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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同近期经济发展提出了迅速改善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有关的。
1988年秋季，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经济调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依靠十年改革所激发出来的活力和强有力的行政手段，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89年秋季，通货膨胀得到明显的缓解。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能力闲置、企业收益下降、国家财政困难等问题。从1989年10月开始放松银根，力图“启动市场”。在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银行大量注入贷款，但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回升乏力，而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却迅速积累。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经济界人士正在努力探索，寻求一条走出当前困境的坦途。
从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出发进行分析，大致有三种可供选择的路子：（1）在基本上维持现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格局，只做某些小的修补和调整的条件下，主要靠不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和一定速度的增长。（2）强化对资源的集中计划控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整顿秩序，调整结构。（3）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依靠市场竞争力量和依托于统一市场的宏观调控，促进企业潜力的发挥、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国家财力的增强。解决办法取向上的这种差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人们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的。
认为行政配置方式和市场配置方式可以平起平坐地“结合”的人们，大概会选择第一种路子。但是，理论的分析和实际经验都证明，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必须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一个控制论系统，把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板块拼合起来，只会造成大量漏洞和严重摩擦，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现有的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双重体制”，是目前我国经济整体效益低下、经济秩序混乱和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深刻体制根源
，只要这种“体制失灵”的状况不做根本改变，就很难增强我国经济的活力并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而许多经济学家在深入研究了我国经济的现状后一致认为，这种思路是不足取的。
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改变目前状况的人们大体上都认为，“体制失灵”的原因在于：当前的体制既非集中计划经济又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上述两种体制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混乱体制。可是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却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想法。
一种是“行政集权解决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应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同志们大都持有这种主张。他们认为，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取向”问题。当时选择了市场取向，造成了目前的种种混乱现象，正是政治经济学所说“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无政府状态”的典型表现。现在应当纠正这个错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实行行政性的再集权，把主要企业、主要投资和主要物资掌握到中央部门手里来，由指令性计划调节；对企业的管理以“条条”为主；金融恢复到单一银行体系，强调专业银行的政策调节职能；等等。凭借这一套行政协调体系和严整的计划纪律，就可以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资源再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从原则上说，行政集权解决法是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恢复经济的稳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运用这套办法取得成功的先例。20世纪60年代初期调整国民经济就使用了这种办法。当时由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权”（体制下放）和“大跃进”，国民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和省、地、县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统一了思想，作出了加强计划纪律的“十项规定”和一系列行政性集权的决定，收回了下放给“块块”的企业，对金融、财政和统计实行“比1950年统一财经时管得更严更紧”的体制。在这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建立起来以后，经济调整便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地贯彻下去，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就渡过了1962年初最困难的阶段。虽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到1970年又因为“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而不得不再次进行大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但至少在1962—1965年这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这次调整中，不少同志赞成采取行政集权解决法。不过从1989年秋季以来，虽然尝试了多次，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有的同志认为，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是由于部分人具有本位主义思想和缺乏全局观念，只要采取坚决的步骤，还是可以把过于分散的权力收回来，重振计划纲纪的。我则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实行行政性再集权在政治上是否可能，而在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上是否可行。我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回到集中计划体制已经几乎没有可能性了。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其复杂程度已经比20世纪50、60年代高得不可比拟；二是利益主体多元化也已经走得很远。对于如此复杂多样、正在迅速变化的经济，恐怕是根本无法用指令性计划体制或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体制有效地加以管理的。
另一种主张是采取“市场整合（一体化）解决法”，即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流通体制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贸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把目前被切割得十分零碎、价格信号又严重扭曲的市场，比较快地整合为竞争性的国内大市场，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靠平等竞争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活力，改善结构，提高效率。
从解决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角度分析，采取这种办法是可以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见到成效的。但是目前对于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存在几方面的顾虑，或者说，有几种反对意见。
第一，政治方面的顾虑。
一些同志怀疑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否能够同巩固公有制的大方向兼容。的确，市场的形成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即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它同任何独家垄断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但是，公有制并不注定要采取目前这种政府一元化管理的形式。我认为，把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产生的法人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移到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关系上，就能创造社会主义大企业的崭新组织形式。把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改组为公有制法人（包括各种社团法人、金融机构）持股为主、个人持股为辅的分散持股的股份公司，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是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围内做到的。这样做，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效率，也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力量。
第二，经济方面的顾虑。
其一，担心采用市场整合的解决办法，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会损害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使它陷入混乱状态。其实这种把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看成互相排斥的，把商品经济同无政府状态划等号等传统观念早就被事实否定了。我们已经分析过，从运行状态上说的“计划性”（自觉保持平衡），完全可以通过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的办法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在后一种体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度发展，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必然使经济陷于无政府状态的成见的最好回答。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这种经济肯定是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
其二，担心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引起我国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其实，所谓价值规律，只是反映了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行为，它本身并不能引起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收入分配的差别，首先取决于财产初始分配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能注意防止初始分配出现严重不公正的现象，这种差别就不会过大。同时，对于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差别，国家还可以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如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进行再分配调节。可见，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防止个人收入过分悬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与此相反，对于货币经济过分的行政管制，倒是大量非生产性的“寻租收入”产生的真正基础。这是早已为我国双重体制下寻租行为猖獗、腐败蔓延的事实所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的。
第三种疑虑同上面两种有原则性的区别。它并不认为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只是觉得目标虽好，但很难实现。这种疑虑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从以行政协调为主的经济向以市场协调为主的经济的平稳过渡，不但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总供给同总需求的对比越是宽松，过渡的震动也越小），而且取决于企业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因此，在这一类过渡过程中，“长期稳定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或“渐进过渡论”（东欧近年改革）往往容易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如果条件允许从容地过渡，假以时日当然并无坏处。问题在于，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都面临由旧体制造成的恶劣经济环境。这种恶劣的经济环境，只能靠建立新经济体制来加以根治，而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此，经济体制越是失效，经济环境越差，就越有必要加快改革的进程，否则经济情况会愈拖愈糟，终至陷于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相反，倒是在创设必要条件的前提下，采取“短期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或“一跃而进入市场”战略（东欧某些国家），却相对地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果久拖不决，恐怕反倒不能避免被迫进行“休克治疗”（shocktherapy）的痛苦和牺牲。
回头来看中国，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国有成分放得比较活的情况下，想用强化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加强、支持公有制经济，恐怕难免落空。12年来，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国有工业同非国有工业产值的对比，已从改革初期的78∶22降为1990年的54∶46。国有企业在传统体制下日益相对萎缩的事实说明，固守传统体制绝非出路。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在技术力量、装备、经营者的素质等方面比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等要强得多，问题只在于机制缺陷。我们应当确信，搞好了改革，它们是能够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增强活力，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腾飞的。但是，如果用指令性计划或变相的指令性计划把全民所有制企业捆死，即使采取某些“输血”措施——贷款、减税、让利，作为国家经济骨干力量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仍然只能相对萎缩下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同时，在公共经济部门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贷款支撑的。大量地贷款而没有造成严重的物价上涨，又是靠居民储蓄实现信用回笼。1989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加1300亿元，1990年增加1900亿元。贷款是国家资产付出，其中一部分由于变成呆账、烂账而不再流回；而储蓄存款则同钞票发行一样，是国家的负债。这样一出一进，资产变成了负债。目前国家的负债同国有资产总额大体相当，如果上面所说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国家负债将很快超过国有资产。所以，想用强化对公有经济的指令性计划控制加“输血”“启动”的办法去巩固公有经济，结果会适得其反。所以，这种办法并不那么可取。
从另一方面看，大步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条件，似乎也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坏。首先，经过从1988年9月到1989年9月的一年治理，物价涨势迅速回落，甚至出现了所谓“市场疲软”的现象，这就给了大步推进改革以十分难得、稍纵即逝的机会。与此同时，对于十年改革中我国企业家素质以及竞争意识、赢利意识等的提高也不能估计过低。经过十年改革，目前在我国已经涌现出许多具有管理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的专业人才。只要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和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政企职责分开的决定，取消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大批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就会脱颖而出，在竞争的舞台上大显身手。此外，虽然目前我国国内市场还被条块行政系统切割得相当零碎，市场信号也因行政定价制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保留和多种行政干预而严重扭曲，但是市场已在命令经济的大量漏洞和缝隙中蓬勃成长，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开放进展得比较快、受行政指令约束较小的地区和部门，市场因素的成长势头强劲，它们一年来在经济调整中的优异表现，有力地说明了市场力量作用的发挥对于稳定局势和繁荣经济的重大意义。
当然，实行“市场整合解决法”也有不少的困难需要切实地加以解决。例如通过所谓“衰退的优化效应”奖优汰劣，迫使病态企业关、停、并、转，会伴生短期失业现象。对这种负效应的控制和救助，也需要作专门的研究。商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但是应当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大步改革必然带来的风险，也是可以控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如果能够抓住有利时机，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中央全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大力推进改革，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振兴是大有希望的。
总之，理论推导和国际经验都证明，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运行方式是一种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能够保证有效率地成长的经济体制。因而它的确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足进步，不仅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而且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越过了通向商品经济道路上的临界点，不可能再退回到旧体制去了。因此，“八五”计划（1991—1995年）和“十年规划”（1991—2000年）建立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或迟或早一定会实现的，问题只在于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如果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组织地推进改革，这一目标就能够比较快地得到实现，而且社会震动比较小，成本比较低。如果不是这样，道路就会更为曲折，党和人民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显然，我们应当争取走行程更短、代价较小的路，以造福于我国人民。
[1] 如1932年罗宾斯（1898—1984））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在处理可以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同它们的实际用途之间关系时的行为的科学”［Lionel Robbins（1932）：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2nd ed）（《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5，pp. 4］至今仍经常为人们引述。兰格（1904—1965）也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中稀缺资源管理的科学”［Oskar Lange：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s（《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13，No. 1（1945—1946），pp. 19-32］。在我看来，对经济学的内容和经济体制的功能作这样的界定，同马克思主义者给理论经济学所作的界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是相通的。把资源配置作为中心问题提出来，有助于正确把握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科学地理解生产关系本身。马克思说，生产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页］又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1849）：《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6页］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明确地把资源配置问题作为联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提出。不过，马克思毕竟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古典作家的行列。在他的时代，一定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还没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经济学的研究向资源配置这一方向深化，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但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成果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从马克思的观点后退，脱离生产过程去孤立地观察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经济学变成了意识形态导向的道德规范大全或条令汇编。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2] 虽然如同斯蒂格勒所说，斯密的精辟论述，至今仍然是“资源配置理论的基础”［George Stigler：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斯密教授的成功与失败》），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84（6）：1199-1213］，但它并没有对市场制度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理作出具体的分析。正像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论及福利经济学时所说：“亚当·斯密说看不见的手会使每个人的自私自利的行动趋于一个非常一致的最终结果。他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斯密从来未能准确地说出或证明道理在哪里”。［萨缪尔森（1976）：《经济学（第10版）》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