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起始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在保持旧体制的基本框架条件下用一些变通性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政策调整的作用十分有限，只有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迎来经济的腾飞。

这样，中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就进入了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

按照新思路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要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对传统观念进行反思。这样，研究基本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就成为推进改革的必要前提。

进行市场化改革，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理论障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明确地断言：社会主义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大工厂，因而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必将消亡。针对这一问题，本书作者在本书选录的《“生产社会化”概念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观——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一个重要发展》（1985年11月）一文中，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说明，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并不必然导致企业规模的无限扩大，使整个社会变成一座“社会大工厂”（马克思语）或者“国家辛迪加”（列宁语）。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全能够经由众多独立企业通过市场进行协作而实现。

与此相适应，我在收入本书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年8月）和《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2年4月）两文中论证了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大致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两种模式可供借鉴。前者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后者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种差别并不显著。东亚模式通过提供“政策融资”和倾斜政策等一些既能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又能由政府灵活运用的经济形式，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在发展初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随着进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实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如果进一步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遭到在寻租活动中拥有既得利益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和阻碍，就会引来种种恶果。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清晰起来的。

除了以上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民主法治的意义等等，我也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对前人论述的批判性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参见收入本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1997年5月）、《从战略上改组国有经济》（1998年11月）、《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2007年2月）等文]。 dvs69RRYVp1D0VAQHq2IqViyggf/M4VZEf8T4en0NMxvQK2vdPGUyOr5t1JkfQ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