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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形式既是由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又受生产力的性质的制约。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的大生产，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管理具有民主的和科学的性质。
“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是从反对科学管理和反对民主管理两方面进行的。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的浓厚封建性。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上的。而社会化大生产没有严格的科学管理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四人帮”却把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污蔑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炮制了一系列谬论来“论证”社会主义企业不需要科学管理。张春桥、姚文元胡说：“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相互关系。”这就根本否定了企业管理的地位。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们更明确提出：“我们能不能搞不靠规章制度，而靠政治工作办企业的经验。”由于他们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很大混乱。他们甚至攻击高度社会化因而需要严密的管理的铁道部门执行规章制度、按时刻表正点行车是什么“正点挂帅”，鼓吹“宁开社会主义晚点车，不开修正主义正点车”，造成了行车秩序的极度混乱，重大事故频繁发生。
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管理，“四人帮”还制造了一种“理论”，说科学管理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必须加以抛弃。这完全是一派胡言。科学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决不能和资本主义相等同。而且，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管理，对于其中科学的成分，也决不可以随意否定。随着工厂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资产阶级“企业管理学”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近年来，美国、日本、西德等国在企业管理中进一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管理，成为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
这个道理，对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原来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办法就更加重要。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四人帮”对待科学管理的绝顶愚蠢和荒唐的主张，是由他们极端反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列宁说过，在封建主义的手工生产条件下，“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
而在当时孤立、狭小、闭塞的个体农业和行会手工业中，家长和行东的个人意志支配也许足以适应组织生产的需要。“四人帮”是一伙生活在现代却对现代生产一窍不通、专靠权势地位和阴谋权术过日子的蠢人。张春桥曾说，“大庆那个岗位责任制，不是什么新发明，王熙凤整顿大观园，也就是老妈子、小丫头来个岗位责任制”。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封建庄园这样一种经济形式，只有封建庄园中对农奴、“老妈子、丫头”的管理这样一种管理形式。由此出发，他们当然要反对一切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了。他们指望依靠在各单位的一小批愚昧而专横的奴仆，对企业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在旧中国，封建官僚就是用这种方法经营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人描写清末官办工业实行的腐败官僚制度说：“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忸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朘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
请看前几年在“四人帮”篡夺了权力的地区和单位，那种管理腐败混乱，营私舞弊盛行，任用私人成风的情景，与这里形容的不是简直毫无二致吗？
合理的规章制度，既是对社会化生产过程实现科学管理所必要，更是由劳动群众共同对生产过程实行民主管理所必要。“四人帮”否定一切规章制度，也就否定了民主管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要实行各级帮派人物的个人专制。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地方，的确无需依据生产过程本身的要求并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规章制度，因为“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意志就是法规。在这样的体制下，他们的帮派兄弟都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对劳动群众生杀予夺。“四人帮”不是说他们主张“靠政治工作办企业”吗？实际上，“四人帮”所谓“靠政治工作办企业”是同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毫无共同之处的，它不过是施行超经济强制的一种好听的说法。前几年在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他们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办工业，办其他一切事业，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领导，“四人帮”在前几年曾打着“反对条条专政”的旗号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要“政府”。他们只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府，却一心要自己一帮的专制政府。在“四人帮”窃取了权力的地方和部门，他们搞“全面专政”比谁都厉害。在最富有多样性的精神生产部门，江青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直弄到喜儿的辫绳长几尺几寸，道具苹果重几两几钱，都有统一规定，有半点儿差错就以“破坏样板戏”论处。对于物质生产部门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四人帮”控制下的工业部门，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他们随意支配，所有企业都要听他们的号令，生产他们吃喝玩乐和篡党夺权所需要的产品，他们的一切胡言乱语都是金口玉言，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闻风而动，不得稍有违误，叫作“我们叫你们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力图建立一种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管理体制。而在“四人帮”帮派体系内部，则是实行层层“效忠”的封建行帮制度。张春桥说“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事情很清楚，“四人帮”的理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整的等级结构，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法西斯等级从属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