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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参与讨论的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有的从它们的所有制基础，有的从它们的作用后果，也有不少人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在相当多的场合，从不同角度提出的问题是混杂在一起的，因而不时发生“三岔口”式的争论，陷于低水平的重复。这种讨论很多都进展不大的情况，促使我们把讨论集中到实质性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上来。这样来处理问题，不仅可以使讨论少生枝节，认识步步深入，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源配置问题无论对于经济学理论还是对于经济建设实践都至关重要，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关于由用词的歧义带来的纷扰，可以以计划经济能否与市场、市场调节、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为例来说明。人们一接触这个问题就会注意到，讨论文献中的“计划经济”一词往往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从经济的运行方式立论，指明这种经济靠人们预先规定的计划在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配置社会资源。第二重含义则从经济的运行状态立论，指明在这种经济中，社会能够有意识地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的即按比例的发展。
从词义的历史演变看，第一重含义显然更具有本源的性质。本文着重从前一个角度讨论问题，同时在使用概念时尽量给以明确的界定，希望以此避免由概念不清产生的混乱。
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历来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 ，其原因大体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对生产一般进行的分析，又离不开两个公理性的假设：一是资源的稀缺性，二是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这样，根据一定时期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各种可能的用途之间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就成为在可用资源的约束条件下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的关键。为了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社会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竞技规则设定，即建立一定的经济体制。所以，说到底，经济体制是由处理生产问题的需要产生的，它的首要功能，便是有效地配置资源。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衡量各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长短优劣的最终标准，乃是它们能否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我想，这也就是近年来人们所强调的“生产力标准”的经济学含义）。
从原则上说，在社会性、协作性的生产中，资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和手段来配置：一种手段是行政命令，例如，不论在哪一种经济体制下，在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如一个生产单位）内部，通常运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另一种手段是市场力量，即通过商品在市场上按照价格进行的交换，在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部门、地区、企业、个人等等）之间配置资源。
按作用的范围划分，资源配置可以分为一个厂商（firm）内部的微观配置和厂商之间的社会配置。就后者而论，按照基本的配置方法，可以划分为两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1）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行政配置（有时也被称作“计划配置”），（2）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配置。
对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机理，古典作家只作过原则的说明。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商品生产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满足社会需要的论述。从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来，斯密的上述论述，也许只能算是一个天才的“猜想”，而不是严密的证明，因为他并没有具体说明“看不见的手”是怎样实现稀缺资源在各种需要之间的有效分配的。 [2]
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斯密进了一步。他们在论述“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时，指出了在货币经济中，社会劳动资源可以用于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数量界限，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一方面，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把社会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要量连接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如果社会生产是按比例进行的，不同类产品就按它们的价值出售；也就是说，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得出去。
这样，就触及到了资源配置问题的症结，达到了近似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不过，他们也没有作更详细的说明。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依靠价值规律这个“盲目的自然规律”维持的经济平衡，总的来说是评价不高的，认为这种平衡和协调，始终只是“通过经常不断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来实现的，不可能经济和有效，而且这种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自动）作用实现的协调本身就蕴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推动下，这种可能性必然变为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基础以后，采取按预定计划配置资源的行政配置方式。那时，组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者将“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都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重演”。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
。但是，他们正像没有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作具体分析一样，对在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如何对“劳动耗费和有用效果”进行比较，计算上述意义的“价值”，以便编制出能够较之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计划，也没有详加说明。
对于市场机理较为精密的分析，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瓦尔拉（Leon Walras）、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作出的。新古典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问题上，对市场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了具有数学精确性的分析。这些分析证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市场供求形成的均衡价格，能够引导社会资源作有效率的配置，使任何两种产品对于任何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任何两种生产要素对于任何两种产品生产的“技术替代率”都相等和任何两种产品对任何一个生产者的“边际转换率”同“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从而达到任何资源的再配置都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同时、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好的所谓“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状态。
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新福利经济学，不但对保证市场资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条件作了精密的分析，还对保证行政资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条件作了细致的研究。帕累托在1902—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两书中已经肯定，由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来制定和实施经过科学计算的计划，是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1908年，帕累托的追随者巴罗尼（Enrico Barone）在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中详尽地分析了在行政配置的情况下实现有效性的前提条件。他指出，只要这个“生产部”能够求解经济均衡方程，据此确定各种稀缺资源的价格，并使各个生产单位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安排生产，则经济计划也可以达到市场竞争力量所导致的相同结果，即稀缺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
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区别仅仅在于求解上述方程的方法有所不同：一个通过市场竞争求解，一个通过计划计算求解。所以，两者只在解法上有孰优孰劣或可行不可行的比较，而和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没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