俯仰海山，纵论人物，问于有为曰：“吾识先生门弟子多矣！若徐勤者，德行第一，至诚不息；其为孔门之颜渊耶？若梁启超之文学，其为门下之子夏乎？”独梁启超文章骏发，传诵海内，尤善论议，名高出于徐勤云。 8sIDmt+ohl8/PumtEr+c55n5WX9WOLG9wXneD9YpTqMv58Ry76bwgw17goJ+b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