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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匈牙利近三十年的改革了。近年来，人们对于匈牙利改革的进展谈论得很多。可是，如果进一步探问它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革过程中有哪些错失，为什么在七十年代前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以及为何至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却又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各有各的说法。J. 科尔奈
的《宏观政策的改革：匈牙利的经验》，对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亲身参加改革的经济学家的第一手观察资料。以此作为背景材料，配合研究匈牙利作者（包括科尔奈本人）的其他论著，我们将能够深化自己的认识，得出某些大有益于我国今后改革的结论。
如所周知，匈牙利在1968年对旧经济体制进行了一次激进的改革，原则上取消了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和物资调拨计划，部分地放开了价格，从而向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大大跨进了一步。但是，时隔二十年之后改革者所追求的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调节体制并没有完全形成，特别在七十年代初期发生经济困难以后，旧体制在许多方面重新得到加强。以后虽然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企业对上级行政机关的“纵向从属”这种命令经济的典型表现，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流行甚广并且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回答大概是这样：匈牙利组织制度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滞后，使某些思想保守的人士保持了比较多的阵地，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向企业发布指令，使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难以发挥，而且他们一旦得到有利时机，就对新体制及其代表人物发动反击，扩大行政权力，把改革拉向后退。
乍一看来，这种回答是同人们的直观印象相吻合的。然而仔细想来，它给予人们的满足只是表面的。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改革，正如不可能没有拥护者一样，也不可能没有反对者。问题只在于，改革本身的合理性将使反对者减少和削弱；而如果改革的方案设计不周或者执行中出现了大的疏漏，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事实上，在社会各阶层，特别对旧体制已经习惯的领导机关中，总有一部分倾向于保持和恢复旧体制的人。如何正确处理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正像奥塔·锡克
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从来是一个很费斟酌的问题：如果对原有的机构和不能适应新体制的干部过分迁就，固然容易造成改革的“中间梗阻”；而如果操之过急，又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容易增加改革的阻力。所以，优先进行组织改革的可行性以及利弊得失，是一个还需研究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预先进行了组织改革，包括组织制度在内的全部新体制是否能够牢固地和持久地占领阵地，而不致发生“复旧”的逆转，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新体制能否有效地运行。如果实践证明新体制的确较之旧体制更优越，效率更高，能够给人民以更多的实惠，那么，反对的呼声即使原来很强烈，也将会日趋衰落。反之，如果新体制存在重大的缺陷，又不能及时得到补救，那么，经济上的客观要求将比一切政治上、思想上、道义上的理由更有力量，使旧的行为方式和管理体制卷土重来。即使原来没有新体制的反对者，也会产生出新的反对者来的。
所以作为改革者，应当从自己的错失中寻找对方得以起作用的原因。换句话说，要研究新体制的缺点和漏洞，检讨改革实施过程的疏忽和失误，才能找到防止和补救的办法。科尔奈的论文，正是这种研究得出的一个成果。
说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的缺点，国内经济学界也有一种广泛流行的看法，即认为问题在于企业的活力不足，没有能够做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看来，这种看法也有失之过于简单的缺点。
新体制下的匈牙利经济，的确存在企业仍然从属于行政上级，因而缺乏活力的巨大缺陷。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探究，这种缺陷是怎样形成的。如所周知，匈牙利在1968年改革一开始，就对扩大企业自主权采取了科尔奈所谓“激进的、连贯的”措施。领导上排除了各种“折衷性的建议”，“完全取消了对企业颁发的短期指令”（即指令性的生产和物资调拨计划），使企业获得了自主进行产供销等短期决策的自主权，同时自然就要承担对自己的盈亏的完全责任。按理说，在采取了这样大的“松绑放权”动作以后，企业应当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整个社会经济也应当具有商品—市场经济所天然具有的活力。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这就说明，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不仅要从它本身去寻找（这方面的探究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如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还要从其他方面去探索。
我们知道，商品生产者要能够发挥他们的经营主动性，商品—市场经济要能够有效地运行，有一个必须具备的前提，这就是要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不仅有货物和服务的竞争性市场，而且有货币资金的竞争性市场（即金融市场）。这样，企业之间才能在公平竞争中你追我赶，优胜劣汰。同时，生产要素才能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种类型的企业之间流动，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而这种决定性的条件，却没有被匈牙利改革创造出来。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改革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把着眼点放在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上。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无论是“宏观决策权归中央、微观决策权归企业”的布鲁斯模式，还是“大权（扩大再生产的长期决策权）独揽、小权（简单再生产的产供销短期决策权）分散”的孙冶方模式，都有忽视商品—市场经济运转的枢纽，即竞争性市场体系如何建立和完善的缺陷。特别是前一种模式当时在东欧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匈牙利1968年改革的基本设想，显然就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匈牙利改革在保证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形成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竞争性市场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有了这样的体系，才能形成能够反映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各种投入要素和产出品的合理相对价格（比价）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参数，就能够通过企业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把它们的经营活动引导到符合于社会目标和整体利益的轨道上去。匈牙利在1968年改革之初，曾经确定了价格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所谓“三种四类价格”[即：（1）固定官价；（2）有官方限制的协议价格，包括有最高限价的和由官方规定浮动范围的两类；（3）真正的自由市场价格]，逐步过渡到自由价格制度去。然而，这一过渡进行得很不顺利。第一，价格自由化进行得十分缓慢，管理价格和变相的管理价格始终占优势。第二，即使是采取非管理价格的部门，由于匈牙利工业的集中程度很高，不少产品由单个企业独家生产，在这类非竞争部门也难于通过竞争形成供求均衡价格。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不少产品价格的扭曲。然而国民经济中各种产品的比价关系是一个体系。正如科尔奈所说，“要是价格体系中一些重要部分开始扭曲，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比价体系的扭曲。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比价体系充满任意性”。他说得完全正确，“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一系列局部性的‘零敲碎打的价格改革’能够建立一个总体上不扭曲的合理的价格体系”。
科尔奈的另外一个论断，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如果没有灵活、有效的价格信号，就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可言。而我们目前所做的，距灵活、有效的价格信号还差得很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化的生产中，总要有一定的社会机制来合理地配置资源，不能由市场机制（包括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只好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二者必居其一。匈牙利原价格和物资局局长B. 西科斯—纳吉（Béla CsikósNagy）说得很明确，由于匈牙利还缺乏实行间接调节所必须的先进的货币制度，“如不使用直接的办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按计划调节。”
因此，在新体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客观上存在着或多或少地恢复某些行政干预手段的必要性。而这种经济上的压力，自然会找到它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去促其实现。
以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干预而论，1968年的改革从原则上否定了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当时假定的前提是：既能反映成本又能反映供求的价格，会自动地通过盈利的多寡对企业取得的效益作出评价和奖惩。可是，在比价关系不能正确反映产品的相对稀缺程度时，企业的盈利高低也就不能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真正差别，这种“苦乐不均”现象的存在，形成了主管机关对企业利润进行“再分配干预”（加税或补贴）的动机。最后，如同我们知道的，在匈牙利各种非规范的特别税和补贴竟然达到200—300种之多。
科尔奈在《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中描述了情况恶化的整个过程：在行政机关同企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因为原始盈亏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效益，企业和上级双方都常常提出额外税收或额外补贴的要求。当然，这在许多场合下都是合理的争论，但它却导致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由于价格是主观随意的，通过财政再分配来补偿就成为必要；由于财政再分配范围极广且有很大的随意性，价格也愈加变得主观随意。”
前面已经指出，对于商品—市场经济来说，重要的不仅要有一个竞争性的货物和服务市场，而且要有一个容许货币资金横向自由流动的金融市场（首先是短期金融市场即货币市场，然后是长期金融市场即资本市场）。只有建立起金融市场，市场机制才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和实现资源优化的重任。然而，由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改革理论把投资这种企业的长期决策权视为只能由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宏观决策权”或“大权”，匈牙利的1968年改革甚至没有提出建立金融市场的要求。因为，“在投资领域，企业依然存在着十分强烈的纵向依赖。”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和重新配置资本的唯一手段只能是通过财政和旧式银行来实现纵向的行政协调。“这既是软投资预算约束的结果，也是它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就必然会愈演愈烈。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改革之后，经理的主要目标仍是取悦上级而不是取悦顾客”。
与金融市场相联系的，是银行这个商品—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宏观调节系统的建立。在匈牙利的改革中长期忽略了这个问题，甚至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设的问题也还提出不久。在金融改革未能及时实现的情况下，当遇到1973年那样的经济困难而没有能力通过间接调节手段作出灵活而及时的反应时，恢复旧的行政管理办法也就成为很有吸引力、而且有时简直没有其他选择的对策了。
总之，从科尔奈的论述和其他匈牙利文献可以得出结论：虽然组织制度的改变滞后和保守力量保留了较大的阵地对于匈牙利改革在七十年代的反复起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这种困难和逆转还有经济方面的，或者说新体制本身设计不周和实施偏差的原因。这就是说，它存在重大的缺陷，特别是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和以金融机构为骨干的宏观调节体系的形成上有很大的不足，造成了国民经济体系运转中的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保守的人们所利用，为他们抨击新体制和鼓吹恢复旧体制提供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据。
匈牙利的1968年改革是以“一揽子”的配套改革著称于世的。当它的缺点和不足显露出来并为人们广泛议论的时候，有些论者据此认为，匈牙利改革中出现的这些曲折和困难，说明了配套改革并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实现，因此配套改革的思想是不足取的；改革应当针对当前遇到的现实矛盾，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积之长久，自然会建立起一种较好的经济体制。我觉得，上述结论很难从匈牙利的经验材料得到印证。恰恰相反，包括科尔奈在内的匈牙利人士的分析表明，匈牙利改革之所以出现困难，并不是由于经济体系各个环节上的改革过于配套，而是由于它们之间配套不足。特别是在形成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和间接调控体系方面配套不足，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所以，匈牙利的经验给予我们的，也许是另外一种信息。这就是：改革者固然不应企求一切环节上的改革在一个早上统统实现，却应当争取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新经济机制的主要支柱树立起来，使之能够开始运转，由此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然后在这种初步配套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改进。人们说，配套改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改革取得成功。这个负判断当然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在于：不配套的、零敲碎打的改革却一定不能成功，这更是一条已经为各国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