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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科尔奈教授的《国营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是一篇很好的论文。理由有两点：
第一点，我很赞赏他在论文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尔奈教授多次谈到过，匈牙利经济学界有着良好的讨论气氛，这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矛盾，生动活泼地进行讨论。他的这篇论文力求准确地描述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是这种气氛的反映。记得我们1981年开始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时，波兰经济学家W. 布鲁斯教授曾经说过，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一个前提就是要对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的讨论。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功，同匈牙利同行们这种科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次会议上和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也要本着这样的精神来进行讨论。
第二点理由是，把这篇论文讨论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起来，使人感到特别亲切。这是因为，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热烈讨论的。有几位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评论科尔奈教授的《短缺经济学》的时候，借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过的一句话，指出《短缺经济学》虽然是以匈牙利经济作为背景的，但“说的正是阁下的故事”
。就是说，这些分析对中国经济也是适用的。可以说，这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在读科尔奈教授的著作时的共同感受。我在读现在放在面前的这篇论文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
按照时间顺序，我把科尔奈教授在论文中谈到的问题分为（1）匈牙利1968年改革前解决了的问题，（2）1968年改革时面临的问题和（3）现在正在深入讨论的问题三类。这三类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学家近年来热烈讨论的，这一讨论还在继续进行。第一类问题涉及匈牙利在经济改革以前确定的一些总的原则，对于中国，这些问题还是很现实的。第二类问题是匈牙利1968年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类问题或者已经出现，或者今后将会面临。第三类问题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在开始全面改革十七年后的今天正着力解决的。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较晚，但在我们这里，匈牙利改革三个阶段提出的问题现在同时提出来了。这表明中国经济学界的进步，表明我们正在赶上来。
对于以上三类问题，科尔奈教授都根据匈牙利的经验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我想联系中国的情况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类问题是匈牙利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讨论，在改革开始前已经在原则上得到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工业管理制的改革应该是局部进行、还是全面推进的；或者说，是否应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原则上取消指令性计划，同时大体上建立起新体制的雏型。世界银行的马丁·斯然克先生昨晚对我说：一揽子全面改革还是单项局部改革之间的争论，是比较经济学的一个永恒性的问题。在中国，我们也长期热烈地争论过这个问题。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改革一项一项地进行，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认为，改革应当分阶段在经济系统的主要环节上同步配套地进行。从今年初科尔奈教授与《中国日报》记者吴若思的谈话
看来，科尔奈教授是了解中国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的，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在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具体讲了。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不需要一个买方市场的问题。这个问题科尔奈教授是放在文章第Ⅱ段讲匈牙利改革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时谈的，我把它提到前面，因为这涉及是否需要为改革准备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的问题。虽然从匈牙利的情况看，这个问题早在改革以前已经原则上解决了，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是不是需要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的环境的问题，一直有很大的争论，直到现在两种意见还相持不下。
大家知道，1981年经济调整后，在我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很快形成了买方市场。但是，1982年在一些领域就已经出现回到卖方市场的倾向。1984年下半年，这种逆转趋势迅速加强。到年底，中国经济几乎全面回到了卖方市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有截然相反的意见。
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认为，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因此，为了保证以市场发挥重大作用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就要尽力保持我们费了相当大代价才获得的买方市场环境。看来，我们这种意见至少得到三位卓越的外国同行的支持，他们是：布鲁斯、锡克和在座的科尔奈。不过，在中国国内反对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是相当强有力的，特别是某些富有现代西方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认为，建立和保持有限买方市场的要求既是不现实的，又是不必要的。他们说，第一，买方市场在我国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第二，供不应求可以促进增产，因此卖方市场有利于工业的高速度增长，有利于提前“翻番”。第三，正是因为旧体制下市场紧张、供应不足，才需要改革，如果在改革开始时已经建立了买方市场，这就无异于取消了改革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两种意见对决策都有一定的影响，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科尔奈教授谈到的第二类问题，是匈牙利1968年实施“新经济机制”时遇到过的问题。他用论文的主要篇幅分析了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问题集中在一点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经济机制要能够有效地运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科尔奈教授把它们叫做“市场有效地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四个相互依赖的条件”）。在他看来，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所以不能像原来预期的那样顺利运行，原因就在于这些条件的持续保持受到了原有经济体制，即命令经济的残余的限制和干扰。科尔奈教授在论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四个相互依赖的条件和它们在匈牙利所受到的限制。这四个条件是：（1）能够正确反映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也就是合理的价格体系。（2）国有企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3）普遍的买方市场。（4）竞争的市场机制。我同意科尔奈教授的基本分析。关于第三点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其余三点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就中国的情况讲一点意见。
我很同意科尔奈教授关于经济机制有效运行的诸条件是相互依赖的的观点。针对我们过去在考察经济体制时系统论的观点不强的缺点，近几个月我在不少场合讲过，我国新的经济体制作为一个系统，应当有三个互相联系的主要环节。它们是：（1）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正确反应的企业；（2）竞争性的市场体系；（3）以间接控制为主、能够自如地进行调节的宏观调控体系。以下分别就这三方面进行讨论。
科尔奈教授把价格体系的合理化作为第一个条件。我想强调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正确反应的企业是首要条件。因为这涉及新的经济系统是由什么样的元素组成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系统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用科尔奈教授的话来说，是由与上级机关的父子关系减弱到很低度、或者说预算约束硬度提到相当高程度的企业组成的。如果说在匈牙利企业对国家的纵向从属关系还存在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就更为严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纵向从属关系还是占支配地位的。我可以举出一些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国有企业纵向从属于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的表现：
（1）企业领导人完全是行政任命的，而且企业处在上级行政机关严格的管束之下。我们的会议
昨天议论到中国公司。在我看来，除了少数例外，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公司是行政性的或者基本上是行政性的。中国的公司最早是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在上海建立的。这些叫做“专业公司”的公司从一开始就是行政性的。在改革试点进程中，通过“简政放权”建立的公司也多半是行政性的。中央的部和省向市放权，但是往往放到市一级就发生“中间梗阻”了。而且，市行政当局和市属公司比中央和省对企业管得往往还要紧。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特别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政企不分的情况正在向下延伸。我们的许多乡镇企业，与乡镇党政领导的父子关系有时并不比国有部门弱。
（2）指令性计划在一些重要方面保留，而且指导性计划也指令化到了与指令性计划没有原则区别的程度。对什么是指导性计划，中国经济学家是有不同看法的。现在因为卖方市场的强化，领导机关很难用间接的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因而指导性计划也要普遍下达到企业。同时由于行政任命企业领导，为了得到上级的好评，企业领导就必须想办法完成计划指标。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其他办法进行“指导”。一是通过物资供应：完成计划就给物资，不完成就不给，给了物资而没有完成计划明年扣还；另一个办法是用投资进行控制，保证完成“指导性计划”才给资金。
（3）投资决策基本上是由行政领导机关作出的。现在全部投资都叫做“拨改贷”了。但这种贷款在相当大程度上并不是真正的贷款，因为一部分是“戴帽下达”，由上级机关指定了贷款用途的。银行发放的贷款也有相当部分要预先由上级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即使真正的银行贷款，由于利息很低（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付息和偿还又是在交纳所得税和调节税以前进行，所以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很小。
（4）“利改税”的本来意图是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但由于价格、税收等制度的改革尚未进行，企业经营并不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进行的，为了尽量排除外部因素对各个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便设立了一种实际上不是税的特别税，叫做“调节税”。“调节税”采取“一户一率”的办法，税率按照与企业原来的利润留成率负相关的原则确定。而且设计税率时还要遵循“保护既得利益”的原则。此外，由于确定税率缺乏客观标准，在企业与主管机关之间讨价还价的情况相当严重。主管行政机关往往“抽肥补瘦”，对某些企业实行“照顾”。这样就使预算约束软化到很高的程度。
（5）最后，我们没有破产法，也没有实行破产制度所需的配套措施，比如说社会保障设施，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不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被淘汰的。
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基本环节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新体制下的价格应当既反映劳动耗费，又反映供求关系。但是向新的价格体系的过渡进行得不是很顺利，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方面。这方面的价格不合理使国民经济效益受到损害的情况过去一直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存在的一物多价的多重价格制度（在中国被称为“双轨制”），使价格信号的扭曲更严重。多重价格体系有许多弊端，其中之一是把不同的企业放在不同的竞争条件下，出现了效益差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排挤效益好的企业的情况。例如，由于存在多重价格，对钢材的多余购买力集中在只占销售量10％的议价钢材上，使后者价格不正常地高于调拨价两三倍。这样，边际生产成本很高的小土炼铁炉、小土焦炉、小炼钢电炉在一些省份大量发展，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很大浪费。由于存在多重价格，甚至出现了这样荒谬的现象：等外品比起合格品赢利性更高，因为对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来说，合格品是一种调拨物资，是要按国家定价出售的，或者是要按国家定价卖给外贸公司的；等外品不合格就可以由外销变为内销，内销变自销，卖高价。所以有些企业就愿意生产不合格的产品。此外，因为同一种商品（包括货物、资金、外汇等）的多种价格相差悬殊，就给倒买倒卖、以非法手段赢得高利留下了漏洞。
在市场的形成上，由于政企不分，企业隶属于地方行政单位，采取非公平竞争手段的情况还相当多，地区之间的封锁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新经济体制的第三个基本环节是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方面我们的进展比前两个方面还要差一些。
在间接控制的体制下，金融系统起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银行系统从命令经济条件下那种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向新的银行体系过渡的进程很慢。此外，财政税收体制和外贸体制上也还有不少问题。
总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直接的行政控制在很多部门都已经被突破，而间接调控体系又很不完整。双重体制的存在，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某种程度的失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我们稳定经济的措施收效不快。
对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传播这样一种思想：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是系统的，或者说是同步配套的。拿上面讲的三个主要环节来说，就应该同步配套地进行。但这种思想过去并没有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经济改革的实质问题就是放活企业。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仅就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来说，单提“放活”也是有片面性的。在这方面，应当说我也得到了科尔奈教授的著作的帮助。科尔奈教授提出的“父子关系”（Paternalism）这个概念，应当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政府对企业像父亲那样严格地管束，另一方面就像父亲对儿子那样多方回护。我们过去比较强调第一个方面，所以认为企业管理改革的要点就是“放活”，而对第二个方面考虑得不多。正像科尔奈教授所说，企业总是或者纵向从属于上级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横向从属于市场，问题是从纵向从属向横向从属转化，而不是让企业处于某种“从属真空”之中，只负盈、不负亏，既不受制于上级行政管理机关，又不受制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从中得到激励和鞭策。
科尔奈教授提出的第三类问题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解决的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问题正好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最近一段时间讨论得很多的。这些问题环绕刚才谈到的新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环节如何完善和提高而产生。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在这三个基本环节上，新的体制还没有能基本建立起来，比起匈牙利要落后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匈牙利在新经济体制较高发展阶段上提出的问题，并且进行了很热烈的讨论，这说明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
对科尔奈教授谈到的问题，我想提出其中两个来进行讨论。
一个是投资领域的纵向从属问题。我以为，投资的纵向从属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在投资决策方面的自主权不够；二是资金的流动性不足，从而生产要素不能向效益高的地方集中。科尔奈教授论文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似乎是扩大企业内部资金来源。他说，在匈牙利大企业有48％的资金是外来的，应当减少外部资金，增加内部资金。在中国也有经济学家提出类似的主张。例如，有同志主张把企业留利的比重由目前占纯收入15％左右提高到20％—30％。我的想法有一点不同。我以为解决投资决策纵向从属问题，主要地得靠建立资金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条件下，现在扩大企业在毛利中的留成比例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企图用这个办法来提高投资效率的想法恐怕也比较难于实现。现在的情况是：企业留利按原来规定要有相当部分用于投资（生产发展基金），但是在多数企业都变成奖金和补贴分掉，转化成消费基金；或者被别人“集资”集走了，而所谓“集资”的运用并不都是很合理、很有效的。如果再提高企业留利的比重，在现有体制下只会进一步增加消费基金，并不能增加企业的投资，更不会提高投资效率。通过资金市场来解决企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既可以解决企业投资决策自主权不够的问题，又可以解决要素流动性不够的问题。
进一步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资金市场？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有很大的争论。这里无法详细陈述我的意见。只能原则地说说我和我的一些同行的分歧点。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致是按欧美方式来考虑我们如何开放资金市场的，就是说，全面开放资金市场，既开放一级市场即证券发行市场，又开放二级市场即证券流通市场，如股票交易所等。我个人更倾向于五六十年代日本高速成长时期的方式。这种区别于欧美方式的资金市场，要点有两个：第一是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第二是近期只开放一级市场，把开放二级市场放到我国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去考虑。
科尔奈教授提出的第二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界最近一年来也有非常热烈的讨论。昨天的会议上，几位中国经济学家对股份制问题发表的意见，局部地反映了这一讨论。与上面的一个问题相联系，我以为股份化对国有企业来说在短期内，比如五年内，可能还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也许我们还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国有企业内实现所有与经营的初步分离，第二步再考虑所有与经营的彻底分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