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为什么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

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采用现代技术，鼓吹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是“四人帮”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大特点。他们把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口号”，经常宣扬“只要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大会”“颗粒无收也没关系”“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一类谬论。

“四人帮”这种观点的反社会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能否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于像我国这样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里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就更加紧迫和突出。“四人帮”拼命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破坏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设，显然是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敌对的，他们代表的只能是剥削阶级的利益。

问题在于，“四人帮”所代表的是哪一种剥削阶级的利益。在对待生产力发展和现代文明的问题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重大的区别。封建制度下的地主经济和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是以保守的技术和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和变动，却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当新技术不能预示最大利润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阻扰技术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由于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资产阶级又必须应用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像列宁所说：“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都是剥削劳动的，在这个意义上两种制度都是‘绞索和奴役’。但是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闭塞状态被打破，劳动者进行团结和过自觉的生活的才能开始苏醒。” “四人帮”的经济理论，明显地反映了前一种奴役制度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制度是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趋于灭亡的。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中依靠的决定性武器，是工场手工业和由它发展而来的机器工业。而在工业还没有一定发展的地方，封建制度就较为稳定。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伴随着产业革命的进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席卷西欧，使一顶顶王冠落地。然而，在地处内陆的奥地利，封建统治却表现得分外稳固。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大言不惭地说：“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来，这是由于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阻碍了文明的传播，于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奥地利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所以，只要生产力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要手工劳动一直占统治地位，奥地利的封建王朝就能平安无事。然而，蒸汽机的应用、铁路的修筑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却使奥地利君主国的末日不可避免地到来。恩格斯指出：“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汽。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汽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汽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 总之，野蛮有利于封建制的巩固，而文明却要使它灭亡。所以地主阶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应用怀有本能的嫌恶和恐惧。

从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时起，封建统治者就对机器工业的发展可能给腐朽的“天朝”造成的危害怀有极大的戒心和敌意。清末封建势力按照买办成分的多寡分为两个主要派别：顽固派和洋务派。他们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态度有所不同，然而，对于西方技术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的疑惧和由此对新技术推广所采取的阻挠态度却是共同的。洋务派主张采用西方的军火制造方法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但他们对于使用机器的后果忧心忡忡。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广泛开办新式企业，力图保持对机器工业的封建官僚垄断。顽固派则采取更加愚昧死硬的态度。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咒骂为“奇技淫巧”，说什么“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如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 ，“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 。

在封建势力的阻挠下，旧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极为缓慢。以铁路为例，1865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试行火车，步兵统领衙门视为妖异，勒令拆除。1876年英美商人合资筑成吴淞铁路从江湾到上海一段，清政府派员交涉，用银28.5万两将该铁路收购，然后拆毁。直到1881年，由于开平矿务局运煤的需要，我国才有了第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清政府却说蒸汽机车行驶会震动睡在几十公里外皇陵中的“列祖列宗”，禁止用机车牵引，只许用骡马拖曳，把火车变成了马车。请把“四人帮”的言行同一百年前的封建势力比较一下吧。“四人帮”一方面崇洋媚外，大量进口外国奢侈品供自己享乐，表现出很大的买办性；另一方面却竭尽全力阻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胡说引进外国技术是“崇洋媚外”，鼓吹尖端技术的发展将使“红旗落地”，叫嚷大庆由外国引进化肥设备有失国体，必须加以拆除。虽然“四人帮”使用的是现代的、“革命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语言，他们的言论在实际内容上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者就像一对孪生兄弟那样惟妙惟肖！

对于如何对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各个经济学派别之间历来是有争论的。马克思认为，是否以发展生产力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的经济学和庸俗的经济学的分水岭。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把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当作最高原则；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认为，生产的发展应当限制在保证个人福利的限度内；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则以符合土地贵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反对“为生产而生产”。马克思赞赏李嘉图的科学态度，表示不同意西斯蒙第的观点，坚决指斥马尔萨斯的谬论。他说：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而马尔萨斯呢？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甚至企图为土地贵族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因此，马克思把马尔萨斯叫做“极端卑鄙”的“无赖” 。“四人帮”和马尔萨斯颇有类似之点。不过“四人帮”代表着比马尔萨斯更腐朽的社会势力。马尔萨斯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的代言人，“四人帮”的封建性比马尔萨斯更浓厚得多，政治上也比马尔萨斯更加反动。 0PQCiz4E4juez8y3i6+qj//BPNCRU7d4g6SV/mCgxLT8TUDOoH2SpesWCdhI4R7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