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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被粉碎，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时国人面临着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揭开旧路线和旧体制的“革命”华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二是找到体制革新的正确方向，以之作为指针来营建新体制。
本书作者和理论界的一些同仁积极参与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收入本部分的6篇文章，反映了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
我国经济学界对极“左”经济理论的系统批判，是从批判“四人帮”上海写作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的，而我对这种经济理论的批判，则是从清理自己20世纪60年代曾经接受和宣扬过的同类思想开始的。我在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发起召开的经济学界批判上海写作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社会主义“两重性”问题的再探讨》（1978年3月）发言，既是对极“左”理论的批判，也反映了对自己60年代错误认识的反思。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揭批“四人帮”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对于极“左”理论的实质何在，存在好些不同的说法。我根据自己与顾准
的讨论和后来去昔阳和大寨等地的调研，痛切地感到中国社会膏肓之疾在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写了一系列文章，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极“左”路线的专制主义和宗法制度的本质[参见收入本书的《论“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1978年7月）和《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1981年3月）两文]。
至于讲到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新体制，我的思想就不是那样清晰了。当时大家从对外国经济的观察中得到的共识，是市场经济具有巨大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然而由于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同时还保留着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种种偏见。因此，我们就很容易接受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也就是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引入市场的作用，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和加强市场价格信号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收入本书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1979年1月）和《关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1982年10月）两文都表现出这种特点。
对我来说，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得到消除。从收入本书的《从匈牙利经验看我国当前的改革》（1985年8—9月）一文也可以看到，我在提高经济学素养和汲取苏东国家经验基础上超越市场社会主义和形成整体改革思路的演变历程。